华盛顿
邓小平在1月28日抵达华盛顿并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便出席了在布热津斯基——邓的反苏和支持关系正常化的盟友——家中的非正式小型晚宴，这是去年5月他就答应了的。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邓小平看上去难免有些疲劳，但据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和妻子展示了出色的幽默感，邓则证明了自己反应敏捷。布热津斯基说，中国和法国的文明都自认为高人一等，邓小平答道：“不妨这么说，中国菜在东亚是最好的，法国菜在欧洲是最好的。”[11-68]布热津斯基说，卡特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时，遇到过美国国内亲台湾的游说团体的麻烦，他问邓小平是否在国内也有类似的麻烦。邓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台湾的1,700万中国人就反对。”[11-69]
席间有人问邓小平，如果中国受到苏联的攻击，会作出何种反应。邓小平对在座的人——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布热津斯基、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中国有核武器，可以打到布拉茨克大坝、诺沃西比尔斯克，甚至有可能打到莫斯科。毛泽东曾说过中国能够打持久战把敌人拖垮，从核打击和外敌入侵中挺过来。邓小平对最坏的情况也有通盘的考虑。在这次非正式的交谈中，他很严肃地对布热津斯基说，他希望和总统有一个小范围的私下会晤，谈一谈越南的事情。[11-70]
第二天1月29日，邓小平在上午和下午都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午餐由万斯国务卿做东，晚上则是正式的国宴。卡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和他会谈很愉快。”[11-71]卡特说，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也对他的讲话提出了一些问题。在次日上午他们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中，据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和邓小平坦诚而直率，他们的讨论更像是盟友而不是对手之间的会谈。
第一次会谈时邓小平请卡特先发言。卡特介绍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强调美国感到有责任帮助世界人民改善生活质量，其内容包括政治参与、免于本国政府的迫害、摆脱外来强权。轮到邓小平发言时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两大强权，但他们最近开始认为美国的危险要小于苏联。接下来当邓小平谈到苏联扩张主义的潜在危险时，他变得专注而且极其严肃。他承认中美两国现在结成同盟没有好处，但他相信两国应当密切合作对抗苏联的扩张。
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在邓小平看来，苏联和越南已经建成一个亚洲集体防卫体系，威胁着所有周边国家。“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需要长期和平”，因此中美两国应当协调行动，遏阻苏联。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与南韩直接接触，但他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能够举行走向重新统一的谈判。[11-72]中国也可以同日本——他去年10月刚访问过那里——合作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他在赴美之前也曾对《时代》周刊的赫德利・多诺万（HedleyDonovan）说，中国要同日本和美国一起对付俄国这头北极熊。[11-73]
下午的会谈——1月29日三次会谈中的第二次——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再次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的私下会谈，讨论一个机密问题。于是卡特、蒙代尔、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同邓小平和他的译员一起离开了在座的其他人，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谈中，邓小平以严肃而又果决的作风，说明了他要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的计划。他解释说，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造成了严重危险，这将以越南占领柬埔寨作为起点。邓小平说，必须打破苏联的如意算盘，适当地给越南一个小小的教训。卡特想让邓小平打消进攻越南的念头，不过他没有说反对此事。他表示担心，中国如果进攻越南就会被视为侵略者。他知道这将更难以争取到国会对中美合作的支持，尤其考虑到，维护和平正是他的行政当局为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理由之一。
次日邓小平又和卡特私下会晤，就中国进攻越南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他连夜亲笔写好的纸条，解释他为何建议中国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卡特说：“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未来产生严重关切。”[11-74]邓小平解释了他为何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证，即使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也会在10天到20天后撤出。邓小平又进一步坚持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后邓小平和卡特回到众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邓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严肃的任务之后，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11-75]
美国和中国都担心苏联有可能介入中越冲突。邓小平访美后不久，美国官员就发出警告说，苏联如果开始利用越南的金兰湾作为海军基地，将是严重的挑衅行为。[11-76]虽然卡特不支持中国打越南，而且后来将这一点通告了苏联，但是当中国在2月对越南发动进攻时，邓小平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苏联对于站在越南一边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他们现在要担心美国有可能采取某种报复行动。
邓小平在华盛顿期间也希望落实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然而卡特总统对学生交流却有自己的顾虑。他首先抱怨说，中国把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隔离开来。邓小平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大学的生活条件不好，想给外国人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环境。卡特接着又说，他不希望由中国来选择哪一些外国学生可以被接受。邓小平笑着说，中国足够强大，可以承受一些背景不同的学生，中国也不会将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是否接受他们的标准。他又说，对记者的外出采访活动仍要加以限制，但不会审查他们的稿件。
在最后的会谈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协定。邓小平表示，假如美国和日本敦促台湾与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它们就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对卡特说，北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对台湾动武：一是台湾长期拒绝与北京谈判，二是苏联涉足台湾。[11-77]
据布热津斯基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大概是卡特入主白宫四年中最为讲究的宴会。[11-78]据卡特本人说，在1月29日的宴会上，由于邓小平个头小，兴致又高，在他的女儿艾美和其他在场的孩子中间大受欢迎，双方似乎都十分愉快。[11-79]邓小平的女儿在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时也说，父亲很享受儿孙绕膝的乐趣，尽管他说话不多。
卡特利用国宴的机会，善意地与邓小平谈起两人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不同观点。卡特过去当过教会主日学校的教师，年轻时曾把零花钱通过教会捐给在华传教士。他赞扬了传教士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指出在华传教士中有不少好人，还提到他们所创建的学校和医院。邓小平回答说，他们很多人都想改变中国的生活方式，他承认一些教会学校和医院仍在运转，但是他表示反对批准恢复传教活动。卡特还建议邓小平允许发放《圣经》和信仰自由。当卡特后来访华时，他对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尼克逊访华时邓小平还在江西的“桃花源”中下放，但邓访美时提出希望与尼克逊见一面，代表中国人民向这位在恢复中美邦交上作出贡献的前总统表达谢意。卡特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两人私下见面，卡特也邀请尼克逊出席了为邓小平举办的国宴，这是尼克逊在1974年8月不光彩地离开之后第一次回到白宫。[11-80]这次白宫之行后，尼克逊给卡特写了一封周到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卡特的建交决定，并就美中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11-81]
国宴之后是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国电视观众做了直播，一位美国官员说它“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间最风光的一个晚上”。[11-82]佐治亚的花生农场主卡特和军人邓小平，他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手拉着手站在一起。当他们被介绍给观众时，乐队奏响了英文歌曲〈好想认识你〉。[11-83]包括艾美・卡特在内的一群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了几首邓小平喜爱的歌曲后，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们的手。据蒙代尔副总统说，当时大厅里人人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也许并没有夸大其词。[11-84]
在与内阁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他在1月31日和他们的会谈中预言，如果中国能得到贸易最惠国地位（事实上是指正常的贸易关系），那么用不了多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当时与美台贸易额差不多）就能扩大十倍。在与行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与美方达成了解冻中国在美资产和美国在华资产的协议。美方官员同意，除了将各自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两国还将在其他城市设立两个领事馆。邓小平还和美方人员讨论了两国开通直飞航线需要做的事情。中方官员同意制订一个让美国媒体在华设立记者站的时间表。邓小平还参加了一些促进学术和科学交流的会谈。
邓小平并不完全明白逐步提升技术所需的过程，他也不完全理解私人公司要利用专利和版权收回其研发成本的考虑。邓小平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些复杂的问题，仍对此怀着过高的期望。他简单地宣佈，他要的不是70年代的技术，而是最尖端的技术。[11-85]
在与国会参议院的会谈中，他的东道主是参议员罗拔・比尔德（RobertByrd），在众议院会谈中接待他的则是众议院议长提普・奥尼尔（TipO’Neill）。对奥尼尔谈到的分权制度，尤其是立法和行政部门为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这一点，邓小平很着迷。他本人颇为喜欢奥尼尔，后来奥尼尔又应邓之邀去北京会晤了邓小平。但奥尼尔后来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11-86]
在邓小平与国会的会谈中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允许人民自由移民。国会在四年前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希望移民的人自由离开，然后国会才能批准这些国家享有正常贸易关系。当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他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再也不敢追问下去。结果中国得到了豁免，得到了最惠国待遇。[11-87]
尽管作了精心准备，一个为美国的“中国通”而举办的招待会在地点选择上还是出了大漏子。招待会的举办地点是国家美术馆的东展厅，这座漂亮的建筑由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之所以选择这里是为了彰显华裔美国人的作用。参加招待会的是关心中国的工商界、学术界和外交界人士，主办方是外交政策协会、美国国家美术馆、美中关系委员会、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学会和美中商会。这是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盛大集会，其中很多人已经在香港相识，因为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那里是政府、新闻界、商业界和学术界观察中国的主要中心。这是个喜庆的时刻，也是一个很多参加者为之努力并期盼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是贝聿铭后来听说这次招待会请邓小平在那里讲话后，感到十分错愕，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为公开演讲进行声学设计。事实上，当邓小平讲话时，尽管有麦克风，参加招待的人仍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们继续跟朋友们不时地相互寒暄。邓小平身边的人知道他不高兴，但他继续念自己的讲稿，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仿佛是在对党代会上一群听话的、坐着一动不动的党员们讲话。[1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