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交突破：1978年6月–12月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两国开始秘密协商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架构。双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台湾问题是决定谈判成败的关键。万斯在6月28日将美方关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建议电传给伍德科克，让他转交黄华外长：如果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的文化与商业交往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总统准备在中国宣佈的三原则框架内实现关系正常化。谈判将在北京每两周举行一次，依次讨论关系正常化之前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伍德科克还建议，在北京的例行谈判中，双方首先讨论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和正式建交公报的性质。这就是说，双方首先处理比较容易的问题，以便使谈判取得进展，然后再处理更棘手的问题，例如美国的对台武器出售。他们的目标是在12月15日之前，即美国国会选举几周之后达成一致。[11-37]第一次会谈于7月5日举行，历时40分钟，双方协商了程序，就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作了初步的一般陈述。[11-38]
在中国方面，邓小平虽一直关注着谈判过程，但直到最后才直接加入到谈判中。最初参与谈判的黄华外长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方面经验过人。1936年他曾带着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从北平去陕北见毛泽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风格迥异的领导人手下都工作过，文革期间他一度是中国唯一的驻外大使。他对没有得到授权的事从不多言，能够如实传达邓小平的情绪，不管是愤怒还是善意。1971年他赴纽约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11-39]在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他有两个助手章文晋和韩念龙，二人都是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出色外交官。
双方派到谈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团队。卡特选择伍德科克这个劳工领袖和专业调解人担任大使级的驻华联络处主任，是因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谈判技巧，还因为伍德科克在华盛顿政坛人脉甚广，不管他与中方可能达成怎样的协议，都将更易于得到国会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华盛顿政治领袖的个人关系，协调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难以解决的政策问题。伍德科克有着强硬而可靠的劳工谈判人的威信，素有诚恳正直的名望。万斯国务卿把伍德科克称为“天生的杰出外交官”，说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周全的思虑、以及在这些谈判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精准措辞”。[11-40]国务院和白宫都对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让一名华盛顿高层官员来回奔波。谈判开始时，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担任了一年的联络处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员的信任，他们愿意接受这位谈判对象。
芮效俭（StapletonRoy）于1978年到达北京，接替大卫・迪安（DavidDean）担任了谈判团队的副手。他在南京长大，其父是从事教育的传教士。他能讲汉语，精通中国历史，被视为国务院最能干的年轻专家之一。在白宫，卡特总统、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Mondale）、布热津斯基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通过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与伍德科克和芮效俭联络。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事务助手奥克森伯格是一个大胆而视野开阔的战略家，也是一个有着无限好奇心与热情、熟谙中国问题的学者。在华盛顿，白宫之外只有几个官员是知情人，其中包括万斯和国防部长哈乐德・布朗（HaroldBrown）。美方的谈判策略是在伍德科克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由白宫制定的，白宫也同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柴泽民及其副手韩叙保持着接触，但谈判全部是在北京进行的。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黄华与伍德科克的谈判（7月5日、7月14日、8月11日、9月15日和11月2日）以及黄华生病期间韩念龙与伍德科克的谈判（12月4日），后来他又亲自与伍德科克进行了谈判（12月13日上午10点、12月14日下午4点和晚上9点、12月15日下午4点）。在谈判期间，邓小平继续会见美国官员，向他们解释中方的立场，并通过施压推动谈判。例如，7月9日，即伍德科克和黄华举行第一次会谈四天后，邓小平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莱斯特・沃尔夫（LesterWolff）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说，同意与台湾维持全面民间交往的日本模式，中国是已经作出了让步的。邓小平说：“我们会尽量创造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实现关系正常化，对我们双方对付苏联都十分有利。”邓小平丝毫没有向沃尔夫暗示谈判已经开始。[11-41]
在谈判中，中方通常倾向于从一般原则开始，然后再转向细节。黄华在7月14日与伍德科克的第二次谈判中说，中方建议不再一次只谈一个问题，美方可以首先把全部重要问题都摆到桌面上，由双方作出一揽子的评估。此后几天，在华盛顿方面美方的意见分歧得到了解决，因为他们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即为了给下一步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美方应当接受中国的提议。随后双方准备并互换了一些关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文件。在第三次会谈中，美方概述了同大陆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性质：文化、商业和其他交往将会继续，但是不会派驻美国政府官员。
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美国是否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1-42]美方明确表示它打算继续对台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中方都回答说，他们坚决反对。邓小平本来希望，只要美国同意停止对台售武，台湾会感到现实的出路只能是同意与大陆重新统一；他希望这件事在他当政期间就能很快实现。
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坚持他们对《上海公报》的解释，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尼克逊在签署《上海公报》时只承认了海峡两岸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种观点不持异议。9月7日，副国务卿理乍得・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对韩叙说，美国卖给台湾的任何武器都仅仅是具有防御性质的。韩叙则回答说，“对台售武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11-43]卡特在9月19日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对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台湾开展贸易，包括有限地出售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说：“美国继续向蒋经国集团﹝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成了台湾的领导人﹞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11-44]10月3日黄华在联合国见到万斯时，又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重申，继续把武器卖给“蒋经国集团”违反《上海公报》的原则。[11-45]
邓小平在10月初出访东京期间公开宣佈，只要能够遵循日本模式，他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没有动摇，但是他说，他不反对美国和台湾继续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在10月底开始担心，尽管他们小心地限制谈判知情人的数目，倘若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走漏风声的危险将变得越来越大。布热津斯基告诉柴泽民，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由于政治纠纷，在1979年年底之前将无法再对这些问题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没过多久，美国就宣佈与台湾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战斗机，但不会出售更先进的战机。[11-46]
这时双方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谈判，伍德科克在11月2日交给中方一份计划在次年1月公布的建交公报的草稿。然而中国国内正忙着应对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因此直到12月4日才作出回应。[11-47]邓小平本人在11月5日后一直在东南亚访问，14日回国后又立刻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成为了中国的头号领导人。
11月27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接受了对他的立场的全部批评、并实际认可了会议对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的共识的两天之后，邓小平接见了正在亚洲访问的华盛顿著名报纸专栏作家诺瓦克。自从1971年周恩来在尼克逊访华前夕接见詹姆斯・莱斯顿（JamesReston）以来，这还是中国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同意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邓小平对诺瓦克说，中美两国应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不但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诺瓦克向美国民众如实公布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他的结论是：“我相信邓小平花两个小时与我在一起，是要向华盛顿传递一个信息，他要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却不会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11-48]诺瓦克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不久就会访问美国，而这次访谈有助于美国公众对邓的到来有所准备。
12月4日伍德科克与已成为外交部代部长的韩念龙（代替生病的黄华）的谈判，是11月2日后的第一次会谈。中方已经知道、但美国还被蒙在鼓里的一件事是，华国锋在11月25日已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了邓小平，而且接受了邓的政策。12月4日中方突然变得十分积极。韩念龙交给伍德科克一份中方宣佈关系正常化的声明草稿，其中只对美方草稿作了稍许修改，并提出将1月1日作为公布声明的最后期限。韩念龙明确地说，美方如果发表声明，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不会加以反对。会谈结束后，伍德科克正要起身离开，韩念龙对他说：“最后我想告诉您，邓副总理近日希望见您一面。我们会通知您确切的日期。”[11-49]伍德科克在给华盛顿的分析报告中说，韩念龙仍反对美国对台售武，但他的结论是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成为关系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碍。由于美方不知道将与邓小平见面的确切时间，伍德科克让芮效俭取消了一次预定的出访，以便能够随时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11-50]
同时，华盛顿时间12月11日下午（北京已是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的前一天，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接见了柴泽民，交给他一份经过修改的声明草稿，并对柴泽民说，美方准备接受将1月1日作为建交日期，美方邀请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达成协议后尽早访美。当时华国锋的正式头衔仍在邓小平之上，美国估计中国会让华国锋或邓小平出访。布热津斯基还提前通知柴泽民，美国可能在1月与布列兹尼夫举行峰会。[11-51]
邓小平在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会见了伍德科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彼此寒暄了几句后，伍德科克交给邓小平四份只有一页纸的英文公报草稿。邓小平没有等待正式的译文，而是请译员做了口头翻译，在没有中文文稿的情况下便直奔主题，他显然不想拖延取得进展的时间。邓小平问，既然废除了美台防御条约，美国为何还要一年时间才从台湾撤军？伍德科克解释说，美国打算在1月1日与台湾断交，现在的条约规定终止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尽管美国事实上打算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军队。邓小平说，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不过他希望美国干脆删除所有提到第10条（其中规定终止防御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的地方。他还表示，希望美国在这个期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了，“蒋经国就会翘尾巴，这将增加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11-52]
邓小平注意到，公报的中文稿中有反霸权的条款，美国的稿子却没有。他说，美国的稿子令他满意，但是希望美方在共同声明中加上反霸权的条款，不然会让世界觉得双方存在分歧。伍德科克说，他会将邓小平的意见转告华盛顿并等待答复。邓小平同意1月1日是宣佈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好日子。
在答复美国向中国高层领导人发出的访美邀请时，邓小平说：“我们接受美国政府的访问华盛顿的邀请。具体地说，我会前往。”[11-53]当天下午，由于知道中美建交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有关改革开放的划时代讲话时，显得更加踌躇满志。
次日，即12月14日，伍德科克和邓小平预定在下午4点再次见面，但是伍德科克仍未收到华盛顿的指示。因为华盛顿那个小团队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努力配合卡特的新计划，赶在次日即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声明。此前由于白宫的人员全力以赴，急于赶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细节，其他官员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正在搞什么名堂。卡特为了防止泄密突然惹恼国会，致使整个计划泡汤，遂决定加快行动，提前到12月15日而不是第二年1月1日宣佈中美建交。正式公报将在关系正常化之后的1月1日公布。华盛顿那个秘密参与谈判工作的团队，需要努力在主要参与者之间取得共识，还要起草文件，筹划对付国会的策略，并考虑商业、军事和学术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调整。为了赶上突然提前的新期限，他们正全力冲刺，已经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杰・沙利文（RogerSullivan）也应白宫之邀向国务院告病三天，加入了白宫紧张忙碌的秘密工作，帮助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
美方的北京团队也在忙得团团转。30年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搬进一座新建筑时，已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而1978年的驻京联络处只有33人，而且其中只有几个人参与了这项高度保密的准备工作。[11-54]此外，就像华盛顿的团队一样，他们本来也预期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和文案工作，现在为了在12月15日这个新期限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需要全力以赴。
当邓小平和伍德科克在北京时间12月14日下午4点会面时，由于华盛顿的指示未到，他们没有谈实质问题，只谈了关系正常化的日程表和邓小平未来的访美计划。邓小平接受美国加快宣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并同意在1月28日这个美方认为方便的时间动身访美。然后两人休会，同意在伍德科克收到华盛顿的指示后，于当天晚上再次见面。[11-55]
在当晚9点的会谈中，邓小平和伍德科克讨论了对联合公报的措辞所做的一些微调，双方很快便达成了一致，并同意由章文晋和芮效俭共同对措辞进行核查，以确保中英文文本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华盛顿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同意中方列入反霸权条款的要求，因为《上海公报》中已经包含这一条款。会谈的气氛反映出双方都相信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伍德科克在给华盛顿的会谈报告中说：“邓小平对我们的会谈结果显然十分高兴，把它称为最重要的事件，还希望向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转达他的谢意。”伍德科克向华盛顿报告说，会谈“进行得一帆风顺”。[11-56]
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交谈时，吃惊地听到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仍然认为美国已同意全面停止对台售武，他担心北京可能误解了华盛顿要继续售武的决定。[11-57]美方答应邓小平的要求，在1979年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但美国打算以后恢复对台售武。由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开始集中考虑如何向国会解释关系正常化协议，他们担心国会会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台售武的问题上。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未来不会再有对台售武，那么美国一旦宣佈出售武器，将会给正在恢复正常化的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风险之大不言而喻。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邓小平宣称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的误解，足以使两国关系出轨。因此布热津斯基发电询问伍德科克，他是否确信北京已经对继续对台售武表示谅解。伍德科克和芮效俭马上拟好了电文，其中说，双方已把各自在军售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记录在案。[11-58]伍德科克回复布热津斯基说，他们此前已向中方讲明：“正式建交不排除美国人民继续同台湾人民保持一切商业、文化和其他非官方联系，我在12月4日已经就此向代理外长韩叙作了说明。”他在电文中又说，代理外长韩叙确实提出“明确反对建交以后向台湾出售武器”。收到伍德科克的电文后，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认为，在邓小平是否明确理解了美国将在1979年以后继续出售武器这一点上仍存疑问。于是布热津斯基又致电伍德科克，让他再去见邓小平，毫不含煳地表明，假如国会提出对台售武问题，他们出于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说1979年以后不再恢复出售武器，但是美国在出售武器时会有所节制。[11-59]
邓小平答应了伍德科克要与他再次会面的紧急请求。他们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下午4点见面时，伍德科克感谢邓小平愿意这么快就与他见面。他解释说，本着完全坦诚的精神，卡特总统“要有绝对把握不存在任何误解”。他接着宣读了白宫发来的声明，其中解释说，鉴于美国政治的需要，美方会继续对台售武。邓小平勃然大怒，但还是有所克制，他说，这完全不可接受。他发了十分钟的火，然后怒斥道：“为何又要提出这个售武问题？”伍德科克解释说，美方不想让总统在其声明中说一些让中国感到意外的话。邓小平接着说：“这是否意味着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会说美国将在1980年1月1日之后继续卖给台湾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们会继续保留这种可能性。”邓小平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同意，这实际上会阻止中国以合理的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他说，蒋经国会变得趾高气扬，“台湾问题将不可能和平解决，最终的选择就是动用武力”。[11-60]
这时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极其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反驳道，中方早已明确表示不接受继续对台售武，他昨天就提到过这一点。伍德科克把责任揽了下来，他说，他本人大概有所误解。邓小平变得十分恼怒，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严重怀疑邓小平是否还会同意关系正常化。
经过将近一小时的会谈和连珠炮一般的反对后，邓小平说，台湾是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伍德科克答道，他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会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的统一——当时很多美国官员也和中国官员一样，认为这会在几年内发生。伍德科克说，头等大事是完成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好。”话音一落，僵局随之冰释。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醒说，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反应，任何公开争论都将有损于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尽力让全世界认识到，中美建交的意义正如双方共同相信的那样极其重大。邓小平说：“好吧，我们如期公布建交文件。”邓没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协商，中美建交一事就这样尘埃落定了。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纪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布热津斯基几周前曾告诉柴泽民，美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如果他们不迅速行动，下一个机会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障碍不断，邓小平看到机会难得，他不想放过。
邓小平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苏联从南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当时相信存在着很现实的危险：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谨慎，还可以减少苏联对中国攻打越南可能作出反应的危险。邓小平还知道，布列兹尼夫想在他之前访问华盛顿，而与伍德科克达成协议很有可能使他抢在布列兹尼夫之前成行。邓小平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既同中国建交，又停止对台售武。如果他想要关系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国对台售武作出让步的高昂代价。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他会在中美建交之后，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华盛顿减少对台售武。
中美建交协议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佈。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双方发佈了联合公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相互承认，并于1979年1月1日创建外交关系。”卡特总统向美国公众作出宣佈。在中国，名义上仍然是国家元首的华国锋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佈了这一决定。这条新闻在北京播出后，不论在民众中还是党内，都呈现出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
蒋经国是在半夜被叫醒，得知即将发佈公报的消息的，台湾人的愤怒一如北京人的欣喜。台湾官员及其在美国国会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着声讨打算与“共产党敌人”合作的美国官员。但是，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将携手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一前景无论对美国民众还是中国民众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总统本人所说：“我们本以为在全国和国会内部会发生严重对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应。”[1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