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者和怀疑者
如同在三十年战争中一样，普鲁士在宗教上依然分裂。腓特烈大帝与奥地利、法国的多次战争，为其延长的悲剧的重演。假如腓特烈输了的话，新教徒可能已从普鲁士消失，就如同在1620年之后它从胡斯（Huss）的波希米亚消失一样。
在新教的北方，当新教牧师接管了天主教主教的财产时，他们就成了仰赖新教王侯的军事保护者，并承认他们是在他们领域中新教教会的领袖，因此，不可知论的腓特烈就是普鲁士教会的领袖了。在天主教国家中，奥地利、波希米亚以及几乎所有的莱茵邦联的主教，假如他们自身不是统治者的话，也需要同样的保护，因而陷入了政府权力的附属中。他们大多数不太注意教宗的公告，但是绝大多数却定期在他们的布道上朗诵保护他们的政府当局的法令。因此，在拿破仑保护下的日耳曼诸国的主教，不管是新教或是天主教，要在他们的布道上朗诵他的行政规则以及军事告示。
此种教会的臣属产生了相异——几乎是矛盾的结果：虔敬主义（Pietism）和理性主义。许多日耳曼家庭有一种较诸政策更强和较诸仪式更深的虔信传统，他们发觉在家庭祷告中较诸教士的雄辩或职业性的宗教信仰制度更富启示。他们越来越多地否定教会，而在秘密团体中，秘密而热诚地做祷告。甚至更热烈的是一群自豪的神秘论者，他们珍爱像雅各布·伯麦（Jakob Bohme）等先知的圣传，主张或寻求：直接会晤上帝，体验业已解决人生中最深、最苦问题的启发。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忍受了数世纪宗教迫害的无言的英勇事迹，基督教联合兄弟派教徒（摩拉维亚派教徒[Moravian Brotherhood]）的不隐遁、不宣誓的修道士和修女，为天主教的波希米亚所逐，而散布在新教的日耳曼各处，深深地影响其宗教生活。斯塔尔夫人曾见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为他们婚前的守贞、财产的共享以及为他们每一个死去的人所选择的墓志铭——“他生于这样的一天，而在这样的一天，他回归他的祖国”——所感动。巴尔巴·尤利安内·冯·克吕德纳（1764—1824）是斯塔尔夫人最喜爱的神秘论者，她献身于他们的宗派，她是如此深具魅力地宣道，以致普鲁士的露易斯皇后和俄国亚历山大沙皇——深受其影响，除了财产共享之外。
和神秘主义者正相反的是怀疑论者，他们已经吸入法国启蒙运动的气息。莱辛发掘且部分地出版了《匿名的残简》（Fragmente eines Ungenannten，1774—1778）而放任了日耳曼的开化。在此书中，赫尔曼·赖马鲁斯（Hermann Reimarus）表示了他对《新约》四福音史实性的怀疑。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曾有过怀疑论者，但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因此它的蔓延就被地狱之火和警察局所抑制。但是现在它已进入兄弟会会员和罗齐克鲁斯派（Rosicrucian）[1]的分会、大学，甚至修道院里。1781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书辩明了一种理性神学的困难，而在日耳曼的知识分子中引起骚动。在他之后30年当中，日耳曼哲学致力于摒拒或隐蔽康德怀疑的工作，而某些明敏的组织者，如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就获得了国际声誉。根据米拉波（在1786—1788年之间曾三度访问日耳曼）的记载，那时，几乎所有的普鲁士新教牧师都曾秘密地摆脱他们的正统信仰，进而认为耶稣是一位宣称世界末日迫近的可爱的神秘论者。1800年，一位草率的评论者叙说宗教在日耳曼已死，而“当一名基督徒已经不再是时尚了”。乔治·利希滕贝格（Georg Lichtenberg，1742—1799）预言道：“当所有对上帝的信仰就像对育婴室的精灵的信仰一样时，这天将会来临。”
诸如此类的记事都被情绪性地夸大了。宗教怀疑影响了少数的教授和一些二年级生，但是它几乎不曾感动日耳曼的群众。基督教的教条依然使人们的依赖感诉诸超感力，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请求超自然的助力。新教的宗教集会以强力的赞美诗温暖了他们自己的心灵。天主教会依然给奇迹、神话、玄义、音乐和艺术提供一个庇护所，为经年在哲学和性的风暴以及浅滩中，作智力航行而精疲力竭的心灵，提供一个最终的港口。因此博学的学者如施莱格尔，多才的犹太人像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女儿，终于在圣母教堂（Mother Church）寻求温暖。信仰总是恢复，而怀疑依旧。
[1]自称系17、18世纪流行的一个秘密结社的会员，此秘密团体有各种秘传之知识与力量，并宣扬宗教之神秘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