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在日耳曼，时代对科学与艺术并不有利。当前或未来的战争消耗了热诚、激情与财富。私人赞助的艺术很少而且寥落。在莱比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尤其在德累斯顿与柏林的国家画廊展示着杰出的作品，但都由拿破仑搜刮到卢浮宫。
然而，在此骚乱中，日耳曼艺术产生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作品。巴黎在纷乱中雀跃时，柏林大胆地矗立了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朗汉斯（Karl Got-thard Langhans，1732—1808）以刻有凹槽的多丽斯柱与沉重的山形墙设计之，似乎宣示了巴罗克与洛可可式之死亡，但这庄严的建筑主要显示了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的强权，以及他们不让敌人进入柏林之决心。然而拿破仑于1806年进入了它，俄罗斯人于1945年进入了它。
雕刻的进展顺利。这是重要的古典艺术，依赖线条（自古以来）避免色彩，它的精神不同于巴罗克的不规则与洛可可的多趣性。丹内克（Johann von Dan-necker）为斯图加特博物院凿刻了一尊《萨福》（Sappho）以及卡图卢斯（Catul-lus）的《伴鸟的少女》（Cirl with the Bird），为法兰克福的贝斯门（Bethmann）博物院雕了一尊《阿里亚德涅》（Ariadne），为魏玛的图书馆刻了尊席勒的半身像。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在罗马向卡诺瓦学习后返回出生地柏林，1793年时，以一尊立于勃兰登堡上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驾驭着4匹马牵拉的罗马二轮战车（Quadriga）雕像，吸引了全首都居民的注意。他为斯德丁（Stettin）雕了一尊腓特烈大帝站在战阵中，以他的双眸火焚着敌军，但有两卷厚书在他脚下以证其为一名作家，他的横笛被遗忘了。较柔和的是一对露易丝皇后与弗雷德里克公主（Princesses Luise and Friederike，1797年），半埋在皱褶的披肩里，手挽着手。皇后以其美貌、狂热的爱国心及其死亡激励了艺术家。根茨（Heinrich Gentz，1766—1811）献给她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一座阴郁的陵墓，在那安息之所，劳赫（Christian Rauch，1777—1857）为她雕了一座匹配其躯体与灵魂的坟墓。
日耳曼的绘画依然受困于“贫血”，新古典主义企图活在赫库兰尼姆与庞贝市的余烬里，莱辛与温克尔曼的论说里，孟斯（Anton Raphael Mengs）与大卫苍白的脸上，以及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与无数蒂斯贝因人（Tisch-beins）的罗马幻想中。但那外来的漂染在日耳曼历史或特性上并无滋养之根，此时代的日耳曼画家摒弃新古典主义，重返基督教，超越宗教改革及其对艺术的敌视与漠不关心。而且，在英国的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以前很久，听从如瓦肯罗德（Wilhelm Wackenroder）与施莱格尔之召唤；在拉斐尔后，朝向以不疑信念的单纯与欢乐来作画、雕刻与作曲的中古艺术，因而崛起了以拿撒勒人（The Nazarenes）闻名于世的画家学派。
绘画的领导人为奥韦尔贝克（Johann Friedrich Overbeck，1789—1869）。他生于吕贝克，以老式商人家庭不屈的审慎与来自波罗的海之迷雾伴着他度过80年的岁月。他被送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时，发现那儿新古典主义的滋养满足不了他。1809年他与朋友普弗尔（Franz Pforr）建立“圣路加兄弟会”（Lucan Brother-hood），将艺术献给久已存在于丢勒（Albrecht Durer）时代（1471—1528年）的弥新信念来誓言复兴艺术。1819年他们移民到罗马，试着研究佩鲁吉诺（Perugi-no）与其他15世纪的画家。1811年他加入科内利乌斯（Peter von Cornelius），稍后加入了菲利普·伊法特（Philipp Veit）、高登豪斯（Wilhelm von Schadow-Go-denhaus）与卡罗斯费尔德（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他们在品奇欧山（Monte Pincio）山上的圣伊希多罗（San Isidoro）一个遗弃的修道院内像吃素的圣人一样度日。“我们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奥韦尔贝克稍后回忆道，“早晨我们一齐工作；中午我们轮流准备午餐，内容不外是汤与布丁，或一些可口的蔬菜。”他们轮流互相问难。他们略过圣彼得大教堂，认为包含太多的“异端”艺术，宁愿到古老的教堂，到圣约翰拉特兰大圣堂（St.John Lateran）的修道院与圣保罗大教堂墙外。他们为研究西诺莱利（Signorelli）而旅行到奥尔维耶托，为杜乔·第·博尼塞纳（Duccio di Buoninsegna，意大利画家，锡耶纳画派创始人）与马尔蒂尼（Simone Martini）而到西恩那（Sienna），且最重要的为研究安吉利科（Fra Angelico）到佛罗伦萨与菲耶索莱（Fiesole）。他们决心避免人像的描绘或任何为装饰目的之绘画，并且恢复拉斐尔时代以前绘画的目的为激励基督徒的虔诚，及与基督教教条有关的爱国心。
他们特别的机会于1816年来到，其时在罗马的普鲁士执政官巴托尔迪（J.S.Bartholdy）委托他们以约瑟与门徒故事的壁画装饰他的别墅。“拿撒勒人”哀悼壁画取代了涂在帆布上的油画，如今他们研习化学以制造可使色彩耐久的表面，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成功地使其壁画从罗马移走，而装置在柏林国家画廊内，成为普鲁士首都最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但老迈的歌德听到这些喜讯，指责它们为14世纪意大利风格的仿制品，正如新古典主义者模仿异端艺术一般。拿撒勒人忽视那些批评，但在科学、学识与哲学渐渐腐蚀远古的信念时悄悄地离开了布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