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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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把故事“从中间讲起”[40]是遵从贺拉斯的遗训，现在，美丽的高龙芭、上校，还有上校的女儿已经全都入睡，趁此机会，我想把某些特殊的情况向读者做一个交代。如果诸位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真实的故事，非洞悉此等情况不可。诸位已经知道德拉·雷比亚上校即奥索的父亲是被人谋害死的。可是，在科西嘉，被谋杀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凶手是一个越狱的苦役犯，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偷窃你的银器，只好把你杀掉，而是被仇家暗害。结仇的原因往往很难说清楚。许多家族有世仇，而仇恨的根源大家早已不复记忆了。

德拉·雷比亚上校的家族和其他多个家族有仇，而与之结仇最深的是巴里契尼家族。有的人说，远在十六世纪，德拉·雷比亚家族的一个青年勾引了巴里契尼家的一个姑娘，被受辱的女子家的一个亲戚用刀刺死了。实际上，另外一些人说的正相反，被勾引的是德拉·雷比亚家的姑娘，而被刀扎死的是巴里契尼的男子。不管怎样，用大家都承认的说法，两个家族之间有血债。但与习惯不同的是，这笔血债并没有引发别的血债，因为两个家族同样都被热那亚政府所迫害，[41]男丁背井离乡，许多代两家都没有强有力的代表了。到了上个世纪末，一个为那不勒斯政府效力的德拉·雷比亚族人在赌场和几个军人吵起来，那几个人泼口骂他，其中一句是说他是科西嘉放羊的。他拔剑在手，但以一对三，实在寡不敌众，幸而一个也在那儿赌钱的陌生人大呼道：“我也是科西嘉人！”并和他站在一起。此人是巴里契尼家族的，他也认不出自己的同乡。当两人彼此一解释，双方都十分客气，并发誓永远结成朋友，因为在大陆上，科西嘉人很容易彼此结交，和在他们岛上完全不一样，在这次事件中就看得很清楚。德拉·雷比亚和巴里契尼只要在意大利就是亲密知己。但一回到科西嘉，两人就很少见面，虽然两人都住在同一个村子。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听说已经有五六年彼此不说话了。他们的后人，用岛上的说法，也老死不相往来。其中一个，即奥索的父亲吉尔福契奥当了军人，另一个名叫吉乌狄契·巴里契尼的则成了律师。他们都当了族长，由于职业不同，几乎没有任何碰面或听见别人谈论对方的机会。

可是有一天，大概是一八〇九年，吉乌狄契在巴斯蒂亚一张报纸上看到吉尔福契奥刚刚被授予勋章，便当着众人面前说，他毫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家的后台是某某将军。这句话传到在维也纳的吉尔福契奥那里，他对一个同乡说，等他回到科西嘉时，吉乌狄契一定是大富翁了，因为他从打输的官司里所挣的钱比从打赢的官司里挣的更多。大家至今还弄不清他是否暗示说，那位律师出卖自己的顾客，还是只想说出一条最普通的真理，即一场输了的官司比一场打赢的官司能给律师带来更大的收入。不管怎样，巴里契尼律师知道了这句挖苦话，并为此耿耿于怀。一八一二年，他要求担任村长，而正当他的希望即将实现时，某某将军写信给省长，推荐吉尔福契奥妻子的一个亲戚。省长立刻顺从了将军的意愿。巴里契尼毫不怀疑这是吉尔福契奥的阴谋，使他功败垂成。一八一四年，皇帝倒台，有将军撑腰的那个村长被揭发是拿破仑分子而被巴里契尼所取代。后来百日时期[42]，巴里契尼又被撤职。但那场风暴过后，他又大吹大擂地把村公所的印信和户籍簿接收了回来。

从此，他官运亨通，比以往更为得意。德拉·雷比亚上校被解职回到了彼埃特拉纳拉，不得不与经常找碴儿的村长进行一场无声的斗争。有时因他的马窜进村长的园子而被责成赔偿损失；有时，村长又借口修补教堂前的路面，叫人把德拉·雷比亚家族中一个成员的坟墓上一块刻有族徽标志的破石板抬走了。如果有羊啃了上校的青苗，羊主人可以得到村长的保护。负责彼埃特拉纳拉邮政局的杂货店老板以及看守园林的那个残废老兵，由于都是德拉·雷比亚的人，所以被相继免职而代之以巴里契尼的同党。

上校之妻亡故，遗愿希望能葬在她生前经常去散步的一个小树林中，村长立即宣布她必须被葬在村里的公墓，理由是他没有得到授权允许村民另建孤坟。上校勃然大怒说，在等待授权批下来的期间，他妻子必须葬在她本人生前选定的地点，并叫人挖了墓穴。村长也叫人在村公墓中挖了一个，而且招来警察，据他说，是为了显示法律的力量。出殡那天，双方对峙，一时间大有为了争夺德拉·雷比亚夫人的遗体而不惜大动干戈之势。死者亲属引来了四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农民，强迫从教堂出来的神甫走向树林，另一方面，村长领着两个儿子、自己的党羽和警察挺身阻挡。当他出现并喝令送葬行列向后转的时候，嘘声和威胁声四起。但对方人多势众，意志坚定。一看见他，许多支枪立即上了膛，据说有一个牧羊人还向他瞄准，但上校把那人的枪向上一抬，说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得开枪！”村长像巴汝奇[43]那样，“天生怕挨打”，不敢应战，领着人马退走了。于是，送葬行列开始前进，故意绕最长的路，经过村公所前。行进中，一个加入行列的愣小子斗胆喊了一声“皇帝万岁！”有两三个人也跟着喊。碰巧有一条村长的牛拦路，越来越得意忘形的雷比亚的手下竟想把牛杀掉，幸亏上校阻止，才没有发生一场暴力事件。

可以想象，这场纠纷被记录在案，村长用最精彩的文笔给省长打了份报告，说天上的神规和人间的法律如何被践踏——他的村长威信以及神甫的尊严受到了漠视和侮辱——上校德拉·雷比亚带头闹事，纠集拿破仑党羽，阴谋改变王室继承的顺序，鼓动人民彼此械斗，其罪触犯了刑律第八十六及九十一条。

投诉过分夸大反而影响了效果。上校写信给省长和王家检察官。他妻子的一位亲戚与王家法院院长的另一位表亲、岛上的一位议员有瓜葛。全靠这些后台，阴谋造反的罪名化为子虚乌有。德拉·雷比亚夫人仍然安息在树林里，只有那个愣小子被判入狱半个月。

巴里契尼律师不满事情的结果，便换了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不知从哪里挖出一张旧地契，据此否认上校对某条小河的所有权。小河上有一个水力磨坊。官司打了很久。一年已届，法院即将判决。从一切迹象看，对上校有利，不料巴里契尼先生交给王家检察官一封信，由一个名叫阿戈斯契尼的著名大盗签署的，信中威胁村长，如果不撤回要求，便以杀人放火的手段来对付。大家知道，在科西嘉，得到强盗的保护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强盗为了报答朋友，往往会在私人仇怨中拔刀相助。村长正想利用这封信，不料又发生了一件事，把情况弄复杂了。大盗阿戈斯蒂尼写信给王家检察官，控诉说有人假冒他的笔迹，使人对他的人格产生怀疑，把他说成是一个以名誉做交易的无耻之徒。在信尾，他说：“如果我找出伪造的人，必加以惩罚，以儆效尤。”

很明显，那封给村长的恐吓信不是阿戈斯蒂尼写的。德拉·雷比亚一方控告巴里契尼一方是罪魁祸首，后者也反唇相讥。双方都互相威胁，法院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就在这节骨眼上，吉尔福契奥上校被人暗杀了。下面是法院调查所得的结果：一八××年八月二日，傍晚时分，一个名叫玛德莱娜·彼埃特里的妇女向彼埃特拉纳拉运送粮食，忽然听见两声相隔很近的枪响，好像是从通向村子的一条低洼的道路上传来的，距她在的地方约一百五十步左右。几乎就在同时，她看见一个男人在葡萄园中的小路上，弯着腰往村里跑。这个人停下了一会儿并且回过头来，可惜距离太远，模样看不清楚，何况嘴上还叼着一块葡萄叶，把整个脸都遮住了。那人向一个同党打了个手势，然后便钻进葡萄园不见了。至于那个同党，目击证人也没有看见。

彼埃特里的女人撂下粮食，奔向小路，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倒在血泊里，身上中了两枪，但还能呼吸。身旁放着他那枝装了弹药的枪，看样子，他正在举枪自卫，对付正面来犯的敌人时，另一个敌人从后面向他开了枪。他大声喘着气，拼命挣扎，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医生解释说，是子弹洞穿肺部的缘故。鲜血堵住他的气管，像红色的泡沫，流得很慢。彼埃特里的女人想把他扶起来，问他几句，但毫无结果。她看得出他想说话，可是没法叫人听懂。她发现上校试图伸手到口袋，便赶紧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夹，打开递给他。受伤的人拿起皮夹里的铅笔，想写点什么。目击证人看见他很费劲地写了好几个字。但女人不识字，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上校写得筋疲力尽，把纸夹放在彼埃特里的女人手里，还使劲握她的手，神情古怪地瞧着她，似乎想对她说（以下是当时证人的话）：“事关重大，这是凶手的名字！”

彼埃特里的女人上坡返回村子，迎面遇见了村长巴里契尼先生和他的儿子樊尚泰洛。那时天已经几乎全黑了。她把见到的说了一遍。村长拿过纸夹，奔回村公所，系上三色肩带[44]，叫来文书和警察。玛德莱娜·彼埃特里单独和年轻的樊尚泰洛在一起，便要求他去救上校，没准上校还活着。但樊尚泰洛回答说，如果他走近这个他家族的死对头，别人一定会说是他杀的。不久以后，村长来了，发觉上校已经气绝，便叫人把尸首抬走，并做了记录。

巴里契尼有点不知所措，这在当时的环境是难免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赶紧把上校的皮夹子封存起来，并在他职权范围内尽量寻找线索，但始终没有任何重大的发现。预审法官来了，打开皮夹，只见在一张被血染污的纸上，有几个字母，写字的手软弱无力，但字迹却很清楚，上面写着：阿戈斯蒂……法官毫不怀疑上校想说，阿戈斯蒂尼是杀他的凶手。可是，法官传讯的高龙芭要求仔细瞧瞧那个皮夹。她翻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指着村长，大叫道：“凶手在这儿！”她悲恸欲绝，但仍然令人惊讶地既准确又清晰地讲述说，她父亲不久前接到儿子一封信，看后便烧了，但在烧之前，用铅笔在他皮夹上写下了奥索的地址，当时奥索刚刚调防。可是现在，皮夹里的地址不见了，于是高龙芭断定，村长把写有地址的那张纸撕掉了，她父亲可能就把凶手的名字写在上面。按照高龙芭的说法，村长另外补上了阿戈斯蒂尼的名字。法官的确看到，写着名字的那个小纸本上缺了一页，但很快地，他又发现皮夹中其他小本子上也有缺页，有的证人也说，上校有撕夹子里的纸点雪茄的习惯，因此非常有可能不小心把抄下的地址烧了。此外，人们还认为村长从彼埃特里的女人手中接过皮夹的时候，由于天黑，根本不可能看清上面的字。有人证明在走进村公所之前，他一刻也没停，警察队长一直和他在一起，看见他点着灯，把纸夹放进一个信封，当场封好。

警察队长做证完毕，高龙芭悲愤欲绝，扑倒在他跟前，以世上最圣洁的名字恳求他说说是否离开村长，哪怕一会儿。警察队长犹豫了一下，显然被姑娘呼天抢地的情绪所感动。他承认曾经到隔壁房间去拿张大纸，但离开不到一分钟，当他摸黑在抽屉里找纸时，村长还不停地和他说话。另外，他证实回来的时候，那个染血的皮夹仍在原来的桌子上，村长进来时就把皮夹扔在那里。

巴里契尼做证时泰然自若。他说，他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激动，并且愿意证实自己无罪。他有证据说明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村里。罪案发生时，他儿子樊尚泰洛和他一起站在村公所前面，最后还说，他另一个儿子奥兰杜契奥那天发烧在家，根本没有下床。他出示家里所有的枪械，其中没有一支最近曾经使用过。他还说，至于那个皮夹子，他当时立即知道非常重要，所以便封存起来，交给他的副手，因为他已经预见到，出于他与上校不和，他可能会受怀疑。最后，他提醒一句说，阿戈斯蒂尼曾经威胁过要杀掉假冒他名字写信的人，暗示这个混蛋很可能怀疑上校，于是将其杀死。根据强盗的习惯，出于类似的动机而进行同样的报复并非绝无仅有。

德拉·雷比亚上校遇害后五天，阿戈斯蒂尼与巡逻队遭遇。他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高龙芭写给他的，说人人都认为他是凶手，请他公开声明是与不是。强盗根本不予作答，大家于是断定，他没有勇气向一位姑娘承认杀了她的父亲。可是，那些自认为了解阿戈斯蒂尼性格的人暗地里说，如果真是他杀了上校，一定会吹嘘一番。另一个名叫布兰多拉契奥的强盗交给高龙芭一份声明，“以名誉”担保他的伙伴并没有做这件事，但他提出的唯一证据只是阿戈斯蒂尼从未跟他说过自己怀疑上校。

结果是，巴里契尼一家没有被起诉，预审法官还把村长表扬了一番。而村长在表示自己行为端正之余，还进一步宣称，在他与上校有关小河的诉讼中，他主动放弃一切要求。

按照当地的风俗，高龙芭当着众亲友的面，在父亲的遗体前，即兴作了一首巴拉塔。她尽情发泄心中对巴里契尼父子的仇恨，公开谴责他们是杀人凶手，威胁说她兄长必定为父报仇。这首巴拉塔流传颇广，莉狄亚小姐听见水手唱的就是此歌。奥索当时正在法国北方，知道父亲的死讯之后，便请假返乡，但未获准。最初，凭着妹妹的信，他以为巴里契尼父子是凶手，但不久他收到了审讯过程中所有文件副本和法官的一封私人信件。他差不多确信，强盗阿戈斯蒂尼是唯一的凶手了。高龙芭每三个月写一封信给他，向他重复一遍她所谓的证据，其实只是她心中的怀疑。看了妹妹的控诉，他身上科西嘉人的血液不禁沸腾起来，有时候，他几乎同意妹妹的偏执之见。但每次回信，他都一再说，她的猜测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而难以置信。他甚至不许她再提这件事，可惜没有任何效果。这样又过了两年，奥索奉令退伍。返乡之念，油然而生，并非为了向他认为无辜的人报复，而是为妹妹找个婆家，并把家中所有的薄产卖掉，如果价钱好，便搬到大陆去住。

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