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前沿
自己在莲花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到达巅峰之际，米切尔·卡普尔离开了这一切。
莲花公司的发展壮大非常迅速。第一笔风险投资于1982年到位，Lotus1-2-3于1983年1月上市。同年，莲花公司销售额达到5300万美元。1986年年初，大约有1300人为莲花公司工作，也就是为米切尔·卡普尔工作。
莲花公司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控制，并且势不可挡。卡普尔并未感受到成功带来的权势，反而产生了一种束缚感。卡普尔并不怎么喜欢大公司，尽管他是老板。
随后有一天，一位大客户抱怨说莲花公司的软件变化太过频繁，其实也就是说它的创新太快了。那么莲花公司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难道放缓创新的步伐吗？正是如此。公司就是这样做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卡普尔并不认为这个经营决策是错误的。但一家简单的公司怎么会让人满意呢？
莲花公司变得不再有趣。于是卡普尔辞职了。他走出公司大门，不再回头。
这一举动留给卡普尔一个问题：现在该怎么办？在发起一场革命之后，他今后的人生应该做些什么呢？卡普尔没有干净利落地离开莲花公司，而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莲花产品Agenda的工作，同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学者。之后，卡普尔重返这个行业，创办了另一家公司，即规模小得多的OnTechnology，这家公司专注于工作组软件。
1989年，卡普尔注册了一项名为TheWell的在线服务。TheWell是全球电子连接的缩写（WholeEarth'LectronicLink），该想法来自斯图尔特·布兰德，布兰德也是《全球软件概览》的出版人。TheWell是精通技术的聪明人的一个在线社区。
“我爱上了这件事，”后来卡普尔说，“因为我在网上认识了一大群志趣相投的人，他们都很聪明，我乐于和他们交谈。”卡普尔一头扎进了这个虚拟社区。
1990年夏季的一天，卡普尔正在怀俄明州的一个牧场里和约翰·佩里·巴洛讨论计算机，而巴洛曾是感恩至死乐队的歌词作者。
米切尔·卡普尔 从教授超觉冥想到创办个人计算机技术鼎盛时期最成功的一家公司，卡普尔定义了信息时代的个人权利。（资料来源：米切尔·卡普尔）
对互联的新世界中公民自由权的一系列负面事件导致了这次不太可能的会面。几个月前，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一些匿名者“解放”了麦金塔计算机的一份专属涉密操作系统代码，并将代码通过磁盘寄给了计算机行业中有影响的人。卡普尔也是其中之一；约翰·佩里·巴洛，曾是感恩至死乐队的歌词作者，现在是牧场主和计算机“牛虻”，则不在此列。显然，由于巴洛曾经参加过“黑客会议”，所以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巴洛可能知道肇事者是谁。
“黑客会议”是天才程序员、业界先锋和传奇人物的集会，组织者就是发起TheWell项目的斯图尔特·布兰德。本文中所说的黑客是个褒义词，但是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说，黑客指的就是“网络犯罪分子”，即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的人。
一个特别愚蠢的探员来到巴洛的牧场。这个探员充分展示了他对计算机和软件的无知，而巴洛则试图教导他。他们的对话成了巴洛发表在TheWell上的在线娱乐短文。
不久之后，巴洛在牧场迎来了第二位访客。但是这一位访客对计算机和软件知之甚多，他是莲花公司的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卡普尔已经收到了那张关键性的磁盘，也和好几个摸不着头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进行了类似的沟通。读过巴洛的短文后，卡普尔现在想要和巴洛来一场关于形势的头脑风暴。
“形势”超越了某个无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或一份被盗的苹果软件。在他们所谓的“打击计算机犯罪行动”中，“秘密服务”已经展开了一场反对计算机犯罪的运动，这项运动主要是在夜里冲进青少年计算机用户的家里，挥舞着枪，恐吓全家人，并且没收所有看起来和计算机有关的东西。
“形势”包括执法回应的各个层面，经常有执法者荒唐地过度使用武力，这种做法说明他们几乎什么也不懂。当时的形势还包括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被拖上法庭，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受到非常严重的指控，而法官则和警察一样蒙昧无知。
这并非没有引起巴洛和卡普尔的注意，他们准备和政府、带枪的人较量一番。
他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认为，这些孩子至少需要恰当的法律辩护。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提供法律辩护的组织。卡普尔解释道：“政府的反应既无知又惊恐，对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就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他们正打算长时间关押一些孩子，而且永不释放，这完全是由于缺少理解而造成的不公正。我感到义愤填膺。巴洛和我觉得一定要做些什么。”
1990年，米切尔·卡普尔和约翰·佩里·巴洛共同创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开始向他们认为的立场鲜明、能够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一些计算机业界大人物谏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立刻拿出了6位数的捐款，网络先锋约翰·吉尔莫也是如此。
在法庭上为防御而战只是一种消极战略。卡普尔和巴洛认为电子前沿基金会应该起到积极作用。电子前沿基金会应该对抗拟议和现有的法律法规，捍卫网络空间的公民自由，为更多人打开全新的在线领域，并尝试填补“信息拥有者”与“信息未拥有者”之间的鸿沟。
聘请迈克·戈德温来领导法律事务后，他们加快了推进的步伐。“戈德温在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读书时经常上网，”卡普尔回忆道，“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子前沿基金会很快从一个为少年黑客服务的法律辩护基金会发展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游说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网络空间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卡普尔现在说，“我们很快发现，我们提出了大量很好的议题，提高了（关于）《权利法案》应该如何应用于网络空间和在线活动的认识。我对此充满热忱。”
1993年，电子前沿基金会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并能对克林顿政府施加影响，尤其是副总统阿尔·戈尔，戈尔梦想着建立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从而与其父亲（参议员老阿尔伯特·戈尔）最喜爱的州际公路系统项目相媲美。想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还有“负有社会责任的计算机专业人员”等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参与了该组织的创建。
对想用计算机的力量来造福人类，并驱除认为计算机对大众来说是一种非个人力量工具的过时观点的个人计算机先锋来说，这看起来很有希望。看上去就好像一边是愚蠢、迟缓的旧权力结构，而另一边是聪慧、敏捷、精通新技术的革命者。
这些是发生在热血沸腾的岁月之后吗？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电子前沿基金会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这些组织的处理能力发展得更快。如果在巨型云公司的帮助下，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收集的关于美国公民、外国、外国国家首脑的巨量存储数据被披露出来，那将不仅有损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还会损害人们对科技的信心。再次强调，就像在个人计算机革命之前那样，计算机技术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可供有权势的人用来对抗普通民众的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基于云的公司创建的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传播这些监控恐怖故事的渠道，有些是事实，有些则是流言。这个产业欢快地冲进了由嵌入式设备组成的网络世界，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过得风生水起，于是公众越发相信，我们被卷入了受思想控制的某种噩梦般科幻小说式的未来，追踪嵌入新生儿体内的设备，一个看着你的一举一动、知道你每一个想法的“老大哥”。玛丽·雪莱肯定能用这个素材写出很多故事。
不过这些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计算机确实已经赋予了人们很强大的力量，并将继续这样做。但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能阻止计算机带走我们的隐私、自主权和自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