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吴德
几个月来，华国锋按照毛泽东抓工作就像“弹纲琴”的指示，忙里忙外，既抓工业又抓农业，既搞党内又搞党外，很想使国中在短时间内来一个飞跃变化，以体现他“抓纲治国”决策的正确和成果。
从一开始，他主张把自己放在了第一线的位置，事必躬亲，到处讲话，到处题词，到处指示。他想表现自己的精明能干，却把自己的弱点也毫无遗漏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他犯了政治家的大忌：锋芒太露，不留余地。
他抓经济还是毛泽东的老一套，农业上树大寨，工业上树大庆。他完全靠陈永贵、余秋里、谷牧、吴德、纪登奎这些人独当一面，企图以此来创造一个奇迹。
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华国锋靠这些人召开了为时二十多天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议推广大寨“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强调“端正集体经济经营方向，以大批判开路，豁出去大干一场革命”，“不断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在党内的影响”，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普及大寨县。
华国锋在陈永贵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会议上，颇为“内行”地发表讲话，他说：“普及大寨县，根本的一条是要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抓革命、促
生产，来一个高速度。到一九八零年粮食要达到七千亿斤，今后三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当然，这种过渡要成熟一个过度一个，成熟一批过度一批，不搞一刀切！”
这样的硬指标，当然使地方上的领导机构忙碌起来了。
与此同时，他不停地接见外宾，在重大外事活动中抛头露面，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提法，有些谈话显得漫无边际，不切实际，使人摸不着头脑。
作为一位大国的最高领袖，一旦在重大国事活动中表现出无知及毫无目的。就会从根基上动摇自己的权力。
相反，对于越来越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挨整的干部、群众要求复查冤、假、错案的呼声，他却表现得极其冷淡。对原中央那些挨批被打成“反党集团”或“修正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他一再指示：“要慎重对待，决不能助长右倾翻案的邪风。对于有损毛主席威望，企图吹掉毛主席这面旗帜的阴谋，必须揭露。”
但是，究竟什么是“右倾翻案”？什么是“有损毛主席威望的”“砍旗阴谋”？他自己也说不清，也不敢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文章显然是针对着华国锋代表的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来的，文章十分尖锐的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绝不能因为是‘前任首长批的’，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这种做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追问人民日报：“你们发表这文章请示中央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指的那位‘前任首长’是谁？这分明是暗指毛主席。”
他朝他们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找华国锋汇报。华国锋此刻正在和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开会，研究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呢。
华国锋设想，到二〇〇〇年前，工业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农业每年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华国锋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讨论和汇报，显得信心十足地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是个关键年，我们要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赢得个高速度、高水平。我们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三十个大电站，八个煤炭基地，十个大油化工厂，十个大化肥厂，六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
邓小平看到关于这个设想的汇报后，曾问叶剑英：“我们的国力和财力能达到这个指标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又和一九五八年一样吗？”
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让他试试也好，只有到一定的时候，他才会服输嘛。不要理他，让他吹吧！”
其实，邓小平和他的想法几乎是不谋而合。
在这两位久经风霜、沉沉老练是的政治家面前，华国锋和汪东兴就显得非常蹩脚而又幼稚可笑了。
华国锋一字一句地看完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后，并没有像汪东兴那样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他说；“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许多干部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的确很普遍，有些案子很明显的是冤。比如，有个干部在天天读的时间里念错了一个名字，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于是便打成反革命。像这类案子就应该平反嘛。”
“我想的不是基层，而是上层。”汪东兴说，“现在连黄克诚、洪学智这类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在要求平反，党内生活出现了非常非常不正常的气氛。”
“可这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文章没有提到呀！”
“他们在含沙射影。”
“东兴同志，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疑办事，有许多冤、假、错案不正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而成的吗？”
汪东兴不吱声了。他没想到新任党中央主席对这很敏感的事情采取了很迟钝的处理态度。他心中多少有数，但有些话又显然不能说了出来，他的紧张心理越来越重。他还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在工作，丝毫不表现出已经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的样子，以便掌握真凭实据送给华国锋。他注意来自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的材料及报告，尽量避免和胡耀邦直接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胡耀邦所送出的那些文件，特别是“理论动态”。
每阅读有些被打倒的那些干部的申诉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他们那种巧妙的回避和写材料时的用词。每当提到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的中央的指示时，都用简单的代词一笔而过，重点渲染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作用，用词造句维妙维肖。
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要不是他非常熟悉内情，也一定会造成错觉，以为他们都是受那些人的迫害的。
更为笑的是，就连地方上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人物，也在申诉，材料里口口声声说是“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好象“四人帮”有多大能耐似的。其实，他一看就知道有些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想乘落实干部政策之机翻案。
汪东兴把他认为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文件、材料，都标上“机密”、“绝密”的字样，可以存档，以便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作为炮弹使用。对一些收到申诉的案子，他也指示有关人员将专案材料调来，把有关领导人的指示内容抄给他一份，以便采取对策。
吴德显然已经产生了失落感。
北京市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和清查所谓帮派体系的运动，有许多事情直接牵扯到了他。特别是去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那些受到处理和逮捕的人不断跑到北京市委闹事，甚至点名道姓地指名要他出来接待。这些天，他几乎天天接到这些人的恐吓信和要他立即辞职的信件，有的信一开头便说；“你就是‘四人帮’的最大帮凶，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你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人民总有一天要向你讨还血债！”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们一旦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就立刻变成了众矢之的，处于天天挨骂的境地。
星期一上午九点差十分时，华国锋立即停止了和邓小平的谈话。
邓小平又摆出一副平时对下面的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对吴德说：“听说北京市委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很不紧啊，你们要加快步伐啊，许多老干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耽误几年他们还能工作吗？”
“复查是件很为难的事。过去定案搞了不少证据，现在推翻也得证据，总不能一风吹啊！”吴德没好气地说：“许多案子又不是我定的。”
“不管是谁定的，错了就统统推翻嘛。”邓小平说。
“现在的标准很难定。究竟哪些属于正确的，哪些属于错误的，中央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否则，底下的同志很不好掌握，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缓慢的一个原因。”
“关键是你们主观上有问题，‘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邓小平批评起人来，一向是很尖锐的：“拿出你们当年整群众的那个劲头来，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早完成了。”
“我没有整过群众。”
“你没有？不要推得那么干净。”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你们抓了那么多人，难道不是整群众吗？”
“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事。”吴德看了华国锋一眼，见他脸色通红，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就马上改口说，“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何况中央至今并没有给天安门事件重新作结论，你让我纠正什么？”
“好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你们觉得能向群众交了账，你们就照你们的样子干。”
邓小平指指华国锋说：“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把一大批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这关系到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的问题。全国都在看北京，因为它是首都，可你们还是步伐缓慢，这不要拖全国的后腿吗？”
邓小平说完这话，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吴德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望着华国锋，不知道邓小平的火气从何处而来。华国锋好长时闾也没说话，看样子，华国锋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而他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华国锋脑子里是怎么想？据他所知，华国锋不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的。
“华主席，现在的工作不好办了。拨乱反正：弄得有些正确的东西也被反掉了。”
“不，正确的要坚持。”
“现在，他们就是要借否定‘四人帮’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天安门事件的人都快放光了，现在又一定要逼着中央承认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吴德大声说：
“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
“不，不，这一点不能答应。”华国锋连忙说，“即使我们党给事件的绝大部分人平了反，但难道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层层把关、审查的案子都错了吗？我就不信！我看，我们是难胜任干这类事了。干脆，中央专门组织一个班子干这件事，谁对这事有兴趣谁干，谁干谁负责。”华国锋完全理解吴德的心情，也很体谅他的难处。特别是吴德从皮包里拿出材料，详细汇报了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批转过来的几个案子的复查情况后，也觉得这样下去引起的后遗症太大了。
“你看看，这些人的定案经过了群众的讨论、审查，又经过三结合班子层层批准，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签了字，你让我把案子推翻，将来找我算账，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吴德把文件包放在桌上，大声说：“现在，我是坚决昕你华主席的命令，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至于其他人，我也不怕得罪他们，反正得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就是怎么改善关系，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效果，你说是不是？”
华国锋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他。
吴德说；“一句话，像现在这样的干法，我是越来越难以胜任了。如果允许，还是请华主席给我调换了地方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不能违心地让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啊。”
“要顾全大局。”华国锋说：“要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党内也几次处于孤立挨整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战斗岗位，而是耐心地等待，苦口婆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纪律，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我们的意见被否决了，也要服从纪律。我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
吴德想了想说：“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了。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次重新工作，是要下决心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不可能吧。”华国锋还迟疑地说。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吴德说，“今年九月九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时，有同志听见邓小平说：‘修毛主席纪念堂完全是劳民伤财，这玩笑总有一天会像斯大林那样，被拖出去火化掉的。’你说此人怎样？”
“消息可靠？”
“完全可靠。”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华国锋霎时红了脸，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暴怒地在办公室里踱开了步。但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很快，他的神情就恢复了常态，刚才的怒气便消了下去。
“我看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们让邓小平站出来，恢复他的职务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吴德说：“这等于放虎归山啊！”
“话不能这么说。”华国锋走到吴德跟前，摆出一付宽宏大度者的样子，搂着他的肩说：“我知道你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但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要学会灵活应变嘛！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不是几次提议党内应该有几个反对派吗？我们权且当他是我们党内右的代表就是了。”
“你的意见是……”
“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情上不计较。肯定，他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与我们的感情不一样。他是和毛主席作对过几次的人嘛。他的一些表现汪东兴同志也给我说过几次，我也劝他想开些。叶、邓、李这些人年纪已经不小了，还能再干几年？我们熬也熬得过他们。只要主要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再乱也乱不起来。”
“你对下一步的安排是……”
“我准备明年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的领导机构决定下来，再通过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计划，让邓小平，李先念他们好好抓国民经济，这些人搞计划经济还是有一套的。”
原来是这样，吴德似乎明白了华国锋的想法：他处心积虑的要把现任的职务从法律手段上完全固定下来，然后再全力地抓他的抓纲治国计划。看来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措施。吴德这样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