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彭真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推开了窗户，让初冬那飕飕凉风吹进来，屋里空气霎时清冷，新鲜多了。
老伴张洁清赶紧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当心着凉。”
“不要紧！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把我也给锻炼出来了，抗寒抗冻得很。”说完笑了。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后，连个窝都没有。原先台基厂附近的住宅，已让吴德占据。
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到北京饭店的两个客房临时住下。每当他从窗户口看到当年那片熟悉的建筑和场地时，他的鼻子都不由得要发酸。
东方尽头，开始露出青色，稍后又变成灰白，再以后，又作绯红，太阳露出羞涩的红脸后，电报大楼上传来沉重的钟声。
他打开旋扭，收音机里传出清脆的广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哦，陈云果然当上副主席了！好啊！噢，胡耀邦、王震、邓颖超也选为政治局委员了，太好了！彭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鱼纹也随着笑声不断地抖动着。
这一切预兆着邓小平的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每一步还很顺利。到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处理问题就是不简单。他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持地平反，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心里沉了一下。
他马上叫人到报亭买回来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仔细看了几遍，确实没有自己的名字。
疑惑，怨愤，不可名状的痛苦都一起涌上心头。看来，中央全会上对自己的问题还有阻力。不过，那个曾使自己和数百名老革命家蒙受羞辱、带来灾难的专案组解体了。毕竟使自己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多少人都尝过他们罗织罪名、构陷伪证的滋味啊！
张洁清理解丈夫的心情，安慰地说：“不要着急，再等一段吧。十多年都熬过来了，再等几个月算什么？”
正说着，胡耀邦来了。
他风尘仆仆，脸上放着红光。挂满笑容，一边脱下那件灰色呢大衣一边歉意地说：
“看到公报吧？这次没来得及讨论你的问题，是有人故意挑刺。我已让中组部的同志马上取有关证据。请放心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还想留尾巴？”
“不，当然是彻底平反！”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明确指示，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让官复原职，立即回到领导岗位上抓工作。现在斗争还是尖锐的。那些帮派体系和凡是派人物井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会尽一切办法抵制三中全会的路线，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里，关键之一是不能把舆论大权交给不可靠的人掌握。”彭真说：“《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表现很不好啊！熊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
“他是受了张平化同志，特别是汪东兴同志的影响，现在《红旗》杂志和中宣部内部都有群众起来造反了。熊复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请您看看这两份材料。”
彭真很关心当前国内外，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动态，马上接过来就阅读。其中一份材料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在《红旗》院内的大字报，揭发了熊复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的一些问题，大字报写道：
“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有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他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
“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确实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熊复司志对这个事抱什么态呢？今年第十一期《红旗》登载《评姚文元》一文的第二部分是揭露他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经过熊复同志修改把这一段吹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撤底平反了，但至今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
“六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他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这样严肃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他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会上，他竟然号召全会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彭真将这份材料扔到桌上，端起张洁清刚刚烧好的咖啡，用小勺搅了几下递给胡耀邦，然后自己也端起一杯呷了口说：“大字报这种形式，革命的同志可以利用，居心叵测的人也可以利用，我看这张大字报写得还是不错的。”
“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熊复看到了。”胡耀邦笑着说：“他也知道中央的风向大变，沉不住气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大字报旁边贴了张小字报，题目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你看看这份材料，”
彭真拿起第二份材料往下看：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并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同志的批评……”
胡耀邦说：“熊复同志很聪明，一发现风向不对就要急转弯。第十二期《红旗》发表的谭震林同志的文章，结尾有几段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话，熊复非要给人家砍掉不可。谭震林执意不肯。他又给汪东兴和华国锋写了信请示，直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都看了谭震林的文章同意发。他才发表，这个人，继续干《红旗》总编辑不合适啊！”
“不仅仅像张平比、熊复这些人不能继续执掌舆论大权。就是像吴德那样的人也不能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彭真说：“一旦有风浪，谁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呢？”
“通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使我看到了不少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风派人物，其实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物呢。”
“你现在的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见识是很有远见的。”彭真感慨地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如果说错了，你就全当我没说；如果你认为我说得有理，就请你替我向小平、剑英、陈云同志转达。”
“你就放心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三中全会有一条规定，就是重申在党内生活中，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我们相交，你应该相信我。”
“好！’彭真说：“我觉得华国锋同志很难领导全党认真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必须挑选一位更合适同志取代他。”
“让小平同志干！”
“那当然好啦，只怕他年事已高，未必自己愿意干。”
“不过考虑这件事似乎还不成熟。”胡耀邦凝视了彭真好长时间，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政治经验和观察问题的能力。几乎所有的老同志一恢复工作，都向他提出对这位挂帅人物的担心。看起来。华国锋似乎很委曲求全，装出一副和善亲民的样子，但政治权术里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他都在对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身上使用出来了。当想到这里，胡耀邦伸过手去紧紧握住彭真的手说：“难得你这么信任我。请放心，我不会使你失望。我马上把你的意见转告小平同志，及早有所准备，不至于酿成大错。”
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叫王立本的学员，给华国锋写来一封信，就北京红星养猪实验场陈列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物品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作法，不利干恢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封信几经周转，到了华国锋那里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旬了。
他激动而又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寒冬已经开始，西北风一股劲地往袖筒、衣领里直灌。走到外面，连眼都刮得睁不开，两脚就像两块冰。
人们的胡须和眉毛上挂满了白霜，变成白毛了。他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已经有亲身的体验。看来，他要面临一个多事之秋了，刚刚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时那种欢腾，热烈的局面已经过去，对他的约束、限制和监视正在到来。想到这里，他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虽不情愿但又必须参加大会，当邓小平、陈云分别为那两个被毛泽东宣布为“反党头子”的“坏蛋”致悼词时，他产生丁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作为政治家，再没有比违心地做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而更为难堪的了。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比打两个嘴巴子还难受！
追悼会刚刚开过，他就被告知出席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张平化的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一九七九年的元旦刚过，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忙着开会，他们左一个重申维护党规党法，右一个整顿党纪党风，甚至含沙射影地强调：在我们党内。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党规的特殊党员存在；不管是什么人，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大多数人会怎样认为，事实上这一切首先是对他构成了威胁。
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随着接二连三地揭露毛泽东的所谓错误，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圣光圈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党校学员竟敢抓住鸡毛当令箭，拿上一些过去都是很正常的小事指责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些，华国锋捏紧拳头朝着桌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就像把他心中的烦恼一下子砸个稀巴烂。
红色电话机发出了信号。他给妻子使了眼色，那个满头灰发的胖女人替他抓起了电话：“喂，你是谁？哦，是汪副主席。”
汪东兴？
唉，现在只有他才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他知道，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想以尊神的身份捍卫他，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和地位，在各个时期都给他以忠告，但他拒绝了汪东兴的好多意见。现在，自己连和他多接触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怕人们说他“拉帮结伙”，他怕被邓小平等人怀疑自己在“搞阴谋活动”。经过了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那场果断措施后，这批新站出来的老家伙们似乎更敏感、更脆弱，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对付“四人帮”那样对付他们似的。
汪东兴来了。
“看出什么？”
“华主席，你看出来了吗？”
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汪东兴的额上和眼角。突然出现了许多的皱纹，头发上也出现了白发。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要夺你的权。”
“我倒无所谓。”华国锋故作轻松地说：“只是你丢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实权，太可惜了。如果你在会上再坚持一下，也许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还是会同意你继续兼的。”
汪东兴苦笑一声：“你没看见胡耀邦虎视眈眈的那个样子吗？我算看透了，什么“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什么“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誓言、保证。统统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当初毛主席在世时，那些人唱得多么好听，讲得多么漂亮。毛主席刚刚逝世两年，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所有决定都翻了个底朝天！唉，人一走茶就凉，我算看透了！看透了啊！”
“东兴同志，你是不是喝酒了？”
“华主席，你放心，我很清醒。我也知道在你面前不应该讲这些，但是我不讲心里堵得慌。我难受啊！”
华国锋心头一热，低声说：“我的心也不是那么好受。现在。只好慢慢地等待时机吧。”
汪东兴苦笑着说：“最可笑的是胡耀邦那个王八蛋。带着胡乔乔木和姚依林跑到我那里，让我给他们交手续。我对他们拍了桌子；混帐，老子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呢。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你们来夺！几句话，那几个小丑都夹着尾巴跑了。”
“东兴，你不该这样，你太沉不住气了。”
“我也觉得我有点鲁莽，可当时太令人气愤了。”
“胡耀邦这个人我算领教过了。”华国锋说：“但胡乔木、姚依林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对他俩应该了解啊！”
汪东兴说：“胡乔木是个书呆子，他没什么鬼心眼，只是爱咬文嚼字罢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人，大概比你大八、九岁呢。一九三零年在北平加入的共青团，五年后才在上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北平工作期间，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
“这么说，他是和江青、陈伯达他们同时去的延安喽？”
“不错！胡乔木是在一九四一年起任毛丰席的秘书，同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延安整风时，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一些文件。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任新华总
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一九五零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党的八大以来的一些文件和中苏大论战的一些文章都是他负责起草或参与起草的。”
“为什么毛主席后来疏远了他呢？”
“主要是他跟刘少奇和邓小平太紧。”汪东兴说：“当然江青对他也很反感，认为他不听话，对她和毛主席的许多决定不那么好好贯彻。导火线还是批判《海瑞罢官》。”
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姚依林呢？”
“他是安徽省池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也是一九三五年入的党。在那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调到中共天津市任宣传部长。抗战时期，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以后又参加冀东武装起义，任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局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全国解放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当过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等职。这个人过去一直跟着陈毅、李先念他们走。不过周总理也很信任他。”
华国锋明白了。他脱口而出：“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汪东兴把脑袋往后一仰，长叹道：“这下你该看清了吧？他们才是迫及待招降纳叛，网罗他们的亲信呢。邓小平这个人，我早就说他靠不住嘛，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
“不过，这些人毕竟都已经老了。”华国锋突然站起来，似乎很有信心地反问道：
“他们还能活多久？毕竟是他们死在我们的前头嘛，有这一条就不怕他们！”
“难道你不怕政治局的成员发生变化？”
“他们还真敢赶我下台？”
“那可不一定？”
起来：“那我们可真要和他们拚了。”
“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华国锋又烦躁
汪东兴冷笑道：“老百姓总是跟着权力跑的。你不见有个叫王立本的给你写信提意见吗？他是党校的。肯定有背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号！”
华国锋的脸又拉了下来。他把那封信拿起来仿佛像掂掂他的份中地晃了晃，问道：
“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接过来飞快地扫了一眼，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华主席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亲自写一封信支持他的意见。同意将红星养猪实验场的陈列品撤去，看胡耀邦他们还怎么做文章！”
华国锋指示秘书于一月十六日给王立本复信，高度评价他的意见，同时希望红星养猪实验场照此办理。这封信立刻由北京各大报刊公布，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消息传到中央党校的第二天，胡耀邦亲临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在讲话中赞扬王立本关心党的事业，号召人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造过来。他说：“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残余，迷信救世主，迷信个人的做法，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领抽观念，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华国锋同志还不到六十岁，如果现在就把他每到一地用过的、坐过的、住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陈列起来，那要修建多少纪念馆？所以要不得，要不得啊！改正这些东西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破除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你们将来会看得很清楚的。”
胡耀邦的讲话当天就传到了华国锋耳朵里。他正和陈永贵研究山西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部署和注意事项。当天的《情况汇报》由秘书汇报后，陈永贵气得吼起来：“胡耀邦这些话，纯粹是放狗屁。照他这么解释，韶山毛主席故居，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和烈士的纪念地，统统都应该取消和改掉，我真不知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到底要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