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华国锋初提“两个凡是”叶剑英一语化解危机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乘胜前进》的元旦社论，慷慨激昂地宣布：“在新的一年里，中心任务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全年工作的总纲。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陈云伸手关了收音机的开关，对坐在沙发上的王震说；“现在的许多提法很不科学，“四人帮’的路线明明是“左’倾，是极左，怎么能变成极右了呢？这样混乱下去，只会用“四人帮’来批判“四人帮’，很要不得的呀。”
王震说：“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先念、苏振华也提到“四人帮’是极左。但华国锋认为是极右，是右的无可再右。”
“他是套用过去毛泽东的很多提法，其实毛泽东的思想的精神实质，他并不懂。”
从表面上看，陈云一直称病在家休息。其实，国内国际的任何政治风云要在他脑海里过滤一遍。他的资历和政治经验，都与邓小平不差上下，是中共元老派之一。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坐冷板凳，但毛泽东并没有把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看待，他在党的九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江青曾在两个会议上都洋洋得意地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径。我们党内留上这几个老右倾大有好处呀，
比如陈云，就是右的不能再右了的人物。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你们谁知道老右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好了，谁要请教老右，去问陈云吧。”
陈云听到这些，一点也不气恼，只是微微一笑而置之。无论当初是在副主席的高位还是遭到冷遇，他都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应声虫。凡事他有他的老主意，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研究他自己总结和探索的一套经济建没的模式上。
虽然他不常出门，但在党内的影响举足轻重。邓小平很重观此人的意见，他和来访的许多人都说起陈云，让他们去找陈云讨主意。在这些人心目中，陈云是个“智多星”呢。
陈云除了党内的有影响的人或老同事、老相识外不多见客。他消瘦的身架，嶙刚的面孔，看样子弱不禁风但总是挺着胸脯，衣着整洁，谈笑风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顾问式的人物。
当王震提到让他出面和华国锋谈话，请求华国锋允许邓小平出来工作时，陈云神秘地笑了笑：“你认为，小平肯定会站出来从事新工作吗？他上次重新出来给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深得厚望，到一定的时候，人民也会替他说话的。我们许多话，讲早了未必起效，只能因势利导，在成熟的时候把问题摆出来。我想在里外夹攻下，华国锋会让步的。要注意掌握时机啊！”
陈云确实有点眼力，仅仅几天后，他的预言就被证实了。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去年四月五日，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纪念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北京市始终存在着一股不服气的群体情绪，就像潜伏在云层里电极似的，只要偶然相撞，随时都可能爆发惊天动地的雷声。现在，这股情绪又变成了一种多类因素促成的潮流，选择在周恩来逝世周年的日子爆发了。
还在一月六日冷清的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就出现了几个巨大的花圈，各种悼文和标语、诗词突然间贴出不少，其中一首写道：“扫除四害悼英雄，总理自有后来人。不是镇压桧子手，而是堂堂邓小平！”
有的干脆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凡有群众基础的事物，只要一露头，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数小时后，成千上万的各种花圈涌进广场，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周围变成密不透风的人的森林。各种不知名的平头百姓轮流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同胞们，同志们，鲜血不会白流，镇压挡不住火山，去年伟大的天安门悼念总理运动何罪之有？邓小平抓整顿、抵制“四人帮’何罪之有，为什么把他们打下去至今冤沉海底？既然四害已除，奸雄已经打倒，我们强烈呼吁人民团结起来，让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为释放参加天安门事件的英雄们，为给这一冤案彻底平反而斗争、斗争、斗争！”
响应的掌声，呼声，口号声，就像阴雨连绵后的一丝阳光，把许多人的企盼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华国锋很快知道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他的眉头紧锁，两眼冒着火星，简直太不像话了！纪念碑周围的这伙人，究竟要干些什么呢？这庄严神圣的地方，岂容反动的家伙张牙舞爪！
赶来汇报情况的吴德和纪登奎说：“很明显，这是去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继续。
一小撮反动分子利用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再一次煽动闹事，进行右倾翻案！”
吴德还说：“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到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之际，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乱子。”
“你们说他们提出的要求能答应吗？”华国锋问道：“他们的要求就是推翻去年中央的两项决定。”
“不行！”纪登奎说：“两项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推翻这两项不就等于砍掉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吗？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他们的反动主张。”
吴德也说：“弄不好这种活动还是有后台的。关键现在党中央内部不统一，有人可能会纵容、同情这些人的活动。如果要有后台的话，就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华国锋坐在沙发里，一直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对面的纪登奎和吴德，心里很明白他们的心情。今天上午，他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窗户前，用望远镜亲自察看了广场的形势。虽然听不见那些人喊叫什么，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担忧，不由得站在那里出神。他想起了去年四月五日党中央处理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出动大批警察和民兵，对一些闹事的首要分子采取逮捕和镇压，至今还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关在监狱里。现在，该怎么办呢？
“华主席，你马上表态，对广场出现的这种情况该采取什么措施？”纪登奎都有点着急了。“在重大事情上犹豫不得啊！”
华国锋想了想，说：“这件事还需要和汪东兴同志、叶帅商量一下才能定，但有一条必须坚持，那就是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无论如何不能改。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还有，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离开了这个，我们这些人就不能成为毛主席放心的人了，也就辜负了主席生前对我们的期望。”
正说着，汪东兴来了。
纪登奎、吴德把他们刚才议论的情况跟他一说，汪东兴立刻表态：“华主席说的完全正确，毛主席的这面旗帜，我们世世代代要高举下去，永远不能半途而废。
主席的决策和指示，我们不捍卫谁捍卫？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后退半步！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人是什么人？我看需要好好地调查一番，说不定是去年那帮闹事的漏网分子。同时也要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写进去。对群众展开教育。”
他们很快拿出了一个对付事件的意见，由华国锋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叶剑英听完讲述的情况就笑了，他很谦和地说：“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处理问题处处不忘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这是很对的。我完全支持你的意见。不过，听说广场又出现了花圈和大字报，我看不必惊慌失措。”
华国锋一怔，立即注意听了。
叶剑英说；“不是说主张给去年的事件平反和要求小平重新工作吗？此外并没有什么过分行动嘛。群众对中央提点要求总还是可以的嘛。我们没有理由制止他们那样做，至于他们的要求，中央还可以讨论。看他们提的是否有道理。千万不要再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何况大多数群众都是为了悼念总理，过几天他们的情绪自然就会平稳下来。”
“好，你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再和大家商量一下吧。”华国锋放下电话，把叶剑英刚才讲的跟他们一说，他们都不吭气了。
汪东兴最后说：“放放也好，如果广场上的那帮人就此止步，没有新的进展也就算了。如果得寸进尺，像去年发展到打、砸、抢、烧、杀，那我们就决不能客气。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豆腐，而必须要有铁的手腕。”
“那就这样，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华国锋说完，又让汪东兴给公安部作了详细安排。
但是，事态的发展正像叶剑英预料的那样，广场上的群众严格控制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发生。随着逝世日期的过去，花圈和人流渐渐稀少了。
事情终于过去，但它的影响却飞快地扩展开来。自上而下都有人议论这件事，各种传说也悄悄地进入千家万户。北京街头逐渐出现了对吴德等不利的说法……
那天，一封署名为“几位老红军”的信通过自己的孩子转到了华国锋的手里，信的开头就提出了那两个令他十分头痛而又敏感的问题：
尊敬的华主席：
我们以几位老红军战士的名义，强烈而又热切地希望您顺应潮流和民意，毫不犹豫地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同志站出来重新工作。“四人帮”倒行逆施，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你正因顺应潮流一举粉碎了他们，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我们相信，如果您毅然地站出来，主动办好这两件事，人民还是不会忘记你的，否则，你也难免重蹈“四人帮”的覆辙，何去何从，请您三思！三思！
看完信，华国锋紧绷住嘴唇没有说话。
他的心里，翻起了奔腾不息的大浪涛，脸上的肌肉也不住地跳动开了。信中的话是尖刻有力的。信的作者也不是一般人。他很清楚这里的份量。当初镇压天安门闹事的坏人时，他是首当其冲的挂帅者。也正是因为有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才被撤销了党一切职务，自己由政治局委员一跃而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这起事情，他从心里压根儿就是反对的。至于他在那帮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心里的厌恶程度，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就在事件之后，他还收到过好几封点名道姓攻击自己的信，作为反革命案件处理了。现在，有人要求自己出面给这件事件平反，怎么可能呢？
但是，事情是复杂的。对此事件，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干部是持保留态度，他们一直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为此，他常常感到担忧和不安。他脸色阴沉地思索了一会，抓起电话，命令他的写作班子给他写讲话稿，要求他们重点突出维护毛泽东这面大红旗，决不能让任何人做损害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他就是去年四月七日两个决议公布后被逮捕的，罪名是“传播总理遗言”和张贴“反动诗词”。逮捕不久，他被扭回所在的工厂批斗，随后被宣布开除厂籍。这名普通工人的母亲闻讯后，神经失常触电而亡，老父亲在机床旁干活听到工厂喇叭里批斗自己儿子的声音，一走神被机床轧断右胳膊成了残废。只有十五岁的小妹妹只好中途缀学，顶替母亲接了班，挑起了养活全家的沉重担子。
他出狱以后，工厂不管他。他只好呆在家里凝望着母亲的遗像出神。
老父亲唉声叹气，一古劲地抽烟。事到如今，他已经绝望了，实在没有多少活可说。儿子声名狼藉地回来，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谢天谢地，总算没有死在监狱里。
近十个月的铁窗生活，使这个年轻人学会了很多东西。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他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它就不会有繁荣、富强的希望，人民也不会过上真正幸福的好日子。”他还有个想法，这个想法他对自己的老子也还没有说出口：“只要邓小平复出，重新主政，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年轻人，把满腔热血只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幼稚也好，可笑也罢，在那个转折年头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念头并不奇怪。
这个青年工人的名字叫魏哓军。
街坊邻居看到这位被推了光头的小青年大白天里在家里不出来，见了人总是低着头，就像姑娘一样地红着脸，不好意思见人。都以为他在监所里改造老实了。一位老太太背着身子对众人说：“这都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害的呀，要不是他搞右倾翻案，哪里会来这么一场天安门事件？多么好的一群孩子，全毁在他手里了！”
“听说晓军的诗词里骂的是“四人帮’，没有党中央，这事迟早得平反。”
“别瞎说，平反就是翻案，这股风还没过呢。当心把你也反进去。晓军的诗里骂的秦始皇是古代的第一个皇帝，怎么能和毛王席相比呢？”
“是吗？我也觉得奇怪。毛主席的名字明明叫毛泽东嘛，怎么我闺女从厂里回来说天安门事件有好儿个闹事的坏人骂秦始皇就是毛主席。反正这里的许多事我们也说不清，反正一切都得听华主席的就是了，反正……”
“你就知道反正、反正、反正，我看魏晓军那孩子坐监也老实了。大门不出、二门不到，多本份哇。”
“本份就好。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本份点不惹事呀。只要平安无事，比骑马坐轿还要好呀。”
其实，这些老太太、老头儿们都说错了。
魏晓军并没有本份了。十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更加痛恨这个政治环境。他出狱的当天晚上，就书写了几十张“拥护邓小平”的传单撤了出去。白天他躲在家里睡觉、看书、作家务，晚上等大家都睡下后，他便一个人偷偷出去贴标标语、撒传单……
字写的是标准的仿宋体，与他过去那歪歪扭扭的字截然不同，如果说十个月的监牢生活对他还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他逐渐练出了一手好仿宋体字。这种字体能长能扁，变化无穷，同样具备举一反三的作用。
很快，追查反动标语和反动传单的专项任务布置下来了，有人怀疑到魏晓军头上。
街坊邻居们一起冲着派出所的警察嚷：“你们吃饱了饭破不了案，就能往老实人头上栽赃。人家自从释放回家，连家门都不出，怎么会跑到广场撒传单。我们敢拿头上脑袋作担保。”笔迹鉴定，也不像。于是，魏晓军漏了网。
直到两年后，魏晓军成了显赫一时的“西单民主墙”的大主笔。
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这娃是改名换姓的“卧虎藏龙”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