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少奇平反舆论先行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季节。万物获得了生命的力量，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当春雨淅淅沥沥的笼罩了北京城区时，人们能够略感残冬的寒意。但那含苞待放的迎春花，毕竟已经吐出了它那特有的奇香，在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着，飘荡着……
按照胡耀邦的精心设计，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舆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着。
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署名为“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九二五年》，并由胡耀邦审定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
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这是在全国、全世界第一次公开为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三月十六日下午，华国锋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聪明正副会长访华团时，古井喜实很有兴趣地向他询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并指那张报纸问：“当时的真相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出入吗？”
华国锋说：“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我党的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见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和上次相同的位置，又发表了《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的长篇文章，编者按又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
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
三月十八日下午，华国锋会见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长恩加访华之前，还在一字—句地看这篇文章，他问随行人员：“编者按是谁写的？”
“不知道。”
“告诉他们，不要写得太过分了。写的越实事求是，越能赢得人们的同情，过则适得其反。”华国锋摘下眼镜，略显不满地说。
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文章，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恶劣的东北，同其他同志一起，发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刘少奇同志是被捕过，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反动派的法院只得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的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团省委工作的杜兰亭被捕叛变而造成的，刘少奇那时已由党中央调回到上海工作。林彪、江青等一伙用移花接木、逼供伪造等卑鄙手段，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完全是蓄意栽脏。”
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完全推倒了原来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为此，胡耀邦很得意。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华国锋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接见出席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们到休息大厅时，胡耀邦已经在那里了。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华国锋应付道；“好，好，很好！”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以几百万、几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了三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打倒了。”胡耀邦兴奋地说。
哼，要不是中央的权力发生变化，你们三篇文章顶个屁！华国锋心里愤然不平地骂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臭的可以说成香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这里面的奥秘实在难以说得清啊！
其实，华国锋心里完全清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正是毛泽东。
那还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华国锋，听他汇报关于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几次提到了刘少奇；“我那位对头在湖南臭不臭啊？”
华国锋说：“早已批得臭不可闻。湖南人民决心把刘少奇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说：“刘少奇不是我们人为地能够批倒的。历史上几次被捕，出来得都不那么光明，向敌人求活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叛徒啊！以后钻进共产党内，充当内奸、工贼。他的情况。过去我们都不晓得，是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
想到这些，华国锋头上汗珠忍不住冒了出来。
“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华国锋说：“刘少奇钻进党内隐瞒了这么多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彭真等人也陆续来了。胡耀邦问道：“正好小平和华主席都在，你们看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什么时候开比较好呀？”
“莫慌，莫慌，”邓小平笑着摆手：“现在舆论还没有造成声势嘛。继续发表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先分清是非嘛。追悼大会不过是个形式，而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让大家都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嘛。”
于是，从四月份起，《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为刘少奇辩白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薄一波写的回忆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批准出狱的文章《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等文章都起了重要作用。
四月上旬，在研究讨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耀邦又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问题。
华国锋说：“追悼大会只按一般规格就行了，不必再下半旗，像刚刚死去的国家元首那样，因为这毕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嘛。”
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要组成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地点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其气势要和周总理的规模一样。
我们既为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只好收回自己的看法。
“悼词由谁来致好呢？”胡耀邦又向。
按理应该由华国锋致。他是中共中央主席。无论从地位和影响，由他出面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很想推掉这份殊荣。主动地提出：“我看这个会议应由剑英主持，小平致词。他是国家主席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大会完全是最高级别的。”
陈云看出了华同锋的用意，就说：“少奇同志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嘛。由你主持追悼大会最合适。至于悼词，我倒同意华主席的意见，就由小平同志来致。你这个当年少奇司令部里的副帅给主帅致词，情理上也说得过去嘛，对不对？”
最后这几句开玩笑的话。把刚才的不悦气氛为之一扫，几位常委的发言又都活跃起来了。
“我主张再写一篇《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文章。”胡耀邦说：“彻底批判和消除人们中好像刘少奇平反，就是否定毛主席的。”
常委们一致赞成。
唯有华国锋心里觉得好笑：“他们明明是在否定毛泽东，还偏偏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这还不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想好好地大笑一顿，但不敢，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自己。
就连邓小平也没有估计到：他关于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的建议，会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受到了一致的响应。
四月八日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史良、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一进休息室，早已恭候在那里有叶剑英、聂荣臻、乌兰夫、
韦国清、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等人都站起来迎接，向早已杜门谢客、在家静养的一代巾国领袖宋庆龄问候。
“听说要修改宪法。这是大事。我不能不来啊！”
宋庆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仍是体态丰盈饱满。面容端庄雅典，身穿短杉旗袍。一举一动都显示着特有的魅力。
叶剑英说：“取消公民的四大权利。正是为了保护公民们的基本权利啊！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有不少代表个别或联名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这条条文中有关“四大’的提案，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许多委员在讨论“西单民主墙’时又提出了这条要求。所以，在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我们正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希望大家认真审议作出决定。”
宋庆龄点点头：“这是大事。应该好好讨论啊！当初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讨论修改宪法的时候，我就向毛主席提出，应该制定一部科学的、能够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法来作为国家的支柱。不能老是修改，改来改去，都会把人搞糊涂。”
彭真说：“是不能随便修改，老是修改根本大法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不稳定的集中表现嘛。”
但是提到大字报这些形式时。许多人大常委都纷纷摇头。认为那不是什么发扬民主的好办法。
这并不奇怪。
许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受过冲击。一夜之间“打倒”、“火烧”的大标语、大字报就像巨雷震耳欲聋般地铺天盖地而来，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夸大其词。甚至“揭隐私”、“捕秘密”、怎样耸人听闻，大字报的作者就怎样写。而且大多数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不署名，有时写一些“打鬼队”、“捉狗组”等来无踪、去无影的名字，叫你如坠烟雾之中，骤然感到暴雨如注。积水成渠，却不
知道自己该如何辩解。刹那间一个人的名誉遭到损害。各种污蔑倾盆而渲泻，大多数委员们都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很快引起了共鸣。
史良说：“前一段，我的孩子一没事就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带回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传说。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这下好了。人大常委会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他们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同一些被他们称之为“不三不四的人”展开斗争了。
会议展开正式讨论时。气氛大振。空前的活跃。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不住地理着灰白的头发，引经据典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取消“四大’完全必要。第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证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
“有人搞了“四大’，我们自己却搞不了“四大’，”彭真插话说：“他们一开头气势汹汹，就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搞到了不平等的地位上，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呢？”
“第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杨秀峰说：“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帜。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坏人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魏京生之流就是这样干的……”
“对！魏京生钻的正是“四大’的空子。”
“我发现，凡是别有用心的人都善于利用“四大’，倒是安分守己的人不会利用。”
“阴谋家总是利用此来作文章的！”
与会委员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
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仍在发表着他的意见：“第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不利于
四化建设。第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他一边讲，一边举例子，使不少委员为他所说服，纷纷点头称是。
胡愈之说：“我看“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从实践上看。它不但不利于发扬民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被利用来搞所谓大民主。宪法被践踏，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实践上看。“四大’实际上是野心家、阴谋家整好人的工具，是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四块石头，四根铁棍子。实践证明。搞“四大’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到保证。”李瑞环也说：“大家忙着搞“四大’。
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业务、生产，势必使生产受到破坏。林彪、“四人帮’利用“四大’制造派性。天天大吵大闹、大批判、大围攻。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
袁雪芬也说：“我们那个地区。有的人现在还在利用大字报扰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搞四化。我们还是应该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彭真主持。
宋庆龄等人以“身体不适”为名请了假，没有参加大会。
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权利中“四大”的条交的议案。
同时。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副总理的职务。并决定，接受吴德辞去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请求并报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追认。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的当天便详细听到了彭真，韦国清的汇报，他问：“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各项议案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她说她尊重大多数委员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不想过多地介入党派之争和政治漩涡。”
邓小平笑了笑：“看来不少民主党派都有相同的态度。殊不知我们党内的每一个风波都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韦国清说：“委员们都对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的辞职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当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把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大家后，委员们也就理解了。”
邓小平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了陈云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五中全会上的一段话，越想越觉得他很有远见。陈云在提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职时说：“我同意他们提出的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
也应该看到当时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查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完不了也只好暂算完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
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应该说，陈云的意见还是得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