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念紧箍邓小平沉思批凡是大老粗上阵
从六十年代起，凡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社论，都被作为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加了个《解放军报》，更加重了这种份量，体现了中央军委的意思。以后，两报一刊的社沦和文章就成了表达最高决策层意见的权威性喉舌，基本上成了公开的中央文件。
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照常坚持这种惯例。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根本引不起什么兴趣，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但在中央的最高层，却犹如降落了一次巨大的陨石雨，它的爆炸辐射线，击中了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而且至今没有纠正的老干部们的心。正当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联盟，他们企图从新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上探求光明、渴望解放时，社论狠狠地给他们浇了一通冷水。
正是春寒时节，凛冽的北风迎面扑来，再加上米粒似的雪花好像无数针尖刺在脸上，一会儿，脸有些麻木，手也有些麻木了。立春已过，这种鬼天气还真冷得叫人有点受不了。邓小平不停地伸手搓着脸，从院子地转了几保养圈回到屋内。
他觉得，此刻的政治气候了和大自然的温度有点相似。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冰封雪冻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寒冷的日子还能肆虐多久呢？
听完广播，他又取来报纸，把这篇文章翻米覆去看了几遍。社论的作者是费了苦心的，完全是有所指，包含很深刻的用意的：
“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为此，我们必须作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前，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这些话，怎样听了都觉得刺耳，怎样看了也觉得不顺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重大决策，照这个逻辑推下去，他们当然是要坚决维护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干部的案子，毛泽东都作过重要指示，有的是他亲手抓的案件，那他们也都要遵循了。这样下去，和“四人帮”没有打倒有没有两样？
邓小平忍不住拍着桌了站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正巧，前来北京汇报工作的许世友和韦国清来看望他。他们给他带来了南方的水果及蜜桔，一见面就百感交集。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发动著名的广西百色起义的时侯，刚刚参加共青团的年仅十六岁的韦国清就进入斗争行列，编入中国红军第七军，历任宣传员、排长、连长、军事教员、党总支书记、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斗爆发后，他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一九四四年九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阵亡后，他就任第四师副师长，解放战斗打响后，他先调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继而又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了渡江和上海等战役。建国后，他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从一九五O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率军事人员赴越，参与制定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一系列战役，为援越抗法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一九五五年后，他先后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党的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显然，此时他和许世友虽然不长居北京，但说话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
“谢谢你们来看我。”邓小平喜出望外地拉住他俩的手：“这个时候能来看我的，不容易啊！人在困难的时候，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常言说：“患难识知已’嘛。”
“老首长，我们是向叶帅汇报完工作后，他提议让我们来看你的。”韦国清很老实地说，“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念您，早就想过来看望您了。”
许世友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早盼望你主持军务工作呢。叶帅年事已高，其他人太嫩，离了你不行哇。”
邓小平笑了笑，指着刚刚出来的报纸说；“有人不欢迎我重新站出来呀，他们很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直怕别人冲击了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他们也有理论，那就是“两个凡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所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整错的人都不能平反。这恰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筹建俄国革命政党时，针对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处于停滞的状态，明确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他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几次翻开《列宁选集》给他俩看，自己也看，以示证明自己这一段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许世友说：“从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就一直听毛主席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
“现在我们也不能把毛主席的话看成永远不再发展的教条。”韦国清说。
邓小平很坦率地说：“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也有错误。林彪口口声声喊高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其实他本人也并不相信那是真的。这点无论如何应该纠正。”
“他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有什么根据？”邓小平的脸色发红了，声音也有点激动，他还是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焦燥不安。
“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暂且不论，就说我是总后台，显然是诬陷。无论我，还是我的孩子们，都和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认识参与这个事件的任何一个人，就凭这一点，我们说“四人帮’是政治骗子一点也不冤枉！”
许世友说：“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说要打倒你，我们当然得听了。中央指示要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开大会，通电中央拥护两个决议，我们只有照办。我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秘书们写的，我只不过是照本宣读，一个字没改。现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宣布作废，希望你不要计较。”
“我不计较那些。”邓小平哈哈笑着说，“不能怪你们，一点也不能怪你们。在那种环境下，大家都是说违心话，我也说过违心的话，不说不行啊！别说我们，
就周总理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文化革命十来年，他一直在说违心话。他不那样做，连他自己也保不住嘛。”
韦国清说：“我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替我说话，出来保我，早让林彪、‘四人帮’把我打翻在地了。”
“@！#$，那些造反派天天找我的麻烦，要揪我，批我，还抄我的家，我就是不检查。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气得他们没办法。”说到这里。许世友突然感自己说漏了嘴，嘿嘿笑着说：“不过，有时作点检查应付应付他们还是必要的。像小平同志的策略也很高明嘛。这一次，小平你不防故技重施，再给那几个小蠢虫来几句假检查，也未尝不可。不然他们总老在会上瞎哼哼。特别是那个陈永贵，他懂个鸡巴政治，明明种地就好好的，非要让他当鸡巴什么副总理，还是政治局委员；一天就是喊口号，什么“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好像华主席就成了今天的毛主席。我看他比起毛主席来差远啦！”
韦国清也摇头：“陈永贵当副总理是不行！他四十三岁才扫盲，开会讨论撤销你的职务时，华国锋刚说完这是毛主席的提议，他就第一个举起了手说：“毛主席说要撤销他，就把他撤的干干净净，开除了他的党藉才好呢，省得将来跳出来再害人。”
邓小平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什么也不懂，分不清什么大是大非。他最好还是种地去，对他对党都有好处。不过，这些话绝不能外传，只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关门话。”
“你老，我们永远是听你的指挥的。”许世友说，“不管你在台上，还是台下，我对你的态度始终如一，打心里佩服。”
邓小平说：“我也是有错误的。毛主席自己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一个人能够“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满意了。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如果讲理论，许世友可没什么兴趣。中央发下来的那一套又一套的书，除了毛泽东的著作他还真的翻阅过外，大部分的马列的书，他基本上原封没动。那些高深的理论，他提起来就头脑痛。他完全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而工作的。所以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没多读几本书也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得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这话也许给许世友解了围，他曾对一些人说：“别看你们是秀才，打起仗来你们不如我，就是在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你们也不见的就比我强！”
这话还果然叫他说准了。建国近三十年来，许多人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漩涡里翻了船，而他基本上稳稳当当地闯过来了。
这一回，他再一次认定：跟邓小平没错儿，这小个子打不倒，他有头脑、有谋略、有办法。毛泽东健在，他难以施展他的才华。现在毛泽东一逝世，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几乎没他的对手，别看华国锋目前三权兼一身，坐到了权利的顶峰，他如果没眼，迟早要败在这小个子的脚下。所以，向军委汇报完工作后，他就约韦国清一块来看望邓小平。目的，也是为了将来给自己留条路，不至于弄得太被动了。这正是许世友的聪明之处。
同样，在他们面前，邓小平讲话也是比较随便的，他希望他们在政治局会上能够发挥作用，便进一步说；“两个‘凡是’的提法不科学，你们要用自己的话公开批这些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为什么有些人要自封高明，提这些不科学的口号呢？所以还要看实践。”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如果翻来覆去老批某个东西，那肯定是这个东西给他造成的威胁深深的刺激着他。连许世友、韦国清也感到，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深深伤害了邓小平的心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没完没了地总讲这几句话呢？哦。那个阴影的确有可怕之处，曾经置人于死地或绝境的幽灵，即使失去了原先的法力，受过惊吓的人提起它，也会谈虎色变的。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