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
邓小平拿定主意要在一九七八年做几件轰动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以便打破笼罩在全国的那种“两个凡是”的阴影。
他对胡耀邦等人交底说：“中国要想实现拔乱反正的使命，不冒风险扎扎实实干几件漂亮事，那就震撼不了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
他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作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又竭力推动政治局开会批准这个报告。
政治局讨论时，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提出了不少责难，邓小平很烦躁，不断地走出会议室，仰天长叹，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北京早春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
的会议室里没完没了的闷气。他走出内廊扶着那棵百年老松连做两个深呼吸，傍晚的夜空漠然置之，任其自然。然后他又返回会议室，皱着眉听完了那几个人的发言，他对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
其实，他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一九五七年在全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般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反击这股思潮完全必要。但错误在于扩大化。在这场斗争中，全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请示报告》提出对剩下十万多名右派，现在全部摘掉的条件已经成熟。”
说服个别人颇费一番口舌，因为刚刚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那里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谴责言犹在耳。但邓小平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通过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影响，而不是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况且政治局的人大都曾以不同身份参加了反右斗争。他自己就说；“我也曾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但我今天也很积极地主张给他们摘帽子，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最后这几句话，打动了华国锋的心。
这个关键人物的首肯，使讨论急转直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两部的报告。决定见之于报端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新闻媒介还是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造成的，人们把四月五日中共批准两部的报告和邓小平三月十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结合起来，认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在那个讲话里，他要求各级党委给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好后勤，还说：“我就是他们的后勤部长。”
所有这些，邓小平当然赢得了人心。
这段时间里，他频繁地活动，常常抓住人们最为关心的迫切问题，给以肯定性的回答。
在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大声呼喊：“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且许诺要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福利事业。
在接见外国来宾和国事活动中，他也是不断强调：“我们承认自己的落后，眼下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只有善于学习才能迎头赶上去，”
表面上看，邓小平精神抖擞，开朗乐观，完全是一副倾心力抓科技教育事业的样子，只有在最知心的老部下、老战友面前，他才露出满脸忧色。
王震说：“这一段来，华国锋说得少了。”
胡耀邦、王震来他家汇报一批文革大案的复查情况时，邓小平连声摇头：“不行啊，照这样下去无论如何要不得啊！华国锋开口闭口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路线不破除，不批判，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有希望。”
邓小平说：“实际工作中，他们始终是这么干的，尤其是那个汪东兴，还有吴德、陈永贵，一开口就是毛主席的话，好像毛泽东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理。现在是到了从理论上触动他们这个“禁区’的时候了。”
王震笑着说：“这里面处处有“地雷’啊！”
“不怕，我来“趟雷’！”胡耀邦把袖子往后捋了捋说：“这一段，我一直准备写这么一篇文章，阐述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
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向自由王国迈进，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是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存的条文上，甚至拿现在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不敢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永远到不了自由王国。所谓建设四化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邓小平立刻拍着巴掌叫起来：“这篇文章立即定，正能够切中当前的时弊！发表出来后，我敢断定会得到全党的拥护。我看全国的倾向，人心思变。不投巨石打破思想领域的这滩死水，我们不会有出路。”
王震悄声说：“我发现华国锋掌权，比毛泽东还厉害。这个人物要发展下去，也是搞个人迷信、搞神话的能手。我看了不少山西的材料，那里的宣传机构几乎把他捧到天上了，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就会招来横祸。”
“唉呀，如果他真要羽毛丰满，还有我们的活路吗？”胡耀邦说：“自己捧起菩萨自己拜，自己做成绞索自己套，这是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教训。我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走这条路，不断地重复历史的教训和错误。每当觉悟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邓小平感慨地说：“耀邦同志快成思想家了。我没想到，这些年来他真读了不少书，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看来，你这个中央党校副校长没有白当啊！”
“我不能白当！”胡耀邦说：“现在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我们还拿出过去那副“外行领导内行’的面孔去领导人家，谁会卖你的帐！所以，我给自己定了硬性任务，每天不读够两小时的书不准睡觉。这次我们党校办《理论动态》，我就明确指出了
办刊方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我让他们在各地组织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写得不错。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个叫胡福明的讲师，早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份就给《理论动态》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看到后让他们动手修改，我也帮他们出主意。我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我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实践。”
邓小平变得兴奋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很善于抓思想舆论战线。他搞什么运动，总是舆论先行嘛。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来个舆论先行呢？造个舆论嘛。”
王震笑起来：“我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那年的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还说：“邓小平没什么了不起，他有什么本事，他哪能粉碎“四人帮’？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我看他根本不行！’我看，他也不再说那些糊涂话了。”
王震提醒胡耀邦：“文章发表之前你要好好把关哪，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估计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它会成为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看怎么说吧。”胡耀邦说，“严格来说，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但从政治需要上讲，这又是必要的。我们的这种观点也需要不断地检验吧。”
当然，他们没有想到，当这些参与决策中国政局的政治家们在商量这个重大课题时，《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人也在讨论、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准备选择机会发表。
这可以用四个字来恰当形容：不谋而合。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晚上，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里，总编杨西光、最初写出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另外两人，就在一起研究修改文章的意见。胡福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一九五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后来又在南京大学任教。他对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后的形势由衷地拥护。这篇文章由他修改后，基本的调子是批判“四人帮”的，他的稿子又由别人不断地修改，甚至许多段落都是另写另改主题。
每次修改，都要打为小样，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部分人员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就有一个人公开表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党校参与修改的《理论动态》组的人心里明白：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肯定反对。只不过谁也不愿意挑明罢了。
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杨西光等人根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意见，两次修改了他们的文章，
这一次，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完整的、全面的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含蓄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四十五年里，一直是根据实践检验《共产党宣言》时，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写锋芒太露，于是又修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文章的结尾部分还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打破。”
“好，写的有勇气！”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高兴地对杨西光说：“我看了两遍，觉得理论逻辑上还差些，还可以修改，以便进一步提高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杨西光说：“还可以修改。我建议文章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
“可以。凡在《理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他对这个〈理论动态〉很关心也很重视。我们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就是他的观点。”吴江说：
“等我把这个意见报告耀邦同志后，再作决定。”
胡耀邦正在情绪高涨之时，马上答应道：“好，就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以避免再送汪东兴审查。让他审就坏了，非枪毙不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还隐含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写好定稿后，我再审阅一遍。”
“同“两个凡是’派的斗争，也得讲究艺术呢。”胡耀邦说：“要准备们发难。
最好里面加两句华国锋的话，你们有没有啊？”
“有，我们在《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节里，用了他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文章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编他的专集。’”
觇耀邦点点头：“好，引这一条可以了，也别太突出他。不然就取不到文章应有效果。”
“有人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出现乱子。”
“乱子怕什么？关键看真理。不敢为真理而斗争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我看干脆让他退党算了！”
“我让杨西光同志再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联系一下，等《光明日报》发表后，其他报纸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他们答应了吗？”
“还没回话。”
“这好办，我跟罗瑞卿同志打个招呼，要他指示军报发就得了。你们放心，到时候会有重要人物支持你们的。”
“我准备再好好修改一下。”
“对，一定要把文章改好，注意突出这样一种观点：“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都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就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石’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
胡耀邦扳着指头说：“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他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这个事实雄辩的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这样写，可以举一反三，使读者产生更大的联想。”
于是，吴江回去把胡耀邦的意见向《理论动态》组的人作了传达，他们以此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
这次，连同以往的几次，已经是第九遍在改动了。而且这一次作的文字删改是最多的。约有一半以上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之中心突出。再加的最后一段中，特意提到了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无懈可击。
吴江等他们定稿后。又作了部分增改，加上了：“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远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等这样的话，以突出这篇文章的意义。
四月二十七日，一切就绪后，这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在稿上批道：“请即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理论动态》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