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天气渐渐地冷了。
每到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叶剑英都要到广州住段时闻。那里四季温暖，绿辫如茵；永远流荡着各种青翠和山花的香味，很适合休养。毕竟年纪大了，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支，所以早就想回家乡走一走。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剑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到了西山别墅，住在称为第二号院内的西山坡上。他听这里秘书说的文件后，知道了华国锋明年召开五届人大的全部打算。这个老西子。一向看重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已经登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主席的宝座，但他估计华国锋还不会让出国家总理这个职务。按理来说，这个职务早该让给邓小平干了。但华国锋给他的口信中说：“总理还是应由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比较恰当。在暂时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主张还是由我来兼任。”
叶剑英听了，忍不住冷笑连声。
当然，他已经八十岁，就党内军内的职务来说，无论地位上还是权力上，他都登峰造极了，华国锋建议由他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
问题是，邓小平的职务又应该如何安置？正想着这码事，秘书赶来向他报告，说邓小平马上就要启程来看望他。听了汇报，叶剑英哈哈大笑，这个小子真是鬼精灵，他就知道我一上西山就是研究问题的好时机。他在军队里担任着重要职务；经常上西山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猜测。这里僻静安全，正是研究事情的好场所。反正他一来，这山上就热闹了。
果然，邓小平一进客厅就嚷嚷：“听说你要上广州，那可不行，我得在你到厂州之前把一些大事决定下来。不然，还得到广东去请你回来决定。”
“不管什么大事，你决定不就得了嘛。”
“那可不行，我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冲锋，干什么事也得把你拉上，找个垫背的嘛。”邓小平连说笑话连说正经事。“现在落实老干部的政策进展缓慢。很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层层得不到解放，这样不行啊！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要靠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郝才能完成。依靠现有的这些人不行。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举举手，喊喊口号还可以。让他们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割他们身上的肉还难。”
“看来你是有了好主意了。”
“选个和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而且有朝气、有气魄能力的干部挂帅。专门负责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的工作。”
“别绕圈子了，你看谁合适。”
“胡耀邦。”
“他不是刚刚担任中央党校副棱长的职务吗？他可是常务副校长啊！”
“让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下一步开全国人大，也少不了像耀邦这的人挂帅能干。他比汪东兴强多了。早在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就发现此人不简单，极有头脑，很有思想。这几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叶剑英点点头：“对他虽然接触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好，现在中央党校办得很活跃，我看了几期《理论动态》，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泼辣，都说到了点子上，我看这个人可以当组织部长，把现在的那个姓郭的拉下来。”
“所以我提议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这件事。”邓小平说：“当然，议题不以它为主。我们不是计划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军委全体会议吗？就以研究军队整顿方案的名义召开这个会议，让老西子防不胜防！”
三、四天后，政治局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因为问题是讨论军委会议的有关决定，所以指定了罗瑞卿出席这个会议。他坐在T字形会议桌的旁边，紧挨着汪东兴。
华国锋坐在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挂帅人物，他对要研究的问题其实胸中无数，一切听从了罗瑞卿的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不时地作着补充。
坐在华国锋左侧的汪东兴，不时地观察着李先念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表情，对突然召开这样的会感到很不满意。通常都是华国锋先同他研究具体方案后，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与会者，而今天的会议，则是由军委办公厅负责通知，实在有悖常规。但他并没有更多地表现出来，只是保持者沉默。
罗瑞卿说；“现在，我们感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极不得力。有相当一批负责同志对中央的现行政策持怀疑态度。所以。使揭、批、清工作不能很好地抓下去，甚至走了样子。”
“这个问题上地方比部队还厉害。”邓小平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大中华牌过滤嘴香烟，板着面孔说：“许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说了算。那里的领导权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还会出现较大地反复。”这两句话，很准确地触动了在场的人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的眼睛盯住了他，一种不安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
叶剑英马上说：“小平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我们不从组织上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和‘四人帮’的关系有颠个个儿的危险。”说到这里，伸出了手掌翻了翻。
“难道我们的措施还不得力吗？”汪东兴问：“现在从上到下砸碎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难道他们还会东山再起！”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事情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仅仅是处理几个人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斗争。‘四人帮’统治了十多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坏了，搞乱了至使许多干部还习惯于按照他们那一套办事。
所以，不把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就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
“是到了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的地步了。”叶剑英强调说，然后把目光朝李先念这边瞟来。
李先念早已得到暗示，这时也点头表态：“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是到了加快步伐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本身在飞跃前进，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干帮还在那里受窝囊气。这不是在浪费人才吗？这种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汪东兴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他见位中央主席还坐在那沉思，就提醒他道：“请华主席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有关单位，要抓紧复查干部申诉的工作，真正错了的一定要及时纠正，不要再拖延了。”
邓小平冷笑道：“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本身就不那么干净，许多问题是属于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依靠他们来落实干部政策显然是很困难了。”
“你的意思是……”
“选一个年富力强、作风正派、思想水平都比较高的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挂帅。”
华国锋脱口而问：“你看谁合适？”
“耀邦同志就可以胜任嘛。”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叶剑英、李先念立刻答应，都在说胡耀邦的好话。
汪东兴笑起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刚才的猜测。他们的确是早已预谋好了的，要不为什么这么步调一致、异口同声地集中到一个问题。政治局常委共五个人，他们已经占了多数。如果再继续讨论下去，很明显地对己方不利。他对胡耀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他从心里讨厌那个对什么事情都爱夸夸其谈发表意见，而各种意见都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的人。
在汪东必眼里，胡耀邦是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他不但看不起他汪东兴，而且也看不起华国锋。那天他到中央党校发表完讲话后，胡耀邦把他引到了自己的书房。胡耀邦指着自己书架上一排排的书，问道：“汪副主席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吗？”汪东兴说：“没有。”他又问：“华主席看过吗？”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胡耀邦脱口就说：“我看他也没有。他开口闭口就那么几句话，不像钻研过马克思原著的人。我认为，没有系统地钻研过几本马克思、列宁原著的人，很难完全从实质上掌握思想的精髓。光背几个条文和语录不行啊，要掌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汪东兴认为胡耀邦是在戏弄自己，便冷冷地问道：“你看过几遍《资本论》？”胡耀邦毫不客气地说：“我看两三遍了，还没真正弄通，何况是根本没见过原著的人呢！建议汪副主席还是多看几本书啊！”
汪东兴气得脸色通红，使胡耀邦马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忙改口道：“汪副主席，我刚才可是多喝了几杯酒，说话没谱了。说错了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谈谈读书体会罢了。”
虽然汪东兴没再说什么，但他对胡耀邦的印象已极糟糕。只是此刻不便说出来罢了。
“我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人选还是慎重些好。”汪东兴说，“起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一谈，现在决定是否太匆忙了些？”
叶剑英不紧不慢地拉长声调说：“研究问题老那么拖泥带水可不成！什么时候了，还那么馒慢吞吞的，我们的四化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现在是非常时期，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办事应办干脆点。”
叶剑荚的话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立刻使汪东兴缄口不言了。
李先念说：“就让胡耀邦干一下吧，不行再另换人。中央组织部和各地组织部负责落实党的干都政策，负责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积压下来的那些申诉案，这点明确下来。一般的案子由他们和各级组织部门决定，重大案子由他们查后提交常委讨论，由集体负责。”
“我同意先念的意见。不知华主席还有什么想法。”邓小平的眼睛对准了华国锋。
华国锋考虑了一下，心中想起了那天吴德和自己的谈话，不由得动了心思，他认为，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整干部的申诉案件，落实老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被整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和事，是一件很难落实好的工作。弄得不好，就会骑在虎背上，坐也不是，下也不是。如果迁就整人的人，挨整的岂不又要没完没了地告状？要办的事这么多，如果陷到里面去，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这个包袱就让他胡耀邦背去吧。想到这里，华国锋说：“既然多数同志主张让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那我就尊重同志们的戆见，让耀邦同志接手干吧。而且由中央和他谈话后立即上任，努力在极短时间干出成绩来。”临结束时，又强调：“中央组织部不能拖了五届人大的后腿，要保证五届人大如期举行。”
汪东兴听了华国锋的表态，心里“搁登”一下，觉得十份纳闷：华国锋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如此重要的职务让给一个政治上很不可靠的人呢？散会的时候，他才在华国锋跟前重重地“唉”了一声。
正像华国锋估计的那样，胡耀邦在接受中央任命时，表现得很勉强。
本来华国锋把谈话的事推给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但邓小平非要要求他出面，说：
“组织部长的人还是个大事，过去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着，你不出面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啊！”华国锋推拖了几次，到底还是让邓小平把他给“请”出来了。
“从我的性格和能力来看，让我搞宣传工作合适些。”胡耀邦坦诚地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我恐怕搞不好。建议中央另选一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同志担任吧。”
人们常常以为，所有的政治家，即使是素质和能力都很差的人在接受权力的任命时，都会在同事和上司面前使用温和的语言和有礼貌的举动，但胡耀邦却一反常态，对这个任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感激。他说：“我当组织部长也可以，就要真正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称职的干部就要坚决撤换，合格的干部就要大胆地用。在我自己的权限范圈内我要说了算。我负责审查的结论，如果上级领导驳不倒、推不翻就要产生效力，我不能干那种例行公事、别人决定让我只是办办手续的应付活儿！”
华国锋不像原先那副慢吞吞的样子。私下里，他对胡耀邦也说了许多不信任的话。
但现在他决心把这碗烫手的肉菜推出去，让他在最关键、最敏感、最容易两头不讨好的问题上犯难。再过几个月，也许局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眼下，他不得不为此忍下这口气。他说：“中央既然让你出任这个职务，你当然可以在你的权限范围内放手大胆干。”
“听到了吧！”邓小平接着说：“华主席明确地表了态，这也是中央的立场，让你有职有权地干番革命。中央把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申诉冤情的任务交给组织部，这可是一件历史性的使命啊！”
“既然中央决定让我干，我也只好服从了。我会按照党和人民的利益把工作干好的，我对历史要负责。”
汪东兴虽然在场，但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又发现了胡耀邦的一个特点：这家伙一旦决定要干一件事，是会玩命的。你看看刚才他还犹豫不决，甚至想推掉别人争不到手的美差，可一旦当中央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便露出了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劲头。这反而更使汪东兴暗暗担心了，他不知道这个浑身上下像一团火球的小个子，又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知道，反正他不是一个安份人。
而这一点，正是华国锋需要的；也是邓小平要求的，前者出于放长线钓大鱼，后者是始于扭转乾坤的历史努力。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胡耀邦正式上任。
上任的第一个会上，他就把解放老干部，让他们重新站出来工作放在首要研究的议程上。他手边放着几个被关至今没有平反的老干部的案子，站起来说：“包龙图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他敢于惩办坏人，敢于平反冤狱。你们有这种气魄吗？”
他见没有人敢答应，就把手一挥：“我来这里是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你们谁没有这个勇气，不敢得罪帮派人物，不敢为受冤的干部和群众作主。你们提出来，我向中央要求，把你们从我手下调走。”
这一下，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坐不住了。
胡耀邦大声说：“党和国家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用人用干部之际，有些同志把许多在战争年代就立下丰功伟绩的老干部、好同志长期抛在那里不管不问，还让他们遭受冤屈，请问这是什么用心，这是什么作风！”与会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变得热气腾腾了。
“许多案子不是我们不办，而是不好办啊！有些毛主席、周总理、康老、谢富治，逐有其他中央首长和国办批的案子，我们怎么好推翻呢？”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啦。”
“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以及党中央也发过文件，对有些案子明确表示过不能动，让我们注意维护党的威信。”
“如果不照中央首长说的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与会者七嘴八舌说起来。
胡耀邦的脸涨红了，鼻尖上也沁出汗珠子，只见他又端起茶杯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只要你们是照我说的原则办的，出了一切事我负责，与你们无关。这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管对谁的结论，凡是不正确的决定，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这下，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心里看得很清楚，也早就对极左那套作法心怀不满了。只是在层层高压之下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如果有人敢为他们撑腰，他们的积极性早就发挥出来了。
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搁置了许多年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一批又一批受冤的干部重新站了出来，那些惨遭迫害的老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获得平反昭雪的决定后，激动得连说话都发颤，一声接着一声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胡耀邦也受到了这批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称颂他是“胡青天”但是还有一批在全国全党具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就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他知道，这些案子不但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有的还要由中央全会决定。
他感到为难了。
他给邓小平挂了两次电话，要求向他汇报平反冤假错案中几个带有重大全局问题，秘书挡驾了。秘书告诉他：“小平同志正在出席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同样很复糸，矛盾也多，希望你耐心等两天，到时候小平同志会亲自找你的。”
没办法，胡耀邦只好耐心等待。
事实上，就在等待的这几天里，他已经想好了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面很久的这件大案。正是由于这一大冤案的发生，才导致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这一冤案的彻底平反，将会给平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连串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认为，数不清的矛盾中，这是一个年代虽久，但是牵扯大局的主要矛盾。抓这个矛盾，显然是要担负一定的风险的。而他，早己豁出去了。
当然，他不知道，就在他亲自抓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正和叶剑英等人密切配合，给军队的、他称之为“肿瘤”的问题作“大手术”。邓小平很清楚抓住枪杆子的极端重要，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军队的每个细微变化。表面上看，似乎他正主持制定类似《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制度的调整方案》等文件，实际上是把重心放在了军队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一大批过去他的老部下被提拔重用。安插到了关键性的岗位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委全体会议，邓小平和叶剑英采取了把华国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始终让他摸不着实质性的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才是他的心里话。他说；“现在大军区、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换，除了个别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亲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干部，还有总部、军兵中，和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当然，他所说的“作风正派、不信邪”的标准，有着他特定的内容。
讲到气愤处，他使劲拍了桌子。
“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
这话显然是给这次整顿军队说的。
同毛泽东的策略一样，邓小平在抓军队的时候，也不断地释放战斗的气氛，好像战争随时都有发生的危险。他说：“总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我们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懂不懂呀？发挥能力够不够呀？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你不训练，就是不行。”
邓小平摆出了一副真心实意抓军队建设的样子，其用意深深地隐藏起来。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