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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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平时不吸烟,这一段却是经常口袋里装着烟斗,不时地拿出来摆弄一番。

有时点着后,又让它慢慢地燃尽,也有时吸上几口,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突然发生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念头:好象自己已经没多少事可干,已该退休了。尽管自己的年纪比起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来还小得多!

这次会上,他和陈云同在一个组里讨论华国锋等人的讲话,陈云说了一句令他震撼心魄的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拨乱反正将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什么?”纪登奎忍不住问道:“照这么讲,刘少奇也应该平反?”

“陈云同志,你这种观点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如果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一摘,那毛主席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完全被否定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学说也将被否定。”

“纪登奎同志,我可以告诉你,凡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东西,就是天王老子的成果,也要统统否定!”

“这绝对不行!”纪登奎当场拍着大腿站起来:“如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部否定了,那还有什么共产党?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固然不是神,但刘少奇也不是好人!”

华国锋从中作了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继续进行复查,所以三中全会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作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尽管他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紧接着,吴德又被免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林乎加担任;他又被免了在北京军区内担任的职务。纪登奎心灰意冷。

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党政军民各界三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陪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来到会议厅里,那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交织成热气腾腾的景象。突然,纪登奎看到身后的胡耀邦和邓颖超往前面走去,紧紧拉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晃起来。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我们看看那几个受冤的苦主吧!”

他们跟叶剑英、李先念走到那几个人跟前时,华国锋惊呆了,汪东兴他们也惊呆了,纪登奎更是傻了跟。原来,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身旁的那个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王光美皱巴巴、黄蜡蜡的脸上流动着眼珠,发灰的嘴唇哆嗦着。身上的那件蓝制服很像是赶制的。看到华国锋等人,她松开了胡耀邦的手,迟疑着朝前迈了一步,欲伸手又不敢,一下子僵到了那里。

当初华国锋很不愿意接触彭真、薄一波,这一次很亲热地向他们伸出双手,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吃苦了。”

(暂的春秋280)

叶剑英在旁边说:“真没想到,林彪、“四人帮,整他们整得那么惨,关在监牢里连水都喝不够。彭真同志好长时间不给被褥,只准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觉,硬是把他的一只耳朵给搞聋了。”

这时,胡耀邦指着王光美问华国锋:“华主席,你不认识她吗?她就是王光美啊!”

这回躲是躲不过去了,就在华国锋伸出手的瞬间里,好几个记者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拍下了一幅幅历史的镜头。

“华主席。少奇同志冤枉啊!您应该为少奇同志作主哇!”王光美泣不成声了,当她的手和华国锋的手相碰的霎那。她觉得浑身一软,快要跌倒,邓颖超和胡耀邦急忙扶住她。她才稳住神,泪眼朦胧地对华国锋说:“再不能让少奇在九泉之下继续含冤了。”

“光美同志,不要这样嘛。”华国锋的眼圈也好像红了。“你再等等,相信党和人民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的。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欢天喜地嘛。”

王光美擦掉了眼旧,突然又倔强起来:“华主席,十多年来我今天是第二次笑了。

第一次是听到您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那天。今天哭也只是在亲人面前第一次流眼泪哇。”

“好。今后应该永远笑,永远高兴下去。”华国锋多少有点不自然地说:“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叶剑英双手抚摸着王光美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光美同志。党和国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你就再等待一段时间吧。”

纪登奎听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他们是一定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

当吴德和王光美握过手,转身和彭真握手时,彭真说:“吴德同志,你该给我腾房子了。鹊巢鸠占的日子还想继续下去吗?”

这句话弄得吴德很不好意思,他说:“难道给你另找一套房子就不行吗?”

“不行!”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你当初怎么占的你再给我怎么退出来就行了,要找房子你去另找。我这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另找不来。”

吴德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批斗彭真的时候,彭真对吴德说:“我现在实在支持不下来了,请你跟造反派们讲一讲,请两天假哟。”吴德说:“这个我做下了主,你和红卫兵小将们直接讲吧·”彭真有些生气地说:“这样没完没了地批斗下去。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吴德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什么!你还要我负责?我负什么责?你是个地地道道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有余辜的叛徒、特务,你还想复辟?告诉你。革命人民就是要彻底地把你打倒,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吴德把这些故事讲给纪登奎听后。纪登奎感慨万端地说:“现在我才对《警世通言》、《酲世恒言》、《喻世明言》里的许多话有了深的体会:“话到嘴边留半句,人生通途留后路’哪。我们这些人,过去只知道忠心耿耿地紧跟老人家干革命,谁知老人家刚刚归天,我们却落到了这般田地。”

吴德说:“其实,这里面还有许多界限需要进一步划清楚。这就是,虽然给彭德怀、薄一波这些人定为“反党’、“叛徒’不妥,但他们有没有错呢?平反不能连他们的错误也推翻吧?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比我们这些一贯清清白白的干部还光荣,还神气,这种怪现象一定要扭。得给多数政治局委员打招呼,不能轻易地同意他们官复原职。邓小平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

“只怕我们阻拦不住。”

“阻挡不住也得挡,不然我们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职责。你说,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当然是搞阶级斗争。”

“可现在连地富反坏右都平反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你还

搞什么阶级斗争?”纪登奎长叹一一口气:“我有一点感觉,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会落个悲剧角色。”

“不是实行“三不主义’吗?”吴德的劲头似乎十足:“他们那么起劲地反毛主席都可以,我们替毛主席说几句好话没错吧?”

但是,吴德再一次失算了,正像纪登奎所说的:他们根本阻挡不住中共中央平反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错案的步伐。二月六日,以林乎加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所有人和事,包括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平反。决定指出:“林彪、江青一伙从批判“三家村’入手,,进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夺北京市委的权,进而搞乱全国。现在是到了彻底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更令吴德不安的是,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就在当天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彭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负责起草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制的起草工作。

吴德对纪登奎说:“这可是冤家路窄,我们又走到一块了。”

“你的意见是……”

纪登奎连连叹息:“现在我们是步步设防,步步失败。吴德同志,像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没法继续干下去了。即使我们不下台,人家也总有一天会赶我们下台的。”

“直接向华主席指出来,如果再不采取急刹车,我们只好向中央提出辞职。”

“这样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敢说,邓小平这些人巴不得我们这样干呢!”

“但对华主席来说,岂不是更让他势单力薄了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眼瞅着将来别人逼着我们下台吧。现在这样考虑问题,我们还体面一些”

吴德把纪登奎的这些话和思想动态,如实地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似乎已经估计到会这样做了,表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很通情达理,能忍得下。

他苦笑着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反正都是为党工作,谁干都一样。对历史我们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但对这个局面来说,我实在是难以挽回了。我只希望在经济上能使我们的国家有大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国梦……”

“但具体路线,我们的方法和他们不一样。”

“究竟谁的办法好一些,可以试验嘛。”华国锋说:“他们不是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检验别人,当然也检验他们自己。让他们干几年看一看,等他们在实践中碰了壁,自然就服输了。”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开完,汪东兴就惊得浑身冒汗,再也坐不住了。

从四月五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王任重等人的带头下,以总结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为名,对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会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气氛相当激烈,言辞也刻薄。许多与会者被他们提供的一连串数字弄得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像不到,他们十分尊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怎么毫无经济管理水平?这样的人还配当国家总理吗?

这是~些人的意图,尽管还未明说。

还在半个多月前,即三月十四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六点意见。主要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

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要求中央开会审议他们的意见。

华国锋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对陈永贵、纪登奎、吴德说:“经济工作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不平衡是相对的。像他们这样找问题,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

但邓小平却说:“经济工作比例失调,是关系到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路线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必须开会研究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于是,从三月下旬开始,政治局开会审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那么会议对汪东兴来说,只是一连串枯躁无味的数字和令人头痛的公式及概念。所以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其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整个会议中,只有华国锋硬着头皮来招架。

这回是陈云打头阵。

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讲话中,劈头就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国情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和邓小平、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说:“前一段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在国锋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冒险。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只是土的,而国锋同志的冒进是洋的,是带有现代化的意味的。今年三月十八目计委重新拿出个新文件,我看就比在国锋同志指导下搞的那几个好。国锋同志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提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的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是提三千六百万吨,

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而是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干二百吨钢编计划。”

陈云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经济权威,他又是新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几乎没有人反驳,事实上也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现在,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虽然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

所以,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华国锋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显然是过高而根本达不到的。

最后,陈云打断了一些人的话,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华国锋同志在政府报告中要求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什么三十个大电站呀,十个大油气田呀,十个大钢铁基地呀等等,完全是不符合国力、财力的冒险指标。还有几万个小的基本项目指标,不得了哇!把国家折腾穷了。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算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不是白搞吗?”

邓小平说:“当然,华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把经济搞上去。”

李先念也插话说:“这一点必须肯定。华主席有这个胆子提出高指标,也说明有气魄嘛。”

“搞经济工作,不能离开实际和条件去搞大胆的设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管经济。有些人就是经验少,胆子大。”陈云开着玩笑说:“像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政治局委员哄堂大笑。笑声中人们自然想到华国锋。只见他坐在那里脸红得像个西红柿,低着头不住地翻阅什么。一声不吭。

当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后,整个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因为事情都是这两年来发生的。人们记忆犹新。

“当初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怎么全推到华主席一个人身上去也,这太不公平嘛。”

“他是党政军一把手。他不负责谁负责?”

“华主席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不大合适,还是像毛主席那样只担任中央主席好些,这样也便于发挥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嘛。”

“看来,华主席的能力太差,没有挂帅的素质。李先念同志四月五日的讲话中列举的数字是惊人的。”彭真在分组讨论时对几个组的负责人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粮食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一九五七年。棉花按人口平均的占有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点一斤降到的现在的四点六斤。油料由十三点二斤降到十一斤。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三百六十五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一九七八年,花了二十一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三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照这么说,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也该废除了?”

赵紫阳说:“这几年还天天喊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其实根本违背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事实充分证明,农业上再不纠正那种“左’的错误倾向,我们的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铁的事实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赵紫阳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使农村中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一点余地也丧殆尽。如果我们还相信过去的神话。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农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必将使城市挨饿。”

邓小平问道:“有些数字的含义你们知道吗?它的后果你们知道吗?这对那些只是在口头喊高举而根本不面对现实的人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李先念又打开他的讲稿,对众人说:“现在,全国发电能力还缺一千万千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一大批工厂

经常处于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这几年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加工工业还在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

另外,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去年一年,因为我们的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我们就损失了八千七百多万美元。”

“不仅这些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十多年来,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职工就业面是扩大了,但平均工资没有提高。我们在集体福利、职工住宅、公用事业、环境保护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累积起来的问题很多。此外,劳动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全国大约有两千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和复员转业军人一百零五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三百二十万人,插队知青七百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二百三十万人,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要安置的八十五万人。等等。在两千万人中,今年急需安排的就有八百多万人。大批人口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囝结……”

就这些问题讨论。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除了华国锋、纪登奎这些人感到一筹莫展外,邓小平等人似乎都已经成竹在胸。

工作会议开到结尾时,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我们已别无选择余地了。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是人们谁也无法忍受的。那将会阻挡中国的四化进步,并由此大大推迟我们进程的时间。为恢复元气。我们要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人员的叽叽喳喳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将获得参会者的赞同。

然后,胡耀邦开始说话了。此时谁都意识到他已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威望正日益提高起来。当叽叽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矫健而又富有感情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多。同志们,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赶快让一大批被错整错批错斗的老干部赶快走上领导岗位。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错误结论后。中共中央又宣布彻销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为因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案平反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巳为彭真彻底平反,为“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批准彻销一九六四年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彻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销一九七五年《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陆定一彻底平反;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彻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等等,所有这些平了反的同志。我主张从上到下一律恢复原职,把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重用起来,不得给以任何歧视!”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再一次给他们赢得了人心和力量,正如华国锋、汪东兴私下所担心的他们会来这一手那样。

陈锡联走到底层,刚刚要跨进正在等候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背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干部。

“华主席想在他的家中与你谈话,陈司令。”他轻声说完,便二话不说地走开了。

华国锋现在住着的房子,据说是过去专门为江青修造的。这套建筑华丽而又实用,具有一套现代化的安全的使用设备,但办公室却很简朴。华国锋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通过这几个月来的事实你看到了,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伟大决策,而且也要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大量工作。我想具体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

沉默。

两位年纪不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像他们这样的议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党内曾出现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内讧,如果他想让别人死的话,那他自己也必须作好死的准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只是言词伤人,便使像他们这些深感受逼的领导人秘密逮捕而后公开批判,使他们身败名裂。这不能不使他们在这类最为敏感的问题上捉摸不定。

“这倒不至于。”

“现在很多问题还无法下结论。”陈锡联终于打破沉默:“如果他们决定要你下台,那你就完了。可是,现在看不到这种迹象。他们谈的只是工作经验和教训。

华主席,你现在必须冷静思考:这就是:是否他们上台就必然会使你下台?”

“如果这样,”陈锡联笑了笑:“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说多了传出去只能是自寻烦恼。”

“但眼下的许多措施已非常……”

“华主席,先忍耐着吧。”陈锡联木然地笑:“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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