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风险模型
提出累积风险模型的研究者认为，接触到多重风险因素最有可能增加儿童、青春期少年或成年人发展出反社会行为及其他适应不良行为的概率（Evans，Li，＆Whipple，2013）。“也许，导致今天多重风险因素指标在发展心理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接触多重风险因素比接触单一风险因素有更为严重的发展结果”（Evans et al．，2013，p．1343）。例如，生活贫困是公认的风险因素，但贫穷本身并不“引起”反社会行为。然而，生活贫困中还包含其他风险因素，从环境风险因素（例如，不合格的住房和教育、易接触化学毒素、高犯罪率街区）到心理风险因素（例如，遭受暴力、父母吸毒、父母分居或者离婚等）。应当注意到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也面临这些心理风险因素的危害。“把所有这些影响儿童发展的风险因素放在一起考虑比单独考虑某个风险因素更有说服力。”
累积风险模型（CR）受到许多发展研究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在缺乏足够的保护性因素的同时，这种风险因素的积累会导致负面的行为、情感和认知结果（Doan，Fuller—Rowell，＆Evans，2012；Rutter，1979）。此外，累积风险模型预测，在儿童期或青春期经历
的风险因素越多，其心理健康问题、认知缺陷和行为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Whitson，
Bernard，＆Kaufman，2013）。所经历的风险因素的种类数量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简单性（简单计算风险因素的数量），累积风险模型指标容易被理解并且容易传达给外行人和决策者”（p．1386）。而且，一些研究人员喜欢把累计风险以指标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
韦德（Wade）和他的同事（在其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提出累计风险指标就是用来检测发展过程受环境风险的积累过程而不是单一的特定风险水平的影响的观点”（p．12）。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结论证明，风险因素会影响发展的模式，包括反社会行为（Wade et al.，inpress）。应将风险因素识别出来并用于构成主要的预测指标。因为接触到多重风险几乎总是比接触到单一风险的影响大。识别出哪些儿童在早年成长中接触到了多重风险，就有很大的可能找出那些最需要干预服务的儿童（Evans et al．，2013）。
正如上文提到的，保护性因素可以抑制风险因素的影响。支持性养育者和健康的学校环境就是保护性因素的例子。很多孩子在高犯罪率街区长大，甚至还面临其他风险因素。但他们在充满关爱的父母和充满鼓励的老师的帮助下，成长为成功人士。因此，研究人员最近几年的关注点放在探索保护性因素在缓解或消除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上的作用(Whitson et al.,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