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罪行为溯源：发展风险因素
本章目标
介绍累积风险模型和发展的级联模型。
识别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家庭和心理发展等风险因素。说明早期学前经历是如何导致一生的反社会行为的。
强调同伴拒绝对儿童和青春期少年的行为的影响。重视认知能力与未成年人违法和犯罪之间的联系。
介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的障碍。
作为一名学龄前儿童，乔什是孩子中最调皮的，他推搡别的孩子，踩他们的脚趾，拒绝遵守老师的要求。上小学时，他在班上欺负弱小；8岁时，他开始从别的孩子、店主、老师和他的父母那里偷东西。上中学后，他开始吸毒。上高中时，他四度被停学，每次都涉及暴力行为。19岁时，乔什被判处抢劫罪。
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包括犯罪行为，通常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童年。如果我们从实例考察犯罪者的童年，就可看到许多预示着成年期行为问题的征兆，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在第一章中，许多犯罪学理论已经提出，严重犯罪行为的根源出现在童年或青春期早期。明确地指出，要重视了解那些使孩子变得反社会的因素以及如何保护孩子免受其害。
每个人都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通常在早年就可以看出端倪。发展的视角认为，人的一生是一条伴随着各种风险因素的路径（轨迹）。有些风险因素可以被视为犯罪者共有的背景因素，如学业失败、酗酒或童年创伤。一些专家认为，一个人接触的风险因素越多，在其人生中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概率就越大（Wasserman＆Seracini，2001）。在对成年犯及未成年犯的研究中，研究者逐渐发现，违法者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这将在之后的章节里介绍。例如，有些孩子的发展路径导致其出现严重的违法犯罪，而另一条路径则导致未成年人出现轻度的违法行为，且成年以后就不再做出这些违法行为了。一些孩子很早就表现出了反社会行为：另一些孩子直到青春期才表现出这类行为。还有一些孩子，压根儿没有做过违法行为。
当代研究者特别强调，养育环境在保护儿童免受各种风险因素影响时具有重要作用（Biglan，Flay，Embry，＆Sandier，2012）。在养育环境中，有些保护性因素上可以使孩子
远离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例如，温情的父母和高质量的教育经历。总之，一个好的养育
环境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恶性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对发展的不利影响（Biglan et al.，2012）。虽然我们认识到了保护性因素的重要性，本章的目标仍是探讨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的根源及起因。因此，我们所关注的仍是促使人们做出违法和犯罪行为的风险因素。不过，后面的章节也会讨论干预的方法，届时我们将详细地讨论保护性因素。
在本章，我们最关心的风险因素是指那些影响一个人发展并让其有很大概率出现持续性违法犯罪活动的社会、家庭和心理因素。在第三章，我们将再次重点考察个体属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生物基础的。社会性风险因素包括贫穷和资源匮乏、反社会同伴、被同伴拒绝及学龄前和在校时的经历。来自父母和家庭的风险因素包括错误的或不适当的父母教养、兄弟姐妹相互间的影响以及孩子遭受的不当对待和虐待。心理风险因素包括认知和语言能力的不足、缺乏共情、糟糕的人际和社交技巧，以及行为障碍。心理风险因素更多的是有生物基础的，比如，难搞的气质类型和产前接触神经毒素，这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识别这些风险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的发展路径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尽早地发现它们有助于提高预防和干预性措施的有效性，从而消除或至少减少违法和犯罪行为。正如特瑞·莫菲特（Terrie Moffitt，2005a）指出的，我们知道，某些风险因素与违法和犯罪行为紧密相关，但是它们之间如何及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
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暗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有童年的起源。不管怎样，犯罪路径的研究者特别强调，有些人成年之后才开始犯罪（Farrington，Ttofi，＆Coid，2009）不一定与童年经历有关。再如，有些研究者还证明，存在着始于成年的犯罪路径，一些成年女性的犯罪生涯就始于她们和一些男性犯罪者不正常的关系（Salisbury＆Van Voorhis，2009）。尽管如此，风险因素还是更多地出现在违法的未成年人与犯罪的成年人的童年时期，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应该强调的是，任何单一的风险因素都不太可能由其自身导致反社会的、攻击性的或暴力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介绍以下两个模型来解释风险因素如何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