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风险因素
贫穷
说起贫穷，很难找到一个切入点，因为社会的弊病往往被归咎于穷人。然而，导致犯罪的经济压力和儿童期发展之间的关联也不容忽视。必须不断强调的是，贫穷并不必然导
致犯罪，许多犯罪人并没有经济贫穷的问题。
贫穷是指其基本的生活资源相当匮乏，并低于所在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的情况。典型的贫穷指的是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在美国，大约有20％的儿童生活在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中，目前的定义是一个四口之家每年的收入不到22000美元（Duncun，2012；Yoshikawa et al．，2012）。另外有20％的孩子的家庭处于“接近贫困”的状 态，在生活贫困线附近徘徊（Yoshikawa et al．，2012）。
大量的研究文献都强调了贫穷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正如布莱尔和雷弗（Blair＆Raver，2012）指出，“贫穷的物质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会给儿童的成长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p．310）。一些研究人员（Hubbs-Tait，Nation，Krebs＆Bellinger，2005）强调，“较低 家庭收入一直与较差的认知功能相关，并与较弱的社会经济功能有较微弱的关联”（p．73）。
贫穷对人类发展的整体影响往往是很严重的。此外，贫穷的影响不但具有累积性，还会交互作用，因为在一个阶段的影响往往会阻碍以后阶段的发展（Yoshikawa et al．，2012）。从对于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官方数据、被害调查数据和自我报告数据来看，贫穷与持续的暴力犯罪之间的联系几乎是无人质疑的。贫穷与非暴力犯罪的联系没有那么强，但也存在关联。大量研究证据表明，无论是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贫穷都是青春期少年暴力犯罪的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Beyers，Bates，Pettit，＆ Dodge，2003；Shaw ＆ Shelleby，2014； Stouthamer-Loeber,Loeber,Wei,Farrington,&Wilkströr
贫困情况有详细记录。
然而，在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以及如何采取措施预防将来的犯罪问题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高相关不管是对犯罪人还是对被害人，都是成立的。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儿童和青春期少年如同容易成为罪犯一样，也更容易成为被害人。生活在居住条件差、父母失业的低收入家庭里，孩子成为少年犯以及成为犯罪被害人的风险更高（Dodge，1993b；Farrington，1991）。生活在贫民窟的成年人比生活在较好环境下的成年人更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被害人。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贫穷和暴力之间的本质联系。这是因为贫穷与大量的贫穷共生因素（poverty cofactors）交织在一起（Yoshikawa et al．，2012）。例如，哈布斯-泰特 等人（Hubbs—Tait et al．，2005）强调，一贯报告的低收入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最有可能与伴随贫穷的大量环境有关，这特别符合累积风险模型和发展级联模型。贫穷往往不仅伴有资
源的匮乏，还伴随着被歧视、种族主义、家庭破裂、不安全的居住环境、营养不良、失业、社会隔离及有限的社会支持系统（Evans，2004；Hill，Soriano，Chen，＆LaFromboise， 1994；Sampson＆Lauritsen，1994）。生活贫困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去条件较差的学校、容易辍学、失业、携带凶器、成为被害人、目睹各种暴力事件。他们生活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会接触更多的杀虫剂，噪声水平更高，有更少的玩耍空间，更多地暴露在铅和其他容易让神经中毒的环境中”（Hubbs—Tait et al．，2005，p．73）。因此，许多经济状况之外的风险因素也会夹杂其中起作用。
贫穷以许多方案影响着家庭，不止影响父母对孩子的行为。例如，人们认为伴随贫穷而来的压力有损父母提供支持性、一致性的教养的能力（Blair＆Raver，2012；Dodge，Greenberg,Malone,& Conduct Problems Prevention Research Group,2008;Hammond & Yung，1994）。这种状况可能促使家长采取强制性的、高攻击性的方式来控制孩子。生活在长期缺乏社会支持、资源和机会的情况下，使得一些家长难免对他们年幼的孩子采取严厉的、缺乏一致性的纪律约束。管控儿童的强制性措施更直接、更能迅速奏效且易于实施。与那些强调敏感性、人际交往技巧和耐心的理解的父母相比，这些父母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去管教孩子。给小孩一巴掌比耐心细致的教育策略更容易执行，但这一巴掌的结果也许是严重的。通过动手打孩子来进行惩罚或维持控制的模式容易让孩子出现一种消极的自我概念。此外，利用攻击性的、暴力的策略来教养孩子往往也给下一代提供了暴力的榜样和暴力的生活背景，从而把暴力模式传给了下一代。生活在一个不利的环境中并伴有体罚也可能促使孩子们相信，要生存下来并获得社会地位，就得用攻击性的暴力方式对待他人。
在讨论未成年人的严重违法犯罪和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时，要特别指出：第一，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相关，但并不意味着贫穷会引发或必然导致严重的、长期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成年人都是守法公民；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和成年人也会从事严重的违法和犯罪行为。无论是自我报告的数据还是被害人调查数据都表明：性侵犯、严重的毒品滥用、偷盗和欺诈之类犯罪的实施者包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第二，在许多社区的执法实践中，相对于中上层阶级的儿童来说，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儿童更容易成为警方盯住的目标，他们更有可能被警察拘留，移交到少年法庭并被判有罪。于是，他们就出现在了第一章所介绍的官方犯罪分类数据中。第三，穷孩子会被收容到一个本身就会助长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的机构中，尤其当与其他罪犯共处一室时。在这些机构中，他们也更可能成为被害人。相反，来自更有经济优势家庭的孩子更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这些麻烦，得到法律援助，或由父母安置到私人机构矫正他们的问题行为（Chesney-Lind，2002；Chesncy-Lind＆Shelden 1998； Schwartz,1989)。
同伴拒绝和接触反社会同伴
研究发展路径的人员不断发现，儿童的同伴关系对每个孩子的社会和情感发展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Bagwell，2004：Blandon et al．，2010：Newcomb，Bukowksi，＆ Pattee， 1993）。在青春期时，同伴的影响力会增加，而父母的影响力相对下降（Mounts，2002）。此外，大量的研究发现，同伴影响是青春期少年吸食毒品和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指标（Coie＆Miller-Johnson，2001；Mounts，2002）。不足为怪的是，社会中有很多人都
认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民间的一句谚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
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经常用来告诫年轻人的话。然而，儿童期的同伴拒绝与反社会行为或违法犯罪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显著，对此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早年被同伴拒绝是预测以后反社会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Dodge，2003；Lansford，Malone,Dodge,Pettit,&Bates,2010:Parker&Asher,1987;Trentacosta&Shaw,2009)。 在小学阶段，被同伴接受和喜欢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发展任务，一般会让儿童获得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发展（Rubin，Bukowski，＆Parker，1998）。另一方面，在该阶段被同伴拒绝也是威力巨大的风险因素，可能增加青春期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一生的反社会行为（Dodge，Coie，＆Lynam，2006；Laird，Jordan，Dodge，Pettit，＆Bates，2001）。研究一致地表明，在一 年级时遭到同伴拒绝与在四年级时发展出反社会行为有显著联系（Cowan＆Cowan，2004；Miller—Johnson et al．，2002）。而且，对于那些在二年级就已经被同伴拒绝持续2～3年的儿童，有50％的概率会在青春期表现出具有临床显著性的反社会行为，而那些有办法避免被同伴拒绝的儿童相应的概率只有9％（Dodge＆Pettit，2003）。有些研究者还发现了“级联效应”的证据，即品行障碍导致同伴拒绝，然后有的儿童在小学期间就出现了抑郁症状（Gooren，van Lier,Stegge,Terwogt,&Koot,2011)。
值得注意的是，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质量对于孩子早年是否会被拒绝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考恩夫妇（Cowan＆Cowan，2004）的研究表明，“在上幼儿园之前和上幼儿园期
间，父母较差的婚姻关系和较差的亲子关系都是儿童在小学早期出现社交技巧不足、攻击行为和同伴拒绝等问题的风险因素，诸如孩子的社交技巧差、具有攻击性行为以及被拒绝”
(p.173)。
被同伴拒绝的儿童经常会和具有反社会行为的同伴进行交往并相互影响（Laird，Pettit，Dodge，＆Bates，2005）。在青春期与具有反社会行为的同伴交往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吸食毒品以及出现一系列其他的问题行为有着很强的关联（Laird et al．，2005）。从这里可以推测，被同伴拒绝以及与具有反社会行为的同伴交往是那些在发展早期出现反社会或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共同特征。
为什么有些孩子会被同伴拒绝
某些孩子被同伴拒绝的原因是不同的，但往往是因为他们被定义为不同于其他人。例如，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或其他自闭症障碍的孩子常常会因为他们无效的社会交往技能遭到同伴排斥。他们可能是聪明的、知识渊博的，但他们通常不与他人保持眼神接触，偶尔还会发脾气。他们通常不会在肢体上做出攻击行为，但往往会直言不讳而没有想到这会冒犯他人。因此，他们往往很难维持友谊，面临被同伴拒绝的风险。还有一些孩子被同伴拒绝是因为他们穿了不合时宜的衣服或者有家庭成员在坐牢。
然而，对于许多被同伴拒绝的孩子，他们的攻击行为似乎是其被同伴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Lansford et al．，2010）。孩子们倾向于拒绝那些频繁地对他人使用身体和言语攻击的同伴。这些发现促使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有攻击性的儿童比无攻击性的儿童更易被同伴拒绝。然而，另一些研究表明，其中的关系可能没那么简单。首先，孩子们也有可能拒绝害羞和内向的同伴。其次，并不是所有具有攻击性的儿童都会遭到同伴拒绝；有些此类儿童也会被同伴喜欢、接纳甚至力求交友。事实上，研究发现，许多受欢迎的青春期少年都
很强势、傲慢，在为人处世上富有攻击性（Cillessen＆Mayeux，2004；Rose，Swenson，＆
Waller，2004）。因此，如果儿童被同伴拒绝，并不总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攻击性。
另一方面，具有攻击性同时又被同伴拒绝的孩子似乎会出现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换句话说，既具有身体攻击性又被同龄人社会拒绝的孩子很可能在青春期做出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在成年初期成为暴力犯罪者。例如，研究者科伊和米勒—约翰逊（Coie＆Miller—Johnson，2001）经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在文献综述中指出，“被同伴拒绝且具有攻击性的孩子产生长期反社会行为的风险要比没有被拒绝的孩子高得多”（Cillessen＆Mayeux,2004;Rose,Swenson,& Waller,2004,p.201)。
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回答：为什么某些具有攻击性的孩子会被拒绝呢？科伊（Coie，2004）指出，被同伴拒绝的男孩和没被拒绝的男孩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被同伴拒绝且具有攻击性的男孩更冲动，无法维持注意力和持续地做一件事，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在课堂或小组活动中制造混乱；第二，被同伴拒绝且具有攻击性的男孩更容易被激怒，而且可能更难平静下来，而这种情绪上的愤怒可能导致其肢体和言语的攻击出现，进而反过来促使其他同伴避免和他打交道；第三，被同伴拒绝且具有攻击性的年轻人缺乏与同伴交朋友并保持良好关系的社会和人际交往技巧。此外，他们获取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技巧可能本来就少，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孩子练习这些技巧的机会有限。
总之，被拒绝的孩子往往具有进攻性，尽管并非无例外，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喜欢争辩，注意力更不集中，更具有破坏性，而且缺乏社会技能。这些行为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特征，我们将在之后的“心理风险因素”一节中详细讨论这一话题。显然，被同伴拒绝的男孩有更明显的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具有破坏性等问题，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或许是他们被同伴拒绝的部分原因。埃哈特和辛肖（Erhardt＆Hinshaw，1994）的一项研究再次强调了这种可能性。
这项研究包括25名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男孩和24名对照组男孩，他们共同参加了一个暑期学校项目，在参加这个项目之前，这些男孩互不相识。他们的年龄在6～12岁。在第一天的组间互动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男孩和正常的男孩就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行为差异，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表现出了与人交往时令人讨厌的、不服从管理且制造混乱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在第一天里，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男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同伴的拒绝。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症状和攻击性的特征与最终出现反社会行为模式有紧密的联系（Coie，2004：Miller—Johnson etal．，2002）。本章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同伴拒绝中的性别差异
有一点要注意，至今大部分对同伴拒绝、攻击性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研究和理论探讨大多聚焦在男孩身上。关于女孩，人们很少知道攻击性行为和同伴拒绝共同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关注女孩的研究中，普林斯坦和拉格瑞卡（Prinstein＆La Greca，2004）研究发现，女孩的反社会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发展同男孩一样，可以从早期对同伴的攻击行为发展而来。但是，在一个于美国范围内对413名儿童和青春期少年的调查研究中，哈金斯等人（Higgins，Piquero，＆Piquero，2011）发现，被同伴高频率拒绝和之后的高违法犯罪率相关联的现象只在男性中存在，在女性中，这种关系不成立。
也有证据表明，对人际关系具有攻击性的女孩更容易被同伴拒绝（Crick，1995）。关系攻击是指有通过言语、无视以及其他非身体手段伤害及贬低他人的倾向。普林斯坦和拉格
瑞卡—甚至包括克里克（Crick）—也发现，在小学被女性同伴拒绝的女孩不仅会出现
更多的攻击行为，还可能有在青春期吸食毒品以及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相反，同伴的接受可减少甚至消除在日后出现攻击性和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确切地说，早年的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在较高程度的同伴接纳下会有所缓解。
帮派或不良群体对被拒绝的青春期少年的影响
对于同辈群体对反社会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影响，目前共有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与不良群体的交往可直接造成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这一观点，几乎所有孩子都容易受到不良群体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被拒绝的、孤僻的孩子更容易频繁地接触同样被拒绝或缺乏社交技巧的同伴。第三种观点是以上两个观点的折中，认为被拒绝和孤僻的孩子容易被吸引到不良群体中，因为其中的成员与自己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会加剧和助长原本就有的负面倾向。目前的研究结论更倾向于支持第三种观点。儿童期被同伴拒绝似乎会促使该少年进入不良群体，从而进一步助长偏差行为和离群倾向。换句话说，不良群体成员或帮派鼓励和助长了儿童期和青春期已经出现的反社会倾向。科伊（Coie，2004）指出，“不良同伴团伙对反社会发展轨迹形成的影响已被稳定地记录下来”(Crick,1995,p.257)。
近年来凸显的同伴拒绝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被拒绝的儿童和青春期少年通常没有机会学习与其他人相处的社交技能。此外，被同龄人拒绝的孩子常常拒绝学习应对社交情境的有效方法的机会（Lansford et al．，2010）。“也就是说，那些不能准确地编码社会线索的孩子、那些曲解了同伴意图的孩子、那些无法想到解决方法来处理与同伴的棘手问题的孩子，还有那些总是数落解决社交问题的方案不奏效的孩子，有可能在行为方式上（不论是否具有攻击性）使得自己不太可能成为理想的伙伴”（Lansford et al．，2010，p．595）。这些社会信息加工上的不足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同伴拒绝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兰斯福德（Lansford）及其同事强调，社会信息处理为设计消除同伴拒绝的影响的干预措施
并纠正个体对社会世界的误解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目标。在第五章探讨攻击性时，我们将在讨论社会信息加工中的恶意归因和其他问题时回到这一点。
学前教育经历
在过去的30年里，孩子们作为一个群体已逐渐从家里转移到全日制托儿所或幼儿园。参与工作的母亲的比例在近年来大幅增加，而且因为母亲历来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所以这一变化是十分显著的。在美国，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947年的12％上升到1975年的31％，再到1997年的64％（Tran＆Weinraub，2006）。在2003年，超过一半的母亲在婴儿不到1岁时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Trap＆Weinraub，2006）。最近的数据显示，超过60％的5岁以下儿童会定期地以某种形式由日间托儿所或非亲属代为照管(U.S Bureau of the Census,2014)。
日托幼儿园提供的儿童保育质量差异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托儿所的工资待遇低，员工流失率高。尽管这样，有营业执照的日托幼儿园一般至少能满足最低营养标准、培养计划标准和员工标准，往往还是比一些家长必须依靠的个人保育员要好。然而，低质量的儿童保育有可能将儿童的发展置于风险之中，导致其表达能力不足、认知发展不
佳以及低水平的社会和情绪适应能力（Tran＆Weinraub，2006）。不幸的是，单亲母亲家庭
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可能只能得到低质量的保育。
多种儿童保育方式直到近期才受到关注。200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许多家长不得不打第二份工（比如，低收入的周末兼职工作）以维持家庭的运转。儿童保育的职责被全部交给了全日制托儿所，或在亲戚、保姆和邻居之间传来传去。不幸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多重安排对儿童的社会适应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Morrissey，2009）。每周被放置在不同的家庭、日间托儿所、教室或同伴群体中将增加儿童的问题行为并减少亲社会行为。这种情况在性格不好的孩子（将在第三章讨论）和年轻女孩身上尤其明显。
令人鼓舞的是，有证据表明，提高家庭外儿童保育的质量具有长期的有益影响。低收入家庭的幼儿因为经历了高品质的婴儿和学前保育—与那些来自同样的家庭但没有经历好的学前保育或经历的是低水平保育的孩子相比—在日后显示出了更好的学习成绩与社会行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高品质的儿童保育可以为他们提供在家中无法获得的学习机会以及社会和情感支持。这并不是说低收入的父母没有或不能提供这些机会给他们的孩子，然而，在窘迫的经济状况下，维持家用所带来的压力可能使他们很难做到这些。收入并不是提供高质量保育经历的决定性因素。高收入的父母也可能被个人问题、长时间工作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困扰，从而影响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以及保育的质量。从这一点来说，家外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经历对所有儿童都有益，无论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
然而，学龄前就有行为问题的儿童是很麻烦的，包括表现出问题的孩子，也包括接触了这些问题孩子的孩子。根据戈尔茨坦等人（Goldstein et al．，2001）的研究，日托幼儿园的老师最担心的是攻击行为，他们把具有攻击行为的孩子称作教室里最大的挑战。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3岁就出现攻击倾向预示着日后的攻击行为（Goldstein et al．，2001）。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孩子在托儿园或学前班中表现于外的攻击同伴的次数可以用来预测其今后的攻击行为，这或许是一种模式的表现（Dodge＆Pettit，2003）。
课后照管
课后照管的质量也与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较密切的关系（Flannery，Williams，＆Vazsonyi，1999；Posner＆Vandell，1999；Vandell＆Posner，1999）。20世纪90年代，“挂钥 匙儿童”是指这些孩子要自己从学校回家，并依然自己独处，直到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下了班回到家。那些在小学初期有大量时间在课后无人监管的孩子在青春期初期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较高（Pettit，Laird，Bates，＆Dodge，1997）。此外，这些孩子更有可能在青春 期早期与同伴进行无人监督的活动（Colwell，Pettit，Meece，Bates，＆Dodge，2001）。与社 会不融的孩子往往会寻找少有成年人监管的环境，并寻找同样的伙伴进行交往和共同做事（Snyder，Reid，＆Patterson，2003）。所以，在问题社区，为放学后的孩子开放日间活动中心或由社区团体提供课后活动项目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学业失败
在美国，学业失败和辍学率居高不下，使人沮丧。据估计，有超过25％的公立学校学生最终未能获得文凭（Casillas et al．，2012；Stillwell，2009）。在一些大学校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50％（Casillas et al．，2012）。早期学业失败也与反社会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有关（Dodge＆Pettit，2003）。其实，早在幼儿园时期，幼儿的行为问题就和之后的学业失败紧密相关（Ansary＆Luthar，2009；Duncan et al．，2007）。
研究被监管的犯人的受教育程度就可发现，有75％的州级监狱里的囚犯、59％的联邦
监狱里的囚犯和69％的普通监狱里的囚犯都没有完整的高中学历（Harlow，2003）。许多人只达到了八年级的教育水平或更少。此外，该数据进一步表明，辍学会导致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捕的概率提高350％。
早期学业失败似乎是由一系列发展级联风险事件引起的。例如，有研究指出，在幼儿园或学校早年有过留级会导致随后的发展甚至长期的发展不顺利，尽管当时的成绩可以提高（Dodge＆Pettit，2003；Holmes，1989：Sameroff，Peck，＆Eccles，2004）。另一方面，迟 入幼儿园倒没有出现不利的影响。这说明，“留级”的标签会使孩子受到消极影响，容易受到同伴的嘲笑和拒绝（Plummer＆Graziano，1987）。
事实上，早期学业的失败似乎比低智商更容易出现与违法犯罪的关联（Hinshaw，1992）。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出现学业失败的8岁男孩其发生严重的违法行为的可能性是其他男孩的2倍（Loeber，Farrington，Stouthamer-Loeber，＆Van Kammen，1998）。
不论种族或族群背景，阅读能力似乎对于学业失败有着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糟糕的阅读能力不仅与学业失败密切相关，对男孩来说还预示着他今后可能从事犯罪活动并被逮捕（Coley＆Barton，2006；Petras et al．，2004）。另一方面，高水平的阅读能力似乎可以防 止处于风险中的青春期少年参与日后的反社会活动。更具体地说，高阅读能力可以带来主流同伴更多的接纳、更强的学校归属或依恋感、在成年早期更好的就业前景，以及更好的认知资源，从而预见参与犯罪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Petras et al．，2004）。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成绩好可以被视为一种保护性因素。
总之，在犯罪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所确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风险因素包括：贫穷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同伴拒绝，加上与反社会同伴交往；在学前经历较差的保育；学业失败。一个孩子在其早年生活中经历的社会风险因素越多，经历社会风险因素的概率越高，就越容易走上违法和犯罪道路。发展级联模型强调风险因素具有相互影响的效果。例如，生活贫穷的辅助因素可能加大孩子遭同伴拒绝的可能性。而父母和家庭的风险因素在反社会行为发展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