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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环境史-王玉山译
导论 世界环境史
人的争斗难出自然的方圆，但这个方圆却时时处处在变——时快时慢。自然界的上千种因素一直在制约人类的经验，野外生物、土壤、气候和疾病仅是其中若干。拿人来说，其行为越来越影响自然界及其演变。人类社会因应自然而变，人类历史则一边在自然这个大舞台上演兴衰故事，一边重塑着这个舞台。
环境史这个学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对环境的理解方式发生了巨变。数百年前，至少在多数文化里，恒星和行星被认为是静止不动的天体。地球也一般被认为永远存在，甚至在有些创世说里，地球上的万物生灵是一起被创造出来的，其中的生物种类自其创生之日便不再增减。但从19世纪30年代起，地质学家揭示了地球的古今之变，地球才真正拥有了历史。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生物学家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地球生物一直在变，物种有生有灭。再往后，天文学者和宇宙学家断定宇宙本身并不永恒，它也拥有历史。它大概存在了130亿—140亿年，仍在膨胀，其中的恒星、星系和行星都在生生灭灭。这样，万物运行之法越来越从静止或平衡模式让位于变动的历史模式。环境史这一学科，就是对地球生物变化的记载和分析。
世界环境史不仅思接寰宇，也行遍全球。尽管美国史家第一个称他们自己为环境史家，并率先成立了从事环境史研究的组织，但其他地方的学者长久以来就对同类问题感兴趣——其中首推历史地理学者。的确，从兴趣和方法上难以对历史地理学者和环境史家做出区分。不过，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始选择自称环境史家来开展研究。在欧洲，最活跃的群体产生于德国、瑞典、芬兰、西班牙和英国。在非洲，虽然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给学术工作造成了巨大阻碍，但环境史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出现，特别是在南非，当然东非也有。约从1985年开始，印度诞生了一个特别活跃的环境史家团体，这跟澳大利亚发生的情形一样，还有晚近的新西兰。自1990年左右起，一个小而坚定的环境史家群体出现于拉美，主要在巴西和墨西哥。大体来说，在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阿拉伯世界，环境史的实践者不多，尽管外国人极为成功地探究了中国和日本的环境史主题。不过有迹象表明，这些拓荒之举正在吸引追随者并启迪新的研究。当这些地区的环境史家赶上他们的印度、德国或美国同行之时，我们将更加多彩、深刻地驾驭世界环境史。
观点与方法
环境史有多种方式来分析人与自然世界的互动。通过将物理和生物过程视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世界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哺乳动物、鸟类、植物、细菌和病毒组成的生物演员，在历史的进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非生物成分和过程，如气候变化、土壤构成、水力和空气化合物，在环境史家眼中也很重要。在人文领域，经济体系、人口规模、消费模式、政治组织、种族观、性别观及自然观都影响着我们与自然体系的互动。
全球各地文化对自然的看法迥异。原住民、东方哲人、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环境科学家对自然是什么及自然世界如何起源观点各异。人们利用故事、神话、舞蹈、艺术、摄影和宗教来表达他们的自然观——自然是用来服务人类的神之礼物或资源宝藏——并为伦理行为制定准绳。叙事方法建构了包罗万象的故事情节，有征服并控制自然的进步型，也有原初自然消失、物种衰退和环境质量下降的衰败式。无论方法为何，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复杂和不可预期是环境史中难以逃避的主题。正因为如此，环境史越来越引起其他学科、政策制定者、复原生态学学者以及全世界各种文化及社会的兴趣和重视。
环境史与科学史
从事世界环境史研究，需要借助多种学科及其历史。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细菌学、医学、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都对环境史有直接影响。最基础和涵盖最广的学科大概是生态学。气候、降雨、年均气温限制了特定地区的植被和相关动物的生存。即便相距不远，土壤类型也可能变化极大，可用水也是如此。基于这些条件的不同，一地或是吸引人类前来定居，或是对其居留构成挑战。特定文化群体对诸如植物和动物食品、化石燃料或矿物商品的取用，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状况，决定了该地居民是继续定居还是移居他处。如此一来，生态学可以帮助环境史家解释一个文化群体与土地及其周边族群互动的方式。不过，环境史家也知道，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持续演变，故生态学史与环境史如何书写密切相关。植被演替、生物多样性、自然平衡及气候的不可预测性等生态概念多年来不断被重估并修正，影响着世界环境史的书写和修订方式。
疾病史和医药史对环境史家一样重要。一个族群对外来疾病的易感染或免疫性，是殖民者和原住民成败的关键。世界环境史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由疫病（如天花、麻疹、黑死病、肺结核、流感以及欧洲殖民者带到新世界的病毒等）的蔓延来解释。霍乱和黄热病的暴发与脏水或死水有关，黑肺病和褐肺病与采矿及制造业有关，这些同样是环境史中影响很大的疾病类型。因此，对环境史来说，了解流行病学、病毒学和毒理学，就成了解读其研究对象的关键。
另外一种介入环境史的方法是经由环境科学史和地球科学史。一个文化群体如何理解地质学、气候学和矿物学，会影响它提取、加工与看待矿物的方式——且这种理解随时在变。一个社会是否使用煤、铁、金或硅，不仅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可获取性，也取决于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被认知，还有它与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自然观是否契合。举例来说，挖矿采集金属是否被接受，可能既取决于人们视金属为活物还是死物，也取决于提炼它们的技术可能性，还有金属产品对物质文化和个人财富的重要性。
最后，物理、生物和化学的历史有助于环境史家理解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自然世界。牛顿力学、达尔文演化论、热力学、原子论和元素周期表既为技术发展，也为人们从审美、伦理和宗教上理解自然秩序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因此，科学史的所有分支都是世界环境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环境史与性别
性别对世界环境史非常重要，因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男女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特点不尽相同。采集、狩猎、捕鱼和园艺——所有这些影响环境质量和资源可用性的活动——通常都跟性别有关。在一些文化中，男性主要负责捕捉大猎物，女性则负责捕捉小猎物并加工肉类。在有些文化中，女性主要负责采集和游耕（使用挖土工具），而在别的文化里，男性可能承担园艺和定居农业（使用大型役畜耕作）的责任。捕鱼也常常男女有别，男性会张网和筑鱼梁或坐船捕鱼，女性则捡拾贝类或用钩和线钓鱼。
在此类男女有别的生产体系中，资源利用、开采或保护的方式，会影响该生产体系在历史上的可持续性以及它们对新环境的适应。环境史家对此类体系的研究，是以个案为基础的。例如，在欧洲殖民时期，男性使用役畜和犁在大块田地上生产粮食，女性则在菜园劳作，照料家禽并加工食物，这种农业体系在全世界温带地区迅速传播，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鱼和园艺为基础的本地体系。尽管与本地体系相比，殖民体系在开发土地和森林以谋生和谋利上更有效率，但它们可能也更浪费资源——至少在最初是如此——直到资源衰退刺激他们去进行农业改良和森林保护。环境史家感兴趣的是殖民时期男性和女性在传统体系和不同文化中的互动。环境史家追问，就性别在保护或开发资源方面的作用而言，是否能得出一般结论或看出某种模式？
环境史家也对男性和女性在19世纪初的工业时代与20世纪末的环境时代如何回应资源保护和环境改良吁求感兴趣。女性在保护森林、公园和野生动物的游说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她们常常认为自身的利益和活动与男性冲突，后者的行为被她们看成是剥削和浪费的。与此类似，女性会激励社区中的男性去清除臭气和污水并动手打扫街道和收集垃圾。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随后几十年的环保运动中——很大程度上是由蕾切尔·卡逊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引发——女性敦促社会就荒野进行保护，就清洁空气和水进行立法，控制杀虫剂，清理有毒的垃圾填埋场与化学物焚化炉。全世界的女性，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国际层面，都成了资源保护、环保运动和反毒化运动的领袖。
《瑙多尼斯的男人和女人》（A Man ＆ Woman of the Naudonessie）［引用］，是《横穿北美内陆的旅行，1766—1768年》（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merica inthe Years 1766，1767，1768）中的一幅插图。纽约公共图书馆。
第三个论题是性别与神话、宗教、科学、文学及艺术中描绘自然的隐喻之间的关系。无论自然被看作是由男神创造并指引，还是被看作女神、依神的引领而行事的女性自然、渡鸦、祖母蛛，抑或是一系列性别中立的过程，它们都会影响人类接近和利用自然的方式。自然的形象，如被敬畏的母亲、被强暴的处女或造成歉收与病患的女巫，能够影响人类的伦理实践和仪式行为。一些仪式可能鼓励资源保护，其他一些仪式尽管可能没有实际影响，却可以构建一个敬畏和尊重自然世界的框架。反之，仪式可以鼓励利用和浪费。因此，分析在特定文化的偶像和叙事中所发现的性别含义，就能在观念上为强化特定行为提供线索，或为改变那些行为提供灵感。
环境史与人类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学者和环境史家一样，提出了很多相同的问题。在19世纪人类学学科初具雏形之时，大量人类学学者关心的问题是人与环境（特别是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具有决定性或限定性影响的地理、气候或环境）的关系。他们的论点（现今已不足为信）表明，极端气候和高纬度，或土地的荒芜，阻碍了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温和气候有利于理论家所认定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在19世纪，演化论席卷了人类学，令这个学科持续关注人类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起初，学者们的兴趣集中于大型单线演化模式上：家庭、宗教或人类社会的演化。到20世纪，这些“思辨设计”遭到激烈抵制，从而开启了一个反演化论（和反环境决定论）的狂热时代。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类学学者眼光朝下，在一系列名为文化演化学、文化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中回归了演化论。在他们的理论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到底是静止还是变动，往往取决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而这些理论探索对人类学和环境史之间关系的发展极为重要。
文化演化学和文化生态学
文化演化学和文化生态学，其理论预设是人类以文化手段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数十年来都是人类学中的显学。人类学学者考察了技术、人口、能源控制和社会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技术和工具及生产方式，还有某种自然特征（如人口扩张社会的环境阈限），是文化和人类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一种变形的地理决定论将这些模式与19世纪的那些模式联系了起来，但它几乎总被环境与技术间的相互作用所调和。尽管演化明显是在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展开，但焦点几乎总是落在人类社会而非环境上。
生态人类学和历史生态学
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对人——环境关系的兴趣凝结成了一个新学科——生态人类学（考察生态系统、生态位、栖息地和适应等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应用）。一项最著名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仪式是一种调节机制，是依照新几内亚岛的土地承载力来平衡人和猪的数量比。其他研究考察了不同条件（包括侵略性的全球经济体系等情形）下采集—狩猎者、游牧者与农耕者的适应及人地关系。将功能、适应和系统等概念应用到个体和群体层面，一直是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挑战。
最近，对人——环境关系重燃兴趣的是历史生态学，它被定义为通过景观变迁来研究过去的生态系统。对它的很多支持者来说，历史生态学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学者们想理解过去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出于指导人类走向可持续未来的愿望。
考古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家致力于考察之前频繁出现过的生态和演化问题。很多考古人类学家深受文化生态学的影响，另一些关注个体决策，其余学者则研究环境变迁（只要在考古记录中能显示）中较为系统的过程。
近年来，考古学在理解人类对全世界古代环境造成的影响上贡献良多。这些影响包括捕猎、用火、人口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化、生产集约化和群体疫病。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对以往社会的大尺度历史感兴趣。例如，他们考察了美国西部气候变动或火山喷发的影响，地中海农业的影响，还有木材需求和森林砍伐与人口分布之间的联系。当人们迁移时，他们带着自己的景观（思维模式和物质符号）一起走，而考古人类学家越来越感兴趣于此类活动和变化的影响。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学者对环境史的贡献是人种志与历史分析。他们的趣味极为不同。有些学者研究原住民关于自然世界的广泛知识，以期搞清楚他们的分类规则蕴含的文化和组织意义，不管它们与西方科学模式是重合还是差异极大。其他学者的关注点则集中在自然的文化结构，流行病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人文景观、游牧和农耕的影响，长期适应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价值的文化建构，环保主义的人种志，环境问题博弈和环境正义等主题上。它是一个多样且快速发展的学科，而认识到21世纪一些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人与环境的关系，无疑对该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之功。
环境史和博物学
博物学——对自然世界描述性、系统性及最终是科学性的研究——与环境史之间联系多样。在西方，博物学这一学科的渊源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下至近代早期的某些思想家，他们的分类反映出自然——人类关系的重要。而且不用奇怪，自然观反映的就是人类的情感观、审美观、道德观、社会观和文化观。在16—18世纪——西方关于自然世界的地理知识和描述性知识都在扩张的时期——经由探险以及为奇珍室带回的标本，更客观的自然观进入到博物学中来，尽管对自然的宗教性解释仍屹立未倒。
就某些方面而言，18世纪是博物学的一个巅峰。在那个世纪，林奈、布丰等人都出版了关于自然描述和分类的重要著作，政府资助博物学研究，植物装饰和绘画大受欢迎，而且人们颂赞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人们想象人与自然是一种良性和一体的关系，对环境的关怀也在显著升温。
这些玻璃造植物展品，来自布拉施卡玻璃植物模型收藏品。该藏品制作于19世纪，供教学使用，因其植物模型的精美和准确而闻名于世。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安娜·迈尔斯（AnnaMyers）摄。
在19世纪，博物学继续着重对生物的形态学研究，不过理论的活力已转向了新兴学科，它们在19世纪中叶之后越来越受演化思想的影响。到20世纪初，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科学探索将博物学挤到了一旁，在很多人心中，博物学被降格成了仅限于博物馆的古董癖。在众人眼里，生态学尤堪新博物学之名。
但博物学仍在，它既研究描述和分类，也出现在约翰·伯勒斯、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其他许多人的随笔里。在这些作品里，人道主义、美学和精神敬畏对作者们的自然体验的影响与科学一样大。或许正是在自然随笔——可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牧师和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中博物学找到了它与环境史的最重合一致之处。今天的自然作家，仍然看重在叙述中把对自然界的细致描述、系统知识与移情及沉思结合在一起。
博物学仍频现于公众视野之中，不仅在博物学文章中，也通过大博物馆——“博物”之名就表明它们致力于搜罗自然界的事实，科学地描述并分类——现身。随着奇珍室的发展，自然史博物馆于18世纪出现，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猛增。今天，它们对西方世界的数百万参观者进行与自然界相关的教育，关于环境史的教育也越来越多。
全球研究
在全球尺度上研究环境史从未像今天这么合乎逻辑或如此重要。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持续累积，随风飘移的二氧化硫化成酸雨落在远离来源地的地方，海洋中资源最丰富的渔场被过度捕捞，灌溉土地上盐分积聚——这些现象，以及很多像它们一样威胁生物圈的变化，在范围上都是全球性（或接近全球性）的。因此才有了善待生物圈的运动，例如19世纪末国家公园的建立和20世纪末大众环保主义的出现。
在21世纪，人们越来越把自己视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公民，他们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草根群体还是个体）以保护环境免受进一步破坏。环保上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这些抗议通常始于本地层面，采取坐在树上抗议森林砍伐的形式，或者如阿尔·戈尔在2008年提到的，在一个将要修建火力发电站的挖掘点挡住挖掘机——吸引了媒体注意力，能够激发公众讨论并成为变革的触媒。
最终，环境史很少有真正的本地主题，就如博物学者约翰·缪尔所指出的，在自然中，一切都勾连着另外的一切。在环境史中，事件展开的舞台大小不一，且常常重合。因此，世界环境史这一领域的宗旨就是，通过把人类历史置于最大的背景之下，来为生物圈保护做贡献。
谢泼德·克雷希三世（Shepard Krech III）
布朗大学
约翰·R.麦克尼尔
乔治敦大学
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