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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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玉米和小麦的高产杂交种(“奇迹种子”)成功研发，引发了一场颇有争议的绿色革命：大企业与政府把它视为农业和粮食安全上的突破，而小农和生态学者则认为它在破坏环境，毁坏农业生产力，让本地文化和农业实践无立足之地，并造成了更大的全球不平等。

1968年3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 Gaud）创造了“绿色革命”一词，这种“出身”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在现代历史上的争议内涵：政府发展机构、跨国化学与生物技术公司及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认为，绿色革命是农业生产力和粮食安全领域不可思议的突破，而小农、生态学者、社会科学家、本地人和社区行动者则认为，它破坏环境，摧毁农业生产力，让本地文化和农业实践无立足之地，甚至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过高的债务负担，令发达国家更加富有，从而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绿色革命怎么造成了如此两极化的反应和评价？部分原因在于，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绿色革命从来不仅是一种农业技术或实践是否比别种更好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讶异于它所引发的争议了。部分原因还在于，对于如何评估这场农业革命的最大受益方，即预期的受益者是否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定义

绿色革命的基本要素是高度机械化与高耗能的生产方式（如拖拉机和机械收割机的使用），大量使用化学或合成肥料、杀虫剂与（农用）杀菌剂，依赖石油动力机械和石油衍生品，使用高产杂交种子，单一种植（在大片土地上统一种植一种作物），双作（一年收获两季），大规模灌溉，持续提供专利技术并在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持续投入。其目的是让植物更高效地利用阳光、水和土壤养分，其核心则是研发出符合绿色革命技术要求的专利种子。

起源

虽然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基因研究，但我们今天所知的绿色革命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科学家在墨西哥进行的研究，该研究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小麦与玉米研究中心进行的。他们的目标是研发高产的玉米和小麦杂交品种。在墨西哥西北部发起绿色革命的最重要人物是植物病理学家和遗传学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他的小麦品种对大量氮肥与灌溉反应良好。196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政府合作成立的国际小麦和玉米改良中心继续了他的工作。在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奇迹种子”在1963年后传播到墨西哥以外，并在土耳其到印度北部地区都取得了巨大成功。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赞助了菲律宾的一个水稻研究中心——国际水稻研究所。该研究所创造了“奇迹水稻”的高产矮秆水稻品种，并传播到了东亚和东南亚的水稻种植区。在这类研究中心及私企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有选择地培育高产粮食品种，主要是茎秆粗壮的小麦、玉米和水稻，使其在化肥和灌溉的刺激下获得高产，并且抗虫害和适合机械收割。

1984年的灾难发生后，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联合碳化物农药厂的遗迹。卢卡·弗雷迪亚尼（Luca Frediani）摄。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化工企业、种子公司及政府官员拥护绿色革命，将其视作解决全球饥荒和营养不良问题的办法。然而，还有更复杂的东西牵扯进来：除墨西哥外，美国还援助了从土耳其到韩国的项目，从而把共产主义阵营包围在其中。尽管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是美国政客与商人背后的动力，但在从苏联到中国再到古巴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宣传用科学设计的作物来提高生活水平的理念。从多方面来看，最初的绿色革命就是冷战政治在经济上的延伸。

积极效果

绿色革命酝酿于20世纪50—60年代，它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粮食生产。1970年，第三世界的小麦和水稻种植区约有15%播种的是新型杂交种子。到1983年，这一数字超过了50%，而到1991年则达到了75%。拥护者认为，绿色革命技术产生的经济利益有一半以上都流向了农民，而且在1960年后的35年里，丰收在世界很多地方成了常见之事：在93个国家里，小麦的产量增加了近两倍，水稻增加了近一倍，玉米则增加了一倍以上。得益于高产水稻和小麦，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才能走在人口增长的前面。从早期应用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后，新的绿色革命技术有望提高农民的净收入并减少化学品用量。绿色革命在增加印度的粮食总产量方面最为成功：1978年和1979年，印度的粮食产量创纪录地达到了1.18亿吨，其农田的单位粮食产量自1947年以来增加了30%。印度自1965—1966年以来就没有再发生过饥荒。然而，其他进行绿色革命的国家，没有一个能与印度在农业产量及农业配套单位（化工厂、水电站等）的就业人数上相媲美。

马丁娜·麦格劳林（Martina McGloughlin）等拥护者指出，绿色革命的技术产出了更多的商品粮，增加了外汇和国民收入，为成功的粮食种植者创造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为非农业人口提供了新工作。拥护者不认为农作物采用生物技术后会造成遗传单一，或让它们易受新型病菌的危害。他们断定，绿色革命的技术并没有规模偏好，它们能够促进以小农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虽说如此，绿色革命却推动了单一作物种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因为每个杂交粮种都需要特定肥料和农药才能达到最大产量：农民会通过批量购买种子、化肥与杀虫剂，并在土地上种植和管理同种作物来节省开支。

绿色革命带来了农业丰收和富裕的希望。柯珠恩摄。

消极后果

绿色革命并非全是好事。尽管拥护者言之凿凿，单一作物种植确实让作物更易受某类害虫的侵袭。当农民求助于更高剂量的（石油衍生品）杀虫剂时，更具抗药性的害虫活了下来，次年它们的后代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抗药性的著名例子有1970年和1971年在美国南部发生的玉米叶枯病；20世纪70—80年代在菲律宾、斯里兰卡、所罗门群岛、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侵袭了多种“奇迹水稻”的褐飞虱，1990年再度侵袭泰国、马来西亚和孟加拉的“奇迹水稻”；还有最近在安第斯山地区发生的马铃薯疫病。数百万人（主要是农业工人）遭受过严重的农药中毒，每年有数万人因此死亡。1984年12月2日，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印度博帕尔工厂发生了可怕爆炸，估计造成了3000人死亡，20多万人受伤。在博帕尔生产的化学品西维因对印度的绿色革命至关重要。此外，不断加大的杀虫剂用量意味着它们最终会进入供水系统、动物与人体组织及土壤中，并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哥斯达黎加沿岸，90%的珊瑚礁因（单一种植出口香蕉的）种植园流出的农药而死亡，而杀虫剂中的铜残留物则毁掉了8万公顷香蕉种植园，并让那些土地再也不能种植用于国内消费或出口的粮食了。哥斯达黎加现在连基本的主粮——豆类、玉米和大米——都要靠进口。

绿色革命所需的灌溉，令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大规模修建水坝：成千上万当地人背井离乡，他们的田地则被淹没。大规模灌溉的常见后果是土壤含盐量升高，即使大量施肥也无法修复。批评者们还把绿色革命造成的物种多样性减少拉入了清单。水稻、小麦和玉米主宰了全球农业：它们占全世界种子作物的66%。它们淘汰了无法在多氮和多水农业模式下良好生长的绿叶蔬菜与其他粮食作物。批评者们指出，在绿色革命之前，人类种植了3000多种植物作为食物来源，而今天人类全部营养的85%以上都是由15种植物（其中包括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木薯、菜豆、大豆、花生、椰子和香蕉）提供。

这种农业的能源需求很高：南伊利诺伊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埃内斯特·舒斯基（Ernest Schusky）戏称绿色革命农业为“新卡路里革命”，它的能源效率是牛耕农业的一半和锄头农业的四分之一。绿色革命农业的样板——美国的粮食种植——能源利用效率极低：它每产生1卡路里粮食就要消耗8卡路里能源。对批评者来说，30年的绿色革命留下的是环境退化、不可持续的农业实践、社会动荡、农民流离失所、农田被毁，发展中国家不仅背上了沉重的国际债务，还得出口口粮来还贷。

复杂的遗产

反对者和拥护者都承认，绿色革命没能做到“利益均沾”。能够稳定获取水和信贷的富裕农民发了财，而那些吝惜肥料与灌溉（对额外成本的顾虑）的农民却处境不佳，收益甚至不如以前高。农药行业、银行、大型石化公司、农业机械制造商、水坝建设者和大土地所有者是主要受益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绿色革命的社会影响是小型家庭农场数量减少、农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平等加剧及人口流向城市。在中国台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用更少的人生产出更多粮食、人口涌入城市，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工业化。在其他国家，它只是给城市贫民窟增加了人口。从国际上看，韩国、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减少或消除了粮食依赖，印度则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其他国家的情况没那么好：直到1981年，发展中国家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1981年之后，它们是粮食净进口国。

尽管印度是绿色革命的成功样板，但旁遮普地区却遭受了革命带来的所有负面生态与社会后果，而且很多印度儿童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每年造成4万名儿童失明。新“基因革命”的热情支持者说，科学家们正对大米进行基因改造[1]，使其含有β-胡萝卜素，在需要时肠道中的酶会将其转化成维生素A。批评者认为，维生素A缺乏症更应被视为膳食范围狭窄导致的症状，它是由多样种植体系变为单一水稻种植造成的。印度儿童缺乏维生素A，是因为他们的食物种类减少到除大米之外一无所有的程度了。在混合农业模式下，印度农民种植brathua，这是一种跟小麦一样富含维生素A的传统植物，但在绿色革命的单一种植模式下，brathua被认为是有害植物而被除草剂杀死了。

针对绿色革命带来的众多问题，美国、古巴、西欧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名为“低投入可持续农业”（LISA）的替代农业，1990年，美国将其重新命名为“可持续农业研究和教育计划”（SARE）。它努力以牲畜牵引、庄稼与牧草轮作、土壤保持、有机型土壤改良、生物性虫害控制、（微生物活动产出的）生物肥料和对人无害的生物农药等取代对重型农业机械与化学品的依赖，从而提升农业生产的生态可持续性。古巴进行的“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受到了密切关注，其肇因是苏联的杀虫剂和石油补贴于1991年消失，以绿色革命为基础的粮食生产崩溃，这让古巴在1991—1995年濒临饥荒。1993年，古巴政府开始解散大型国有农场，将土地产权转为合作社所有，并在全国范围内以LISA模式取代苏联的绿色革命模式。它的粮食产量从1995年的低点缓慢增加，到2005年恢复到了原有水平，并在继续增加。功劳之一是合作社制度：截至2008年，国有耕地约占65%，合作社仅占35%，但后者在古巴农业总产量中却占60%。

意义与方向

绿色革命拥有狂热的崇拜者和贬损者。想要减轻其最大危害[2]的崇拜者们正在推进基因革命，它将不相干物种的特定基因（及其优良性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传统农民无法培育出的新作物。结果就是“转基因”作物——如含有胡萝卜素转化酶的水稻、自己生成杀虫剂来自我保护的植物或生成预防疟疾与霍乱疫苗的植物——的诞生。那些推广LISA的人支持农业生态学，它需要小农和科学家在内的基层力量去整合传统与现代农业手段，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选择适合不同土壤与气候的天然种子，结束单一种植和出口导向，以科学来改善用于农业生产和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人们在21世纪头几十年所做的选择，不仅将决定人类可获得的食物的种类与数量，还将影响这个星球本身的生态健康。

亚力山大·M.朱卡斯（Alexander M. Zukas）

美国国立大学

另见《环保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