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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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哥伦布的航海之旅,真正开启了欧洲和美洲的早期生物交流,包括病菌、杂草、害虫,也有药物、作物和家畜。对新旧世界不同大陆上(相对)孤立发展的物种来说,这一点影响深远。

2亿年前,地球上的各大陆紧紧聚在一起。陆上生物的迁移机会最大,因此生物的同质化远高于之后。然后各大陆分开,漂流远离,此后每个大陆的物种都是独立演化的。在极北之处,北美洲和亚洲有数次重新连接到了一起,因此它们有许多相同的物种,但两地的差异也很多。例如,旧大陆的夜莺和眼镜蛇等本地物种是新大陆所没有的,而新大陆的蜂鸟和响尾蛇则是旧大陆所没有的。南美洲和旧大陆间的差异尤为明显:前者有鼻子长得打晃的貘,而后者则有长鼻摇摆的大象。

新旧大陆:人、庄稼、牲畜

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各大陆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新旧大陆再次分隔两地。在此之前,很多物种已跨越了两地的界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旧大陆上的智人。在此之后,旧大陆上的人就和美洲的人分别演化了。分离所造成的基因差异较小,但文化差异巨大,因为两地之人在开发其各异的环境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们都发明了农业,即驯化了庄稼和牲畜,但农业体系却截然不同。美洲原住民可能是带着狗从亚洲而来,因此了解驯化动物,但他们在美洲驯化的动物却不多,可能是因为适合驯化的动物本就很少。他们驯化的有骆马、羊驼、豚鼠和几种家禽。美洲原住民是农业好手,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约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培育的:玉米、几种豆子、马铃薯、甘薯、木薯、笋瓜、西葫芦、南瓜、花生、番木瓜、番石榴、鳄梨、菠萝、西红柿、红辣椒和葵花籽等。

旧大陆的居民人数远超美洲原住民,脚下的土地更广阔,生态系统更多样,驯化的动植物种类也更多。马、驴、牛、猪、绵羊、山羊、鸡(现在这些动物是我们院落和牧场的主角,也是肉、奶、皮革与动物纤维的主要来源)都源于旧大陆。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稻米、豌豆、萝卜、甘蔗、洋葱、莴苣、橄榄、香蕉、桃子、梨,还有我们今天餐桌上的很多常见食物也是如此。

新旧大陆的不同:疾病

在传染病方面,来自旧大陆的也比新大陆的多。旧大陆的生态系统不但多样,而且生活的人口也更多,疾病的种类不免就多,特别是他们还与家畜紧密生活在一起。旧大陆上欧、亚、非三洲人口的交流和混杂,加上与家畜的亲近,产生了众多史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一张不完全却没争议的名单包括:天花、麻疹、流感、疟疾、黄热病和斑疹伤寒。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患有肺结核和螺旋体病。螺旋体病可能来自旧大陆,但在美洲成了新型传染病——与此类似的还有美洲锥虫病。与旧大陆的疾病相比,美洲本土的疾病少且温和。(梅毒常被说成是美洲特有的传染病,但尚存争议。)

1492年,当哥伦布把新旧大陆连起来时,他也解开了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条。在新旧大陆的人群混杂后,早期的最惊人后果就是东半球传染病在美洲原住民中的传播。如果不是疾病一起跟来,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即使暴行累累,也不会那么残酷。在西班牙人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中,天花作用巨大,而这在整个美洲并非个案。有些备受尊重的人口史家声称,在人口复苏开始以前,美洲原住民的数量下降了90%。

另一方面,旧大陆的动植物极大增加了美洲的承载力,使它在之后能供养大量人口。例如,马、猪和牛先是在佛罗里达到阿根廷的草原上野化,然后在一个世纪内就繁衍到了数百万头(匹)。旧大陆的牲畜彻底改变了美洲人的生活和整个生态系统。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中,广大农民平常几乎吃不到肉。哥伦布交换之后,肉在很多地区成为常见食物,在其他地区即使不常见,至少比以前更易得了。[1]

除了狗和骆马外,美洲没有驮畜。美洲高等文明中的金字塔与其他历史遗迹,全凭人力提拉建造。即使外来者只把驴子一种牲口带到墨西哥,它也会让那里的原住民社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对美洲原住民社会的影响十分惊人。很多之前完全步行的美洲印第安人骑上了马。大约从1750年到1800年,北美大平原的原住民(黑脚族、苏族、夏延族、科曼奇族、波尼族等)和南美草原的原住民(佩文契族、蒲埃契族、特沃契族、兰奎尔族等)都很快以马代步。

旧大陆的农作物起初并未像旧大陆的牲畜(在新大陆)散播得那样快,毕竟它们自己没长腿,也因为它们多是温带植物,不适应在美洲最早建立的那些殖民地的气候(都在热带)。不过欧洲殖民者做出了改变,引入其他合适的作物(比如甘蔗)以及适合的家乡作物品种,并把它们种在跟宗主国土壤与气候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发现,小麦在墨西哥高地生长旺盛,酿酒用的橄榄和葡萄在秘鲁长势喜人。在哥伦布之后不到一个世纪,旧大陆的重要作物大多在美洲都有种植。

早在公元前5000年,中美洲就开发出了数种玉米作物。约6500年后,当玉米到达中国时,它被视为一种生长快且热量高的食物。克拉拉·纳托利(Clara Natoli)摄(www.morguefile.com)。

其中最有利可图的是甘蔗,它是一种近乎令人成瘾的物质——糖——的来源。欧洲对糖的需求仿佛无穷无尽,而且数百年来一直在增加,于是甘蔗成了一种在西印度群岛、巴西和其他美洲湿热地区(大陆或岛屿)无可匹敌的作物。甘蔗的栽种、培育、收割和加工需要数百万的劳力。美洲印第安人的数量在急剧减少,欧洲移民的人数也不足,劳工就得从别处寻找。推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强大的力量是甘蔗种植园的劳力需求。估计有1250万非洲人被迫在美洲土地上劳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肯定是相对多数——是在新大陆种植旧大陆所吃的糖。

1492年与旧大陆

美洲印第安人的牲畜并未对旧大陆的生活造成大的改变。在欧洲、亚洲或非洲,豚鼠和火鸡从来没被视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作为驮畜,骆马显然不如旧大陆的那几种牲口,所以在东半球,它只是被当成异兽。

不过,美洲印第安人的作物对旧大陆影响巨大。其中那些成为旧大陆日常食物的,多数是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回伊比利亚半岛(在16世纪以前都在那里培育),然后从那里向外扩散的。它们中的有些作物,能在旧大陆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长势良好。譬如在不适合大米和山药等传统主粮作物生长的地方(降雨过多或过少、土壤贫瘠、害虫肆虐),木薯却长势旺盛。美洲的几种粮食也比旧大陆的传统作物更有营养、更多产、更易种植和收获。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玉米成为一种常见作物,甚至是一些地区最重要的作物。

马铃薯来自高海拔、湿润且凉爽的安第斯山脉,成了北欧下层民众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在爱尔兰,农民一天也离不开马铃薯。在19世纪40年代,一种美洲真菌——霉烂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到来并毁掉了马铃薯这种作物,造成了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另有150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哥伦布交换影响旧大陆饮食的例子不胜枚举,包括意大利菜中的西红柿,印度菜中的辣椒,撒哈拉以南非洲饮食中的玉米,等等。举例来说的话,不妨在一块常被认为不受外来影响的地方——中国——考察一下美洲粮食作物的故事。在旧大陆上,没有比中国人接纳这些外来植物更快的了。

中国人对美洲食物的热切接纳跟人口压力有关。在1368—1644年,明朝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农民的传统主粮——北方的小麦和南方的大米,这时却遭遇了产量递减问题。在适宜耕作的土地上,他们利用现有技术把能产出的粮食几乎都产出了。人地问题在南方尤为严重,那里靠近市场与灌溉水源的平地(及大致平坦的土地)上种满了水稻。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在美洲拥有殖民地,他们把美洲印第安人的作物带到了东亚。马尼拉港是西班牙新征服之地,离中国海岸只有几天的航程,它在美洲作物向中国传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甘薯这种高热量食物,就是在16世纪最后几年到达中国的。这种作物在劣质土壤中表现良好,耐旱、抗虫害,且与水稻等当时的主粮作物相比,它只需很少的照料即可蓬勃生长。到1650年,甘薯在广东省和福建省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贫困农民的主粮(只要当地气候适宜)。

玉米甚至在16世纪中叶前就已到达中国。它生命力顽强,而且只需孩子般的精力和力气便可完成除草和收获。在粮食生产上,它比多数庄稼都高产,而且它提供的热量还高。它很快成为从西北(陕西)到西南(云南)地区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并最终成为几个内陆省份的首要粮食作物。

早在1538年,中国就已种植花生。它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新奇食物,但在中餐里却是一种常见之物。花生能提供大量卡路里和油,而且它们会增加土壤中的氮含量。

根据人口史家何炳棣的说法,“在过去的200年里,当稻米种植逐渐接近饱和并触发了收益递减律,从美洲引入的各种旱地作物在增加全国粮食产量上贡献最大,并使人口得以持续增长”(Ho 1959,191—192)。[2]这一说法对东半球的大多数人来说,也都适用。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另见《生物交换》。

延伸阅读

Cook, N. D. (1998). Born to die: Disease and New World conquest,1492–1650.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by, A. W.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by, A. W. (1994).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Armonk, NY:M. E. Sharpe.

Crosby, A. W. (2003).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Denevan, W. M. (1992).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2nd ed).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o, P. (1959).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nealy, C. (1995). The great calamity: The Irish famine, 1845–1852. Boulder, CO:Roberts Rinehart Publishers.

Kiple, K. F. (Ed.) (1993).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zumdar, S. (1999). The impact of New World food crops on the diet and economy of India and China, 1600–1900. In R. Grew (Ed.), Food in global history (pp. 58–78).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Mintz, S. W.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日常饮食中肉类的供给水平,与生活方式(采集、狩猎、农耕或畜牧)及生产力水平(密集养殖技术的可行性与成本)密切相关,地域差异及物种交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宜夸大。——译注

[2]查何炳棣1959年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第191—192页,未找到与文中所引完全对应的文字,推测为间接引用。文中所引的“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when rice culture was gradually approaching its limit”一句,大概是指“宋应星死后200年,中国的稻米栽种才达到饱和点”。由于无法一一对应,翻译只能从权。——译注


气候变化森林砍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