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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环境史-王玉山译
气候变化
纵观历史，全球气温波动一直伴随着海平面与气候模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也跟大规模移民、饥荒导致的瘟疫、某些文明的崩溃及其他文明的发展相关。冷暖周期则受海洋与大气的能量交换、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和太阳能的影响。
众多世界史学者以气候变化来解释地球历史的变迁。科学家们则直接关注长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海洋与大气的能量交换、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及太阳能。自1860年以来，全球气温就在上升。气候学家预计，20世纪全球气温将继续升高2℃。北极冰帽的融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体积每10年减少3%~4%——就是全球变暖的证据。结果，海平面自190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过去半个世纪，上升速度在加快。冰原萎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沿海地区，影响到一些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自然迁徙。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题目为《气候变化2007》）：“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从现在全球大气与海洋平均温度升高、多地冰雪融化及全球海平面上升等现象就可证实。”在北半球的温暖时期，森林会向北移动并取代北方的苔原，之前的偏远地带可能变得适宜农耕和粮食生产。随着气温升高与天气多变，生活在热带与中纬度近海地区（无论是略高、平或低于海平面）的数百万人，甚至可能是数十亿人，将付出惨重代价，或许要背井离乡。
从温暖时期、温和时期、间冰期到寒冷时期、极寒时期乃至冰川时期的气候波动，可能在一个世纪内迅速发生，且没有太多预兆。上一个冰期的最后消失发生在公元前9500年，它标志着持续到当下的这个全球暖期的开始。这种快速的气温上升，可能是过去4万年里最重要的气候事件，它导致了全球海平面的急剧升高。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气温上升与冰川融化淹没了黑海盆地，《圣经》中的“洪水”可能指的就是这场自然灾难。虽然我们对气候变暖和变冷的了解存在许多空白，但关注那些引发气候变化的特殊事件，有助于揭开全球气候的复杂性。
大西洋环流与能量交换
海洋是一个热量运输系统，它吸收了很多穿过大气层的太阳热量。随着气温升高，冰雪融化的淡水增多，海洋中盐分占比减少，进而影响了洋流。高盐海水量的减少会破坏大西洋深海环流，这个环流把赤道周围的温暖海水带往北极。这些温暖海水变成了“墨西哥湾暖流”，温暖了新英格兰海岸，并给不列颠群岛带来了湿气。没有它，这些沿海地区将冷上几度，令沃壤变成永冻土。
径流污水是对美国近海水体的最大威胁，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则是长期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后者会令近海地区被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提供。
温度的突然小幅升高或冰川融水的增加会降低水的密度及其下沉能力，减缓并在一定情形下停止环流（即海洋对热量的运输）。根据某些气候模型，这股通常被叫作“大热泵”的洋流停止或减缓，会让北温带地区变冷，它是过去10万年间许多意外气候变动的原因。
厄尔尼诺
在过去40年里，北大西洋的含盐量在持续降低。但是近来的模拟发现，气候的急剧变化不光与大西洋环流有关，这让科学家们寻找另外可能导致半球或全球气候变化的气候事件。他们得出结论，热带太平洋及其厄尔尼诺事件与大西洋环流的结合可能提供了答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面积约为1.81亿平方千米，最宽之处在热带，那里的太阳能大部分都转化成了热量，而这种热量又通过洋流和风来传递。在某些年份，大气和海洋的温度会异常高，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它们可能包括太阳黑子活动和大西洋深海环流的影响，还包括这种情况：现在的海洋吸收了大量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产生的碳。
一些气候学家认为，这些反常现象可能引发厄尔尼诺海洋环境，它意味着从南美洲到太平洋暖池的寒冷洋流会减弱或完全终止。在东风无力将表层冷水推往亚洲的情况下，西风就把太平洋暖池推向美洲。暖池中的高温和潮湿空气与它一同行动，给之前干旱的赤道岛屿和秘鲁到美国西海岸的美洲沿岸地区带来强降水。随着西风加速，降水会扩展至西半球，再从美洲到达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平原。干旱则会袭击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非洲。
厄尔尼诺对全世界热量和降水分布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尚不清楚的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海洋事件之间的关系对全球气候有何影响。海洋的温度和盐度会影响环流。实际上，某些北大西洋的深海环流可能会进入赤道太平洋，就像在大西洋那样降低当地的水温和气温，从而缓解厄尔尼诺的灾难性气候影响。然而，如果大西洋环流中的寒冷洋流减慢或停止，那么就不知道有什么能限制厄尔尼诺的有害影响了。
厄尔尼诺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在公元1500年西班牙征服印加以前，土著农民和渔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沿着秘鲁北部沿海地区扩展。这些美洲原住民（被称为莫奇卡人）通过建金字塔、制陶器、造黄金饰品来颂扬其精神与物质成就。他们的灌溉水渠与泥砖建筑遗迹证明了其文明的先进。对河床和潟湖中沉积证据的发掘，还有对这些沉积物中化石遗存的考察，揭示了一个事实：莫奇卡文明曾屡遭厄尔尼诺事件的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莫奇卡人放弃旧址而迁往新地。究其原因，是超级厄尔尼诺从过热的海洋里获取了更多能量，加快了水和风的循环，升高了大气温度，从而造就了多变的天气。
到公元1100年，暖期让位于小冰期，超级厄尔尼诺的势头减弱。由于热带海洋所吸收的能量减少，大厄尔尼诺事件在公元700年最后一次发生在秘鲁北部。这些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出现的厄尔尼诺事件，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重要气候事件一样，在原住民的生活中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文化紊乱。沿海地区的洪水和安第斯山脉以东地区的干旱，让人们迁徙、重建并适应了在整个暖期造访南美的无常气候系统。
近期的厄尔尼诺
对厄尔尼诺天气现象的历史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厄尔尼诺的世界性影响的发现。因为那10年期间发生的干旱，巴西东北部的农民被迫离开家乡，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印度、中国和日本经常出现粮食短缺。厄尔尼诺证实了气候系统的全球联系以及它对生物、历史发展、本地及区域气候模式的具体影响。
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进一步确证了这样的认知和说法：厄尔尼诺是寒暖海水——特别是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水——通过吸收太阳能并向大气释放热量而进行的一种能量交换。厄尔尼诺事件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说明海洋的能量负载过多，需要将其积蓄的热量进行释放。如此，这个不可预知的全球气候系统才会恢复微妙的平衡。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家们找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三个基本原因——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能量交换、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和太阳能。然而，就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影响来说，仍有很多内容有待发现。太阳的能量输出具有周期性，而有时其强度模式并不规律。高强度周期每隔11年出现一次，而那些低强度周期则大约每三年半发生一次。尽管不能确定不同模式的相似性，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厄尔尼诺是在高强度周期的间隙中回归的。最后，近几十年的太平洋海水变暖——厄尔尼诺的诱因——与大气污染的相关性，还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持。由于对厄尔尼诺所知尚少，而它又潜在影响着全球气候与人口，所以科学家和史家一直对其兴趣不减。
厄尔尼诺监测：卫星图像显示太平洋趋于稳定。1998年7月1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作用
全球气温升高致使大气中的水蒸气（属于温室气体）增加，随着世界上温暖海域的水汽蒸发，会引发更多的降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将数百万年来封存在石化动植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提高了大气中的另一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些排放大多来自三个重要领域：发电、运输、（住宅、商业及公共建筑中的）供暖与制冷。全球电力行业贡献了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1%。在工业化期间，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森林砍伐的加剧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约25%。在过去100年里，世界上40%~50%的原始森林[1]和没有人烟的土地——它们通过所谓的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变成氧气——转变成了农业生产、商业与住宅建筑用地。另外，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其他温室气体——如吸热性比二氧化碳还高的甲烷（CH4）和氯氟烃（CFCs）——也快速增加，影响了大气温度。从1850年到2000年，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和发展农业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浓度，其贡献量约为1.7万亿吨。这类二氧化碳约有40%留在大气中，并且它还以每年约0.5%的速度在增长。大气中二氧化碳分子的生命期是100年，这意味着从1927年出售给消费者的第一辆T型汽车到此后制造的每辆汽车的尾气，都还留在今天的全球大气中。
由于气候变化，海平面自1900年以来就一直在上升。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它的上升速度还在加快。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测量处的研究人员在勘测海岸线。NOAA提供。
全球变暖在寒冷地区比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发生得更快，因为严寒的空气中缺少水蒸气。由于空气干冷，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更大。而在暖湿空气中，水蒸气比二氧化碳的导热性更强。由于全球冷暖分布不均，二氧化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究竟如何仍存争议。
在当下的暖期，二氧化碳与降雨增多、大气和海水温度升高、云层增多及风速增加等密不可分。二氧化碳对生物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在温带和热带气候下，它会带来更长的生长季节。基本无法从事农业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可能会得到足够的水分来增加粮食储量——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将稳定下来，届时人口会在90亿到120亿之间。不过，人口增长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具体影响尚不可知。
太阳能的角色
还有两股力量推动全球气候系统的变化。一是在科学文献中常被提到却在近来遭受质疑的米兰科维奇周期。塞尔维亚天文学家M. M.米兰科维奇（M. M. Milankovitch）认为，地球的离心轨道造就了一个10万年的全球气候大周期。在此期间，地球经历了一个间冰期/冰期的完整周期。在这个长周期中，还有一个由地轴倾斜引起的4.1万年的周期，它控制着到达地球高纬度地区的太阳能量。
地轴“进动”的周期稍短，间隔在2.3万年或1.9万年，并影响到达低纬度和赤道地区的辐射量。米兰科维奇认为，在过去的80万年中，地球经历了8个完整的冰期/间冰期的周期。冰川时期持续了9万年，之后是1万年的暖期。因此，目前的间冰期应该即将结束。
然而，由于米兰科维奇的解释只能说明到达地球的太阳能总量中那0.1%的变化，气候学家另辟道路来寻找气候变化背后更明显的驱动力。他们认为，太阳能随着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而波动。借助这种周期，他们在过去72万年的地球历史中找出了8个周期。单个周期的长度为9万年，从冰期最盛期-0.3%的太阳能输出，到暖期最盛期的+0.3%。然而，鉴于地球历史的动态变化和我们对其物理与生物特性的认识空白，即使存在这类周期，我们仍难以清楚预测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最后一个大冰期的暖期（公元前3.3万—前2.6万年）可能方便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从非洲和亚洲西南部迁到欧洲，取代了生活在那里的尼安德特人。在全球海平面上升让西伯利亚通往北美的通道消失前，猎人能够穿过结冰的白令海峡。连续的几波迁徙——可能最早到公元前3.2万年，但不会迟于公元前1.1万年——让他们追踪着猎物来到美洲繁衍生息。
末次盛冰期约在公元前1.3万年结束，那时格陵兰岛的气温上升到与现在相近的温度，但冰川的消退被两个小冰期打断：一个是公元前1.21万年的中仙女木期，另一个是公元前1.08万年的新仙女木期。（仙女木是一种北极开花植物，在最后一个冰期时生长于欧洲。）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27万年左右，温暖环流未能到达北半球而开启了新仙女木期。这说明，在末次盛冰期结束时，冰川融水进入了北大西洋并减缓或停止了深海环流。在接下来的1300年里，它让北温带地区进入了小冰期。不列颠群岛变成了永久冻土区，夏季气温降至32℃以下，冬季则低于零下10℃。冰山漂到伊比利亚海岸，长期干旱则影响着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的中部。大西洋环流的减慢，可能是造成半球气候改变的原因。
气候对印欧文明的影响
小冰期把处于暖期的这段世界历史切割成了几块。在寒冷的作用下，一度兴盛的撒哈拉游牧文明崩溃，迫使其居民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迁到尼罗河流域。这种向尼罗河沿岸的移民，与接下来几千年古埃及文明的兴起同时发生。埃及人于公元前5000—前4500年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并于几百年内在吉萨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2]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也蓬勃发展起来，它以泥土和烧砖建设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并用几何学来规划城市。[3]
公元前4500—前3800年，“全球变冷”带来的貌似没有尽头的干旱打断了人类的发展。全球气候可能进入了自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最冷的时期。就像以前发生寒冷和干旱的情形一样，人类向南迁移，逃离了最极端的气候条件。农业人口，那些不停迁徙的印欧人后代（几千年前曾把农业技术从西南亚带到了西欧和北欧），也为寒冷气候所迫而向南迁徙。他们退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温暖地区，还到了东南的乌克兰，以及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西北部。
另一漫长的寒冷期出现于公元前3250—前2750年，给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片靠灌溉为生的“新月沃土”及印度河流域带来了干旱。事实上，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现在伊拉克南部那片草木繁盛、天然灌溉的地区，可能就是圣经中“伊甸园”的所在。最近的考古研究证实，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卡德（公元前3200—前2900年）这个伟大的农业帝国的崩溃，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以及随后气候从湿润凉爽到干燥炎热的转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同时发生。[4]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让原来阿卡德的居民离开北方，迁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现在的伊拉克）。
玛雅文明的兴衰
另一次全球性寒冷期从公元前2060年持续到公元1400年，它所产生的利好是让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迎来了凉爽和干燥。在中美洲，玛雅文明将农业生产向北扩展到了尤卡坦半岛（现在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并在原先植被茂密且蚊子（携带疟疾病毒）成群的地方建起了金字塔和城市。他们在那里生活了近1000年。
多年无雨导致玛雅农业接连歉收。沉积记录显示，该地的干旱始于公元1200年，并在500年后再度来袭。[5]一些城市在公元1240年被弃，剩下的则在1190年另一次严重干旱袭击该地时被弃。[6]其他原因也可能导致玛雅文明的灭亡，但气候变迁是解释崩溃的有力学说之一。在这次特别的全球寒冷期结束后，随着气候变暖，水循环的力度增强。热带森林与蚊子一起回归，剩下的玛雅人放弃了他们的家园向南迁移。玛雅遗址在现今中美洲的茂密热带雨林中被发现这一事实，就是近来全球变暖的佐证。
随着过去150年来水循环的增强，拓荒者为了农业发展清理了森林，生长季节也延长了，这就能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食物。但若想让全球气候变化成为解释世界历史的一种更为人所接受的动因，就需要对气候变化、人类与动物种群的迁移及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小冰期
来自沉积物和冰芯的证据表明，大约在公元1300—1850年，有一个长时段小冰期（比典型冰期的8万—9万年要短）席卷了北半球。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的边远居民点到中世纪暖期（公元1000年—1300年）才有人烟，在公元1200—1300年却为冰雪所覆盖。到工业化之前，欧洲的粮食产量一直在急剧下降。即使是这一期间的盛世，人们吃的也多是面包和土豆，每天的食物消耗量很难超过2000千卡。饥馑与瘟疫之后紧跟着的就是普遍的营养不良。
公元1400年欧洲大饥荒过后，黑死病暴发。在公元1100—1800年，法国饥荒频仍，12世纪有26次，19世纪有16次。气温的不断下降使北欧国家的生长季节至少缩短了1个月，能够种植作物的海拔也下降了约18米。然而，在这个小冰期中，人们受的苦并不相同。对那些生活在河海之滨的人来说，通过捕鱼可以获得多数人吃不到的动物蛋白。在新英格兰，公元1815年被称为“没有夏天的一年”。这一年过后，小冰期毫无预兆地结束了。太阳辐射的增强、工业化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影响及大西洋深海环流的改变被视为冰期结束的原因，或单独或共同起了作用。
气候变化：未来
考察历史上的气候事件并回顾目前的科学发现，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单一原因足以解释重大的气候变动。海洋、大气和陆地众多变化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我们所认为的重大气候事件的中断与爆发。这些事件具有复杂难测的特点，迄今为止，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机和全球气候模型（GCMS）都无法对未来的气候事件做出预测。
基于我们对过去的气候事件一星半点的了解，明确今后怎么做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人口增长到了沿海和边缘地区，加之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这就让灾害更容易发生。物质消耗和能源利用的增加将继续给全球生态系统施加压力。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目标，还有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发展期待，都将成为空中楼阁。用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 1990，23）的话说，“如果对全球变暖的担忧有助于富国从一贯的经济增长和个人富裕这种燕雀之志中清醒过来，并促使穷国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等负责任的发展政策，那么变暖趋势实际上可能成为理想变革的一种有效催化剂”。
安东尼·N.彭纳（Anthony N. Penna）
美国东北大学
另见《冰川时期》《海洋》。
延伸阅读
Alley, R. B. (2000). Ice-core evidence of abrupt climate chang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7(4), 1331–1334.
Caviedes, C. N. (2001). El Niño in history: Storming through the ages.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03).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 primer.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ulver, S. J. ＆ Rawson, P. F. (Eds.) (2000). Biotic response to global change: The last 145 million yea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Boer, J. Z. ＆ Sanders, D. T. (2002). Volcanoes in human history:The far reaching effects of major eruptio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iaz, H. F. ＆ Markgraf, V. (2000). El Niño and the southern oscillation:Multiscale variability and global and regional impac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rschmied, E. (2000). The weather factor: How nature has changed history. New York:Arcade.
Dyurgerov, M. B. ＆ Meier, M. F. (2000). Twentieth century climate change:Evidence from small glaci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7(4), 1406–1411.
Fagan, B. (1999). Floods, famines, and emperors: El Niñ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Glantz, M. H. (2001). Currents of change: Impacts of El Niño and La Nina on climate and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obal warming: New scenarios from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0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1), 203–208.
Jones, P. D., Ogilvie, A. E. J., Davies, T. D. ＆ Briffa, K. R. (Eds.) (2001).History and climate: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Keys, D. (2000). Catastrophe: A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Ballantine.
Ladurie, E. L. (1971). 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Lovvorn, M. J., Frison, G. C. ＆ Tieszen, L. L. (2001). Paleoclimate and Amerindians:Evidence from stable isotopes and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8(5), 2485–2490.
Marotzke, J. (2000). 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Mechanisms and predict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7(4), 1347–1350.
McIntosh, R. J., Tainter, J. A., McIntosh, S. K. (2000). The way the wind blows: Climate, history, and human a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Assessment Synthesis Team (2001).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acek, M. J. ＆ Cleland, E. E. (2001). The current biodiversity extinction event:Scenarios for mitigation and recove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8(10), 5466–5470.
Perry, C. A. ＆ Hsu, K. J. (2000). Geophysical,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supports a solar-output model of climat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7(23),12433–12438.
Pierrehumbert, R. T. (2000). Climate change and the tropical Pacific: The sleeping dragon wak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7(4),1355–1358.
Smil,V. (1990). Planetary warming: Realities and respons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1), 1–29.
Smil, V. (2003). The earth's biosphere: Evolution, dynamics, and change. Cambridge,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Webb, T., III ＆ Bartlein, P. J. (1992). Global changes during the last 3 million years:Climatic controls and biotic response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23, 141–173.
Western, D. (2001). Human-modified ecosystems and future evolu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8 (10), 5458–5465.
[1]作者此处用词为“先锋森林”（pioneer forests），综合上下文，核查对过去100年世界森林的消失速度，译者认为它应为“原始森林”（primary forests, primeval forest）的笔误。——译注
[2]作者对埃及历史的描述有误。公元前5000—前4500年，埃及大概处于新石器时代，阶级社会正在萌生；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埃及才进入王朝时代；吉萨金字塔的建造是在第四王朝，即公元前2575—前2465年左右；直到公元前1550年左右，（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才进入帝国阶段。不过，古埃及文明受气候变迁及外来移民的影响确实很大。早王朝时期，甚至法老时期的埃及文明，可能都与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有关。Arie S.Issar, Mattanyah Zohar,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 New York:Springer, 2004), p.86.——译注
[3]哈拉帕文明的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2600—前1500年。——译注
[4]文中对阿卡德帝国的存在时间描述有误，一般认为阿卡德帝国的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2334—前2193年。至于文中提到的火山喷发，发生于公元前2200年。参见H. Weiss, M.-A. Courty,W. Wetterstrom, F. Guichard, L. Senior, R. Meadow, A. Curnow, The Genesis and Collapse of Third Millennium North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Science, Vol. 261, Issue 5124, 1993, pp. 9951004。——译注
[5]此处对玛雅地区干旱起始时间的描述有待商榷。学者们常以干旱来解释玛雅文明的兴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以公元800—1000年玛雅多地出现的一场持续达200多年的旱灾（其间又分为几个50年的旱灾）来解释古典终结期玛雅文明的崩溃。通过对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湖底沉积物和伯利兹洞穴石笋的取样分析，学者们指出玛雅地区出现过其他干旱期：公元前475—前250年和公元125—210年。佛罗里达大学地质学者戴维·霍德尔（David A. Hodell）甚至推测，玛雅地区可能存在一个长达208年的干旱周期。参见David A. Hodell, Mark Brenner, Jason H.Curtis, Thomas Guilderson, Solar Forcing of Drought Frequency in the Maya Lowlands, Science, Vol.292, Issue 5520, 2001, pp. 1367-1370。——译注
[6]原文如此，时间存疑。——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