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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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用火的历史，至少有40万年了。生火做饭丰富了食物种类。火让猛兽毒虫远离宿营地并温暖了居住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离开热带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了。在迁徙途中，人们放火烧掉了干枯的草木以利于狩猎，从而改变了自然生态平衡。在人类控制自然方面，火的贡献超过任何一项技艺。

人的历史与火的历史密不可分，两者可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然，火的历史比人类的长，但自从人类学会对火施加某种控制后，火的频率，甚至是它的各种燃烧方式，就越来越为人类活动所决定。今天地球上燃烧的所有火焰，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火的源头都是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这些现象引出了人与火关系史的一系列问题。这种关系是怎么开始的？它的初始条件有哪些？关系得以维系的反馈效应或机制是什么？人与火之间的联系如何影响历史进程？

我们对第一阶段人类用火的认识，长久笼罩在神话之中——如普罗米修斯或其他所谓盗神火的文化英雄的故事，就是我们仅存的信息。今天我们知道得更多：在生态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重建人与火的关系史的一般轨迹。

起源

同所有自然力量一样，火也有历史。从化学上讲，火是高温（点燃）引起的物质（燃料）高速氧化过程。它的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氧气、燃料和热量。在地球最初的10亿年里（冥古宙），至少有两个必要条件——氧气和燃料——不存在。直到生命在30亿—40亿年前出现，大气中才出现了氧气。在泥盆纪（距今不到5亿年），植物出现，才提供了合适的燃料。从那时起，随着季节变换，地球多数地区的干枯植被都会经常过火。起火原因大多是雷电，少数情况是坠落岩石、火山喷发或外星撞击。

人类用火开启了火之历史的全新纪元。人类完全改变了火的频率和强度。人类把火带到了地球上很少或从未有火自燃的地方，在经常着火的地方，人类则试图让火消失。这样，越来越多的“自然”之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之火，或更准确地说，是人造之火。

不管人类走到哪里，火都形影不离。人与火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景观，包括动植物群落。由于人类对澳大利亚大陆的殖民是晚近之事，所以人类的影响被充分记录了下来（尽管实情是否如此尚存争议）。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如雨林、沙漠和极地，只要火不易生，则人难生存。

因格尔·欧文·库思（EangerIrving Couse，1866—1936年），《火光边的印第安人》。小心用火，可御寒和驱兽。

人类特权

人是唯一学会用火的物种。控制火成了一项“物种特权”，这对其他物种（包括动物和植物）及人类自身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最初人类如何用火，由于证据不足，众说纷纭。最保守的估计来自考古学家，他们认为人类最无争议的用火证据，仅可追溯到25万年前。其他学者，如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则认为，直立人可能早在180万年前就已经在照料天然火种了。根据人类学家弗朗西斯·伯顿（Francis Burton）的说法，这一转折甚至可以追溯到500万—600万年前。

在承认初次用火的时间存在争议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就用火的几个阶段，提出一些并非无稽之谈的看法。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没有人类（或人科动物）群体用火，他们（它们）都不知火为何物。接下来，肯定存在第二阶段，用火和不用火的群体并存。我们尚不清楚这一阶段持续了多久，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第三个是人类如今已生活了数千代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没有一个群体不用火。所有人类群体都用火的时间，已达数千代。

这三个阶段由两个过渡期衔接起来。第一个过渡期的标志是某些人类或人科动物群体开始用上了火。显然，他们（它们）发现，不仅在天然火种旁觅食有利可图，还值得花时间保存火种。他们照看火，防止它被雨浇灭，并且不断加薪添柴。这些行为没有一样是他们的基因设定的，它们皆为后天习得，然后作为文化特性流传下去。当然，奠定人类学习能力的特性，却是在生物演化中获得的。这些特性包括，身体方面的双足行走、两手灵活、大脑发达，还有相伴而来的精神和社会特征——合作能力以及为了明确设定的目标而延迟满足的能力。

考虑到这些必备特性缺一不可，我们就会明白，为何用火成为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权。而只有联系到第二个过渡期（这一特权为全人类所共享），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特权的意义。尽管早期人科动物和人类群体在没有火的情况下就生存了数千代，但是很显然，当某个时间点到来后，他们没有火就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

如果这种对阶段和过渡期的勾勒符合实际（很难想象实情并非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得出结论：长远来看，用火的人类社会比不用火的更能“适者生存”。如果我们再问，为什么所有不用火的社会最终都消失了，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因为它们必须与用火的社会共存，而长远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这条推理思路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人类群体的变化会导致其他人类群体的改变。如果A群体用上了火，而邻近的B群体没有，那么B群体就有麻烦了。它或者要尽量减少与A群体的接触，或者得像A群体那样用上火——只要他们有向其他群体学习的足够潜力，这就不是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

就其形成和传播而言，用火方式是后期人类历史中发展出的其他制度的榜样。这种榜样性是多方面的。首先，把人类学习照料并控制火的模式推而广之，就可以成为照料和控制其他自然资源（如植物和动物）的样板。其次，我们可以把学会用火作为“启发式”或方法论意义上的一个范例，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在社会演化和人类历史中起作用的基本原则。

火塘与火把

用火这类物种特权的建立，是人类从行为和力量上异于其他同类动物——如其他灵长类动物、狼或猛犸象——所迈出的一大步。作为新习得的一种人类行为，用火是物种之间从势均力敌走向人类独大的标志。最初的突破可能不那么顺利，充满了风险，但它却影响深远，当然，这在当时是无法预见的。用火的历史清楚说明了有意识的行为和意外效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火塘的出现让火成了人类群居生活的重心。在火塘旁照看火，用时即取，这样群体成员就不必再去寻找了。围绕火塘，他们可以从荒野中开辟出一方小天地，那里的夜晚不会那么寒冷和黑暗，猛兽也不敢靠近。在火上，他们可以烧煮食物——和用火一样，这也是人类独有和共享的一种行为。在火的破坏作用下，原来咬不动的东西，甚至是有毒之物，都可以变得味美可食——这是“破坏性生产”（或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创造性破坏”）的一个绝妙例证。

第二种自古相传的用火方式，是在火塘里点燃木柴的一端，然后把它变成火把。火把可以用来烧掉枯枝败叶，让草木为之一空，人类住起来更加安全舒适。在世界各地，很多草原和类似的次生草地都是这么烧出来的。还有用火把吓跑大型猛兽，这种方式用得不多，但同样有效。熊或鬣狗长期聚居的洞穴，就是这样被手持火把的人类占据的。

这张图显示了美国历史上三场城市大火的相对位置。只要建筑材料是木头，火灾就是一种日常隐患，而且火势往往在建筑之间迅速蔓延。

火与社会生态变迁

如果说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社会生态变迁，那么它还是后来两次大变迁的先决条件。后两者在规模上要大得多，但如果没有火，它们都无法发生。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或“农业化”）与火的使用在很多方面都很类似。与之前用火一样，人类给自己增加了新的能源，而这一次是让特定植物和动物为己所用。某些野生植物被栽培，某些野生动物被驯化，所有这些物种都成了人类圈的一部分。

在世界多数地方，草原和森林向田地和牧场的转变，是通过火来实现的。烟和火是农业区的标志，今天在亚马孙和其他地方依然如此。农业往往与火密不可分，就像世界各地曾广泛存在的刀耕火种（游耕）一样：人们定期在大片土地上放火烧荒，然后耕作和休耕，数年一循环。

许多农业社会都经历过游耕阶段，但之后采用的是更集约的土地利用技术，其平均产量也更高。随着村庄和城镇出现，火产生了新用途，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人类用火的第一阶段，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持集体火源持续燃烧。但在农业城镇，火不再是稀罕之物，它的用途日益多元。特殊的用火工艺，譬如锻冶和制陶，也出现了。如今公众主要关心的是，别让这么多火烧起来。火成了头疼之事，因为随着火的增多，火灾风险增大，而且随着财产的累积，人们的损失也会变大。这样，在城镇和村庄的地方史志中，火灾被频频提到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造成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燃烧这个自然过程本身。但随着用火技艺的提升，这种自然破坏力却越来越多地在出现在人造之火中。在炉火闪耀、灯火通明的城市，一时大意便能酿成冲天大火。一家之平安仰赖他人的小心在意。纵火仅次于谋杀，成为重判的大罪。农村和城市居民最担心的，是成为战争——有组织的杀戮与纵火——的受害者。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按照规定，天黑前一律“禁用”明火：这种制度被称为宵禁。禁用明火可以说是城市开始减少用火这个大趋势的标志，起码是不再让火那么惹眼。然而，工业化的开启却使这一趋势暂时中断。

工业时代

最初用火之时，非常重要但却少有人关注的一点是燃料的发明，即发现枯木（这种看起来没用、四处倒伏和腐烂的材料）若用来烧火，其价值巨大。在这之前，没有其他动物发现这一点，它们也从来不知道化石燃料的巨大潜力。

在农业化的1万年时间里，木材显然是最重要的燃料。但在工业化的250年里，情况发生了巨变：从18世纪初开始，人们发现了其他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的使用方法。

工业化的肇始跟农业化一样，火在其中居功至伟。燃煤蒸汽机的烟火，就是工业时代开启的标志。人类进入了使用“地下森林”——罗尔夫·彼得·西弗勒（Rolf-Peter Sieferle）的比方——的时代，在这片新发现的“森林”里，有数亿年的有机物沉积，它们储藏在地幔中，是极好的燃料。

工业化是人类引发的第三次生态大变革。它同样包括开发新自然资源——首先是煤，之后是石油和天然气——并将其用于人类社会，就像之前对火、特定的植物和动物所做的那样。

和农业变迁一样，森林被烧掉，才有田地和牧场，现代工业的出现，其征兆也是火光冲天。我们熟悉的兰开夏郡早期工业景观，就很容易说明这一点：白天工厂的烟囱浓烟滚滚，晚上红光照亮天空。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火实际在每一个工业生产环节都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的存在却变得不那么外露了。重要的燃烧过程，往往藏在发电站的锅炉中或汽车引擎盖下。部分得益于这一大趋势，今天工业发达的城市比工业化之前的城市能够更好地防范火灾风险。在和平时期，火灾的发生率比几个世纪前要小得多。然而在战争时期，20世纪城市大火的规模和烈度却是前所未见的。

目前发展

古希腊哲人指出，世界由四种元素组成：土、水、气和火。虽然土、水和气是所有陆地动物都离不开的，但只有人类用火。非但如此，所有已知的人类群体都用火。火的使用不仅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点，也是全人类共有的标识。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火的历史发展。一开始，没有人类群体用火。接着，一些群体有了火，但没人拥有农田和牧场。之后，一些群体拥有了火、农田和牧场，但没有开展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工厂。如今，所有人类群体都参与到这个覆盖全球的社会生态体系中，都拥有火、农田、牧场和工厂。

对过去数千代人来说，用火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境况。它一方面使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更高且更富活力，但同时也让他们更具破坏性且更易受伤害。如此看来，火的使用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它也让人类的自我形象两面化了。

目前，火依旧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用火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是在礼仪场合，因此很容易见到；其他多数情况是技术性利用，基本不为大众所见所知。但只要想一想燃烧过程在交通和制造业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多么依赖由火和燃料所驱动的体系。我们生活在一个燃料密集型经济体系中，今天的火，多数都是这些经济体系燃起的。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为（或人造）之火。有烟，就有火；有火，就有人。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长期的递增式用火和控火史上，每一步都是人类计划——主动并有意识地掌控自己的力量——的结果。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对火的依赖的增加也是计划的产物。更难以想象的是，我们的祖先会在采集—狩猎时代就谋划一个纵贯数十万年的大计，一路导向煤气炉和内燃机到处都是的当下——这么想是很荒谬的。显然，正是短期计划与行为的更替和互动，造就了既无法计划也不能预见的长期过程。这是看待用火模式的另一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形成。

约翰·古德斯布洛姆

阿姆斯特丹大学

另见《人类圈》《森林砍伐》《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