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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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缺粮和饥荒经常出现。只有到晚近时期农业产量提高，人类才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能够消除全世界的饥荒。饥荒实际上仍未消失，但这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各地的粮食分配问题）。

饥荒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与饥饿的区别在于社会影响。粮食供应减少，个别人会饿死，但社会的反应则复杂得多。粮食短缺对社会成员的影响不尽相同，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社会中贫穷与下等阶层的食物权益最得不到保障，因此他们比富有和特权阶层受害更重。饥荒的历史，不光是造成粮食供应减少的各要素的历史，或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不平衡的历史，它还包括应对这些问题的社会政治史，与食物权利相关的社会结构史及社会分化史。虽然传统上人们会区分自然与政治引发的饥荒，但这种区分实际并不成立。每一次死亡人数众多的饥荒，都是饥荒预防和救济措施的失败。多数饥荒，成因也不止一个。

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经历过食物短缺和饥荒。只有到晚近时期农业产量提高，才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能够消除全世界的饥荒。事实上饥荒仍未消失，但这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各地的粮食分配问题）。

早期社会的饥荒

早期，社会并未朝着消除饥饿的方向发展。从采集—狩猎变成农业定居社会，营养上并无提升。人类学家马克·内森·科恩收集的人体测量数据表明，早期定居社会比之前更易遭受食物短缺困扰。并且，他认为，那时候的饥饿与其说是农业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有证据表明，在埃及、中国、印度、中东的早期文明和古典时代的欧洲，粮食供给都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建立了大型粮仓、饥荒救济和粮食运输系统。

在中国，仓储制度（常平仓）可追溯至上古时期，漕运体系则在公元611年大运河（连通了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开通之前的很早时期就发展完善了。13世纪的蒙古入侵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这个粮食供给体系，但在忽必烈和明代皇帝定都北京（既非黄河流域的西安或洛阳，也非长江流域的南京）之后，帝国的食物供应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1325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据称死亡人数在400万~800万。为了应对这次危机，统治者恢复了漕运、仓储制度和救荒举措，并将其提升至一个新水准。1740—1743年大旱，当时的欧洲饿殍遍野、死者众多，而中国的救济规模庞大，大量民众幸免于难。19世纪初，每年约40万吨粮食通过漕运系统被运到北方，以满足80万京、边军民的需求。虽然从18世纪末的白莲教起义开始，常平仓制度就开始衰落，但大运河漕运可能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此时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此后英国人切断了这条重要的供应链，并让这个国家陷入兵荒马乱之中。

1921年左右，饥荒来袭。在俄国伏尔加地区，一群遭父母遗弃的孩子跟着照顾他们的人在排队。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陷入19世纪的麻烦之前，中华帝国的效率到底如何尚存争议。现代学者认为，直到帝国陷入麻烦前，中国的生活水准都远高于欧洲。

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的胜利让英国进入印度。在此之前，莫卧儿帝国不虞饥荒。正是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增长放缓并落后于人口增长，而人均生活水准也下降到了危险的地步。在东印度公司治下，印度发生了孟加拉大饥荒（1770年），在此之前，印度几乎没出现过大饥荒。

在古典时代，随着南欧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些地区需要更多的粮食输入，执政者也越来越关注粮食储备及其他粮食供给系统的建设。各大城市的粮食运输，都有官方出面协助。一旦供应中断，城市就会发生饥荒。

之后，欧洲人来到寒冷、荒凉的北方地区。鉴于当时技术有限，人们在那里更易受到气候影响。欧洲有史以来的最大饥荒，就发生在1315—1322年的北欧。现在的学者大多都质疑波斯坦（M. M. Postan）的论点——饥荒源于北欧广大地区的过度种植和土壤耗竭导致的粮食产量下降——因为持续多年的异常潮湿天气似乎才是主因。气候造成了大规模社会混乱、粮食短缺且死亡率居高不下，一代人的体质也随之下降（可能是几十年后黑死病致死率极高的原因之一）。这些年的人口锐减，似乎导致了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价值的变化，还可能进一步造成了封建关系的削弱并影响了商业关系的发展。

之后，欧洲再未出现过这么严重的饥荒。不过，直到18世纪，很多地区仍不时发生小规模饥荒，使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此类和平时期出现的生存危机，最后一次发生于18世纪40年代初的北欧和中欧。欧洲边缘地区的情况更糟，1696—1697年的芬兰，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1871年、1891年及20世纪的俄国，都发生过大饥荒。世界其他地区也遭遇了类似问题，而且饥荒持续的时间更久，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和殖民扩张导致的传统粮食供应系统的崩坏。

西方殖民主义不再被视为非文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人们日益认识到它对本地经济和传统救荒举措的破坏，即令这些社会无法全力应对它们当时所面临的严重自然与政治危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印度、中国、南美和埃及发生的大饥荒被耸动性地称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灾变”（Davis 2001），当地政府在应对这次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带来的挑战，而殖民统治者所起的作用却是负面的。

20世纪的饥荒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都试图破坏敌方的粮食供应渠道，以制造饥荒与社会动乱，但主要发达国家的定量配给和粮食保障措施很大程度上挫败了对方的企图。然而，在中东欧和亚洲几个贫穷国家，战争的影响却非常严重。在整个一战期间，美国人给予了比利时大量粮食和钱款等援助，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向中东欧和俄国大片地区提供了粮食和钱款等救助，它们极大遏止了这些地区的危机。虽然俄国在1921—1922年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一战及革命后的内战绵延有关。二战期间，在被占领的希腊岛屿，在1944年阿登战役后的荷兰，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占领和包围的东欧与俄国部分地区，都发生过饥荒。在列宁格勒之围中发生的饥荒，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

在亚洲，二战在中国（1937—1945年）、印度（孟加拉，1943年）和越南（1942—1944年）都造成了严重饥荒。在之后的年月，饥荒往往与穷国间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一同出现。

对于饥荒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一直以来争议颇大。诚然，20世纪的三大饥荒（1921—1922年的苏俄饥荒有300万人死亡，1931—1933年的苏联饥荒有600万人死亡，1958—1961年的中国饥荒有1000多万人死亡）都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但把这些饥荒归咎于共产主义本身却是肤浅之论。在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前，俄国和中国就频遭饥荒之害，而且两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济大崩溃（与大饥荒密不可分）之中和之后。在中国，这是指19世纪50年代到1948年的这段漫长艰难时期，在俄国则是指1917—1922年这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在这些艰难岁月里，随着国家机构的弱化和传统供给体系的崩溃，各大城市都经历了大饥荒。在这些艰辛年月中诞生的革命政权，都急于发展经济并重建供给结构。

在铁路与工业时代，两国的发展前景似乎都很美好，它们在革命头10年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在第二个10年也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摆脱贫困的掣肘，但突如其来的恶劣气候与超越实际的计划一起酿成了20世纪的大饥荒。

尽管在共产主义早期阶段遭受了这些灾难，但苏联和中国确实发展了经济并将工业化提升到了一定水准。它们在中央计划上的经验在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一度广受认可——后者正在寻找一条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只有未能实现工业化的欠发达世界，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才依旧为饥荒所困。

有些学者声称，1841—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和1931—1933年的苏联饥荒实际都是种族灭绝，其中的大国（英国或苏联）都在试图削弱与控制一个麻烦地区。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指控大国未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来减少饥荒，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饥荒是故意造成的。

饥荒和疾病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饥荒总是与大规模瘟疫（往往是斑疹伤寒）联系在一起。几乎没有人死于饥饿，因为瘟疫先杀死了他们。这适用于1847年的爱尔兰大饥荒、1921—1922年的苏俄饥荒和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但后来的饥荒，特别是在1931—1933年的苏联饥荒和1958—1961年的中国饥荒中，瘟疫的作用变小。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简单的医疗和卫生干预就可以大大降低饥民的疾病死亡率。不幸的是，它并没让饥荒的高死亡率现象消失，尽管死亡人数有所减少。

展望21世纪

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应增长）并未在20世纪出现，它也不太可能出现于21世纪。

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破坏重要的粮食供应渠道尽管没有让大国发生饥荒，但世界大战一直对小国、穷国影响巨大。因此，假定未来的某次重大冲突会造成大国的饥荒是极其草率的。不幸的是，对欠发达国家来说，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仍将持续。尽管全世界生产的粮食能够喂饱全部人口还有富余，但饥荒仍将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Wheatcroft）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另见《人类圈》《森林砍伐》《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