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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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帝国主义是殖民者将他们家乡的植物、动物和疾病带到新地方的过程,尽管有时是无意的。将新环境变成一个更加熟悉的环境,对帝国主义者的立足和成功至关重要,最明显的就是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例子。

帝国主义常被视为一种政治现象,有时也被认为是一种经济或宗教现象。但它也有生态的一面:帝国主义者有意地,多半是无意地,且总是不可避免地,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从出发地随身带到新地方。不管是征服还是定居,帝国主义者的成功都离不开与他们一起到来的生物的帮助。最成功的帝国主义者,是有意或碰巧把新环境中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变得跟原来环境中的非常相像的人。

外来生物常常出现水土不服,例如,曾有人尝试让欧洲夜莺在北美安家落户,却一直没有成功。不过,新环境中的生物缺乏提前适应或有效抵抗,也常常令外来物种如鱼得水。

生态帝国主义的例子

生态帝国主义始于人类迁徙。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在大约5万年前从马来群岛来到澳大利亚,数千年后,他们引入了自己的狗,即丁格犬——澳大利亚大陆上第一种驯化动物,这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最好的例子与欧洲人的扩张相关,因为欧洲人是最早对跨海越洋习以为常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带着相差极大的动植物在各大陆间穿梭。随人类入侵者而来的生物先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这是随后人类在生物和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个一马当先之功分属三家:农作物、牲畜和疾病。

农作物

欧洲人学会了吃美洲和大洋洲(邻近太平洋的地区)的食物,但他们通常更喜欢自己的食物,不管在哪儿落脚,只要能种,他们还是爱在殖民地种小麦、大麦、大米、芜菁、豌豆、香蕉等农作物。这些作物往往非常重要,它们使帝国主义者能在本地作物长得不好的地方大规模定居下来。欧洲农作物的成功典范是小麦,它能在美洲本地粮食作物不适应的地方茁壮成长,从而为北美、南美与澳大利亚温带草原上的大量人口提供营养和经济基础。

牲畜

在鲜有驯化动物的地方,欧洲帝国主义者最为成功。被引入美洲以后,猪在当地几乎什么都吃,它们还迅速野化,从而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引入的牛则把人类不能吃的东西——杂草与其他草本植物——变成了人类可以吃的肉和奶,在到来后不到100年,它们也在墨西哥北部与阿根廷变成了野性十足的种群。旧大陆的羊也在众多殖民地繁衍兴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的数量增长尤为迅猛。在这些牲畜以及其他类似的牲畜——如山羊——适应良好的地方,欧洲人活得也不会差。

美国堪萨斯州杰纳西奥的谢尔曼牧场在赶拢牛群。马和牛是被人从欧洲带到北美的。纽约公共图书馆。

马的增长速度比多数牲口都慢,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们的数量也出现了急剧增长。它们使入侵者在与本地步兵的战斗中变成了超人,后者中的多数人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他们也从未见过驮着人并听人差遣的动物。

这些成功背后的生物革命非常复杂,远不是把农作物和牲口带上岸那么简单。整个生态系统,或者至少是它的几个组成部分,也得引入进来。例如,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和后来美国最早的那些州,大批欧洲牲畜立足的困难之一,是本地杂草与其他草本植物几千年来没有受过家畜的踩踏与啃食,因此无法承受过度放牧的压力。欧洲牧草——例如,白花三叶草与美国人错叫的肯塔基蓝草——的引入以及随后的快速扩展,为外来牲畜铺开了一张裹着食物的地毯。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湿润地区,类似剧情也在上演。

疾病

欧洲帝国主义在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一阶段,入侵者似乎不可能战胜原住民。新移民始终寡不敌众。他们被海洋隔绝在母国之外,甚至对如何在新的陌生环境下生存都不知道。他们需要强大的盟友,比如前面提到的牲畜,还有他们自身及其牲畜的血液与呼吸中所携带的细菌。旧大陆入侵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微生物演化和人类史与新大陆不同。

大量人口以农业为生,这种情况在旧大陆出现得比其他地区都要早。其中最重要的要数那些在拥挤和肮脏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他们为病原体提供了食物、藏身处和传播机会。同样,大量家畜也最早出现在那里,它们既为病原体提供了更多藏身之所,也为病原体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包括人类)提供了便利。旧大陆的人喜欢长途贸易,这让瘟疫发生的可能性成倍增加。

当欧洲帝国主义者横渡大洋时,他们携带着美洲和大洋洲民众闻所未闻的传染病,后者的人口(及城市人口)密度较低,或者才刚开始增加。家畜成群的现象很少或从未出现,长距离贸易的频率也较低。因此,原住民不熟悉天花、麻疹、斑疹伤寒、流感、黄热病和疟疾等诸如此类的传染病。

在这些生态帝国主义传染病中,影响最大(或至少最惊人)的是天花。它最早在1518年底到达西印度群岛,迅速传遍了大安的列斯群岛,然后到达墨西哥——在那里,埃尔南·科尔特斯和他的西班牙征服者们刚刚被赶出阿兹特克首都。全部(或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已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患过这种疾病,因此毫发无伤。墨西哥人全都没有抗体,故而成批死去。

同样的事件和进程也在美洲和大洋洲等其他地方发生。例如,在1616年暴发的某种可怕传染病,就为1620年到达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扫清了道路。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789年,在殖民者到达植物湾(Botany Bay)之后不久,天花就袭击了新南威尔士的原住民。

生态帝国主义的失败

在随欧洲人到来的动植物与微生物取胜的地方,如美洲和西南太平洋的温带地区,欧洲人在人口上也占支配地位。在胜败参半的地方,如热带美洲和南非,欧洲人虽在军事上征服了那里,但在人口上却不占优势。在随行生物影响微弱的地方,如热带非洲和亚洲,欧洲人无法建立定居型殖民地,并在20世纪被赶走。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另见《生物交换》《疾病概述》《绿色革命》。

延伸阅读

Campbell, Judy. (2002). Invisible invaders: Smallpo×and other diseases in aboriginal Australia, 1780–1880. Victoria,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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