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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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耕地变成沙漠的速度、人类活动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沙漠化过程是否可逆等问题，专家们意见不一。然而，一些事件，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有力证实了人类滥用土地与沙漠化之间的联系。

沙漠化是土地变成沙漠的过程，原因包括人类管理不善或气候变化。对于它的定义、性质、原因、扩张速度及是否可逆，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它仍是干旱地区土地严重退化的标志。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里，沙漠在气候变化影响下不断扩张和收缩。时至今日，多重人类压力仍不断加码，使沙漠边缘的土壤和植被资源趋于耗竭。

1949年，一位名叫奥布雷维尔（Aubreville）的法国林学家第一次使用了“沙漠化”这个词，但没有正式界定它。之后许多年，沙漠化被看作是“由于人类的影响或气候变化，沙漠环境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扩张”。（Rapp 1974，3）

不同专家根据沙漠化的成因来给沙漠化下定义。有些定义强调的是人为活动的重要性。科学家哈罗德·E.德雷涅（Harold E. Dregne）说：“沙漠化是陆地生态系统在人类影响下的贫瘠化。它是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衡量因素包括：有用植物生产力的下降程度、生物量的减少程度、微观和宏观动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减少程度、土壤退化速度以及不利于人类利用土地因素的增加程度。”（Dregne 1986，6-7）

其他研究也承认人类控制（自然）气候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但认为它的作用没有那么大。在一份提交给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的报告中，沙漠化被定义为“由于人为压力（有时与极端自然事件一起），干旱和半干旱土地的生物生产力持续下降和（或）被破坏。这种压力，如果持续下去或不加抑制，日积月累，可能导致生态退化，并最终造成沙漠环境”。（Sabadell et al. 1982，7）

其他专家在处理人为原因与自然原因上更为平衡：“‘沙漠化’的意思简单而生动，它是指曾经的绿地发展成沙漠。它的实际含义……是说，随着某些自然和人为环境改变，干旱地区的有用作物产量持续下降。”（Warren and Maizels 1976，1）

专家们无法确定沙漠化的范围或推进速度。由于对前一过程观点无法达成一致，确定后一过程也变得困难，这让一些人慨叹：“对很多人来说，沙漠化将是一个暂时性概念，直到在实际测量基础上，对沙漠化的扩张范围与增长速度做出更好的评估。”（Grainger 1990，145）

在推动沙漠化成为一个环境问题这件事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在《1972—1992年世界环境》（The World Environment 1972–1992）的声明中表现得很清楚：“沙漠化是旱地的主要环境问题，而旱地占全球土地总面积的40%以上。目前，沙漠化威胁着约36亿公顷的土地，占旱地面积的70%左右，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近四分之一（这些数据不包括自然形成的超干旱沙漠），波及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Tolba and El-Kholy 1992，134）

然而，一些学者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沙漠化土地面积的说法持批评态度。他们声称：“此类数据的基础，说好听点儿是不准确，说不好听点儿仅仅是猜测。现在所提的沙漠化概念可能只是一种有用的宣传工具，不能反映沙漠化的实质。”（Thomas and Middleton 1994，160）

尽管受到批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仍在继续沿用沙漠化问题的相关说法。它帮助制定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并将每年的6月17日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这些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所支持的全球年度活动，旨在推广和提高人们对沙漠化问题的认识。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世界环境日（每年6月5日）的重点放在沙漠化问题上，主题是“莫使旱地变沙漠”。

这个毛里人在沙地上写的是Arbweir，是欣盖提（Chinguetti）的古名。这座古城建于公元10世纪，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第七大圣城，如今已被黄沙掩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沙漠化速度

关于沙漠的推进速度，专家们的可靠研究不多。1975年，英国生态学家休·兰普瑞（Hugh Lamprey）试图测量出苏丹植被带的变化，他得出的结论是：1958—1975年，苏丹境内的撒哈拉沙漠推进了90~100千米，年均速度约为5.5千米。然而，其他学者通过分析遥感数据和地面观测发现，能够确证这种推进发生的证据有问题（Helldén 1984）：植被生产可能年复一年地发生大幅波动。气象卫星曾观测到，撒哈拉沙漠南端的绿色生物量生产水平，就呈现出这种波动。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荷兰的国际土壤参比中心（International Soil Reference Center）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行了一次全球土壤退化评估。该中心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分析数据（它们界定清晰，但主要是通过定性方法收集）。尽管存在缺陷，但“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土壤退化评估”（GLASOD）项目提供了一个数据库。通过它，专家们可以从空间分布、引发退化的过程以及与土地利用的关系等方面来评估潜在的旱地土壤退化。

据全球土壤退化评估库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约有10亿公顷旱地（相当于易退化旱地的20%）因人类活动而发生了土壤退化加快现象。其中，多数退化是由水蚀和风蚀这两种物理退化造成的，占比分别为48%和39%；化学退化（包括盐渍化）的地区占比为10%，土壤板结等物理变化造成的退化仅占4%。在这些易退化旱地中，有4%被全球土壤退化评估库评为严重退化或极度退化。这4%的土地，其土壤的原有生物功能已被毁坏殆尽，除非采取重大修复措施，否则无法复耕。

沙漠化的空间特性也是争论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沙漠环境的扩展就像海浪吞噬海滩那样，是齐头并进的。实则相反，它就像疹子一样，倾向于点状突破。从根本上说，“沙漠环境的扩张，往往是由外力作用累积而非沙漠内部推动造成的”。（Mabbutt 1985，2）这种差别意义重大，因为它影响到对修复或整治策略的认识。

专家们对沙漠化是否可逆说法不一。在很多情形下，由于存在深层沙质土壤等有利的生态因素，等到极端压力消失，植被就会恢复。恢复的速度取决于先前土壤退化的程度、退化面积的大小、土壤和水分及当地植被的性质。很多沙漠植被是为干旱和严酷环境而生的，这种内在适应力让它们在条件改善时能迅速恢复。

不过，对其他地区的长期监测表明：出于某些原因，沙漠化之后恢复的速度缓慢且有限，因此称之为“不可逆转的沙漠化”可能是适当的。如在突尼斯南部，二战时坦克和车辆在地面和被碾死的植被上留下的辙印，仍清晰可见。

沙漠化的成因

沙漠化的成因众说纷纭。专家们争论的是，到底是短时大旱，长期气候变化，还是人类行为酿成了干旱地区生物环境的退化。大旱确有发生，而且随着人口与家畜数量的增加，它们的危害愈发严重。萨赫勒（撒哈拉沙漠南端的半沙漠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大旱，比1910—1915年以及1944—1948年的干旱造成的生态压力更大，主要原因就是人为压力的不断增加。

专家们已经证实，后冰期气候逐渐干燥导致气候恶化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即使研究了大量气象数据（有些可追溯130—150年），专家们仍无法就降雨量的系统性长期变化得出任何可靠结论，而气候恶化——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加剧的——也就无法得到证实。实际上，在考虑了气候变化对沙漠化造成影响的证据之后，拉普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气候变干的总体趋势，无法解释撒哈拉沙漠南北移动的所谓沙漠化现象。”（Rapp 1974，29）

一名北非男子正从自流井中汲水灌田。在这片干旱地区，获取充足用水也是养牛的必要条件。感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的照片。

树木砍伐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植被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的家庭生活都离不开木头，在大型城市中心附近，砍树（用作木炭和木柴）现象尤其严重。同样，近期出现的钻井技术令家畜数量剧增，使水井周边15~30千米范围内的植被遭到大规模毁坏。考虑到这种退化为本区域所特有，在当地植树等改良方案可能部分有效，但是沿着沙漠边缘大面积植树（作为防护带）的想法无法阻止土地退化。这里的沙漠不是外部侵入的，而是内部恶化造成的。

因此，人类活动（如森林砍伐、过度放牧和犁耕）确实与偶然出现的一系列干旱年份一起，造成了如今所见的沙漠化。沙漠化最活跃的不是沙漠内部，而是沙漠四周不那么干旱的边缘地带。正是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所特有的几种条件——雨大且多，足以让裸露的泥土快速流失，并且人类容易将暂时有利的气候条件下的短期经济获益，误认为是长期稳定的收益——综合作用，才导致了沙漠的扩张。

这些错误的土地利用行为与趋势，部分是因为很多传统游牧社会被国家边界强行分割（从而限制了迁徙路线），部分是那些鼓励游牧走向定居的计划造成的——有些传统牧区已被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民所占据。传统迁移方式的好处是能令牧民及其牲畜根据季节和年降雨量的变化灵活利用资源，即使长期利用致使资源枯竭，他们也可迁到他处。一旦迁移中止，定居实行，土地就会发生严重退化。

人们认为，沙漠不仅是人类活动扩大的，其本身也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有人提出，印度西北部的塔尔沙漠就是后冰期时代的产物，可能是在中世纪后才出现的。还有人提出，浩瀚的撒哈拉沙漠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产物。（Ehrlich and Ehrlich 1970）后一种说法并不准确，撒哈拉的面积虽有波动，但它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早于人类生命的出现，因此是气候造成的。

在风蚀造成的沙漠化案例中，最著名的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沙尘暴。那场沙尘暴，部分成因是一连串异常炎热和干燥的年份减少了地表植被，使土壤裸露且干燥，容易被风吹走。不过，多年来的过度放牧、耕作技术的落后以及小麦种植在大平原的迅速扩张，都加重了干旱的危害。一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拖拉机（第一次）被投入使用，耕地面积翻了一番。仅在堪萨斯一州，小麦种植面积就从1910年的不足200万公顷增加到1919年的近500万公顷。战后，联合收割机的发明和政府的援助，使小麦种植面积继续高速增长。之前让拓荒者烦恼的硬草皮，现在变成了易碎的泥土。干旱降临到破损的土地上，造成了“黑沙暴”。

在美国部分地区，沙尘暴仍是一个严重问题。例如，1977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华金河谷，一场沙尘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侵蚀。在24小时内，2200多万吨土壤被从牧场吹走。尽管干旱和大风（高达300千米/小时）是这场风蚀的自然诱发条件，但过度放牧和农地普遍缺少防护林所起的作用更大。此外，在播种之前，很多土地上的植被被清除、毁掉并翻犁。其他一些次要因素还包括：城市扩张中植被清理，油田附近土地大面积剥蚀，还有自驾游造成的当地土地剥蚀。在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地方，干湖床采矿和对干盐湖（底部平整的沙漠盆地，有时会变成浅湖）的侵扰，亦让沙尘大量增加。

苏联也发生了沙尘暴快速出现的现象，堪与美国的沙尘暴相提并论。在20世纪50年代，“处女地”农业扩张计划实施后，鄂木斯克南部地区的沙尘暴袭击频率平均增加了1.5倍，局部增加了4~5倍。

沙漠化并不局限在人口稠密的农业和畜牧业地区。美国大平原和加利福尼亚的例子表明，高科技、粗放型的土地和水资源利用也可能导致土地严重退化。

人为造成的沙漠化不是新鲜事。尽管谈到沙漠化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岁月和现在萨赫勒地区的退化，但从古典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一大热门话题。同样，有证据表明，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就因为灌溉技术的使用和推广而遭遇了土壤的化学退化和农作物减产。不过，土地退化并非人口密度增加和土地使用加剧的必然后果，而且有很多技术可以让沙漠变绿洲。

安德鲁·S.戈迭（Andrew S. Goudie）

英国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

另见《气候变化》《森林砍伐》《沙漠》《水》《水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