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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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是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庇护所，且长期以来就与坚不可摧、崎岖不平及艰难险峻等特征联系在一起。在联合国将2002年定为国际山岳年之前，环保主义者对山区的脆弱性关注不够。贫穷和土生土长的山民是中央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往往别无选择而只能过度开发其环境，而且他们还受到很多山区都存在的战争的威胁。

“山岳”（mountains）这个词可能让人联想到巨石峭壁、险峰、冰川和雪——一队表情严峻的登山者，用绳索系在一起，冒着雪崩、岩石坠落和暴风雪的危险，艰难地向上攀爬——那种在阿尔卑斯山或喜马拉雅山的顶部，或在地球上众多引人注目的高山上可能看到的场景。但这一幕只是我们山地环境的一小部分。学界对如何定义山岳已争论颇多，但却没法得出一个简单的说法。威尔士人和英格兰西北部的人会坚称他们生活在群山之中，然而他们的最高峰很少超过海拔1000米。居住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的牧民或秘鲁南部的农民可以被归为山民，但他们当地的景观可能与北美大草原一样平坦。

尽管如此，高海拔与陡峭山坡却能造成生长季节的短暂和土壤形成过程的缓慢。纬度和海拔也造成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它们一起让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接近海平面，在北纬70度）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顶部（海拔超过2000米，在北纬46度）有了被称为“高山”的相似景观。二者都在树木生长的极限（林线）之上，而且都由冰川所塑造。相比之下，靠近赤道的高海拔（超过3500~4000米）地区，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或厄瓜多尔，却具有相当多样的地貌，可以支撑起发达的农业。20世纪德国著名的山岳地理学家卡尔·特罗尔（Carl Troll，1900—1975年）就曾举例说，譬如3000米以上的印度尼西亚是高山，却非高山景观。

为确保人们重视山岳之于人类可持续进步的意义，联合国采取了一种实用做法，即宣布2002年为国际山岳年（IYM），声称山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0%，而且为大约10%的人类直接提供了生存基础。它还间接地以资源形式，如提供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淡水、林业产品、矿物、牧场和水电，对50%以上的世界人口的生存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山岳是全部大宗教和众多小宗教精神实质的寄托。它们是仅次于沿海地区的旅游热点，而旅游业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产业。山岳是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和大部分文化多样性中心的庇护所。最后，气候变化，特别是当前可预见的全球变暖，将最早在山区产生一些显而易见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山岳正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对象。

生活在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附近的人，既称山为“世界屋脊”，也称它们是“太阳之脚”。杰克·D.艾夫斯（Jack D. Ives）摄。

山岳的地理分布

每块大陆都能找到山，从赤道到两极，只要有陆地，就有山。各处山岳合成了一大景观类型或生态系统，它们涵盖了最多的地形、气候与动植物群落及人类文化。从地质与地质构造的角度看，它们有着地球上最复杂的地下结构。

山岳和高地包含南极洲和格陵兰岛荒无人烟、极寒且贫瘠的巍峨冰帽，还有中亚与安第斯山中南部海拔高、干燥、低氧且几乎无法居住的地区。它们还包括潮湿的热带与亚热带丰富多样、郁郁葱葱的山峰和山谷体系，如喜马拉雅山东部、横断山（中国云南）、喀麦隆山、安第斯山北部的一部分以及新几内亚的一部分。在东非和埃塞俄比亚，与四周的干旱低地相比，高山的山坡和山谷一直是人类青睐的生活环境。还有其他大量山脉，也是人类的宜居之所，譬如加勒比海、中美洲、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夏威夷的高耸火山，那里的人就因肥沃土壤的唾手可得而长期受益——如果不考虑火山喷发的危害的话。此外，从塔斯马尼亚到南非，从中欧和北欧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即所谓的“中部山脉”（德语：mittelgebirge），也要包括在内。尽管乌拉尔与阿尔卑斯（典型的“高山”，德语：hochgebrige）截然不同——乌拉尔山地形更平坦——但二者共有的其他山岳特点令它们都需要特殊政策，才能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传统景观的留存。

世界上的高山都与板块构造运动导致的最近一段（第三纪到现在）地质时期的造山活动有关。它们形成了两大山系：环太平洋山系与横跨阿特拉斯山——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印度尼西亚山脉的弧形山系。它们共同成为世界上多数活火山和地震震中的所在地。考虑到地心引力大、山坡陡峭、降水多、地质构造扰动和火山活动，生活在山上危险重重。但也有很多山区是因人类活动而变得危险。

加德满都以东的尼泊尔中部山脉上徒手建造的多级梯田和稻田，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壮举。这种灌溉系统证明了当地人是杰出的土壤保护者。杰克·D.艾夫斯摄。

对山岳态度的转变

试着描绘山区景观的经典形象：它的自然特征，加上它与世界主流社会的隔绝和疏远，给人们留下了一幅坚不可摧、崎岖不平和艰难险峻的印象。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是这些特征造就了无与伦比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山区居民在半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发展，形成和保留了地方性语言、服装、习俗、复杂且因地制宜的农业和畜牧实践。它们常常保持着高度独立。不过，山区居民的独立性是有代价的，包括生活艰辛、天灾和（人口增长或资源耗尽导致的）被迫外迁。

一位年轻的傈僳族妇女，她是生活在泰国北部的一个山地部落的成员。杰克·D.艾夫斯摄。

很多山区居民以为低地政权的国民军提供精锐雇佣军而闻名。比如，瑞士山地军为前现代的许多欧洲军队做出了贡献，存留的鲜活证据是梵蒂冈的瑞士卫队。最近，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马岛战争期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他们仍在向印度和英国军队输送兵员。

在20世纪初以前，地处偏远、缺乏“现代”通讯联系且人口密度低，让山区成为强大的低地帝国与只进行过粗略勘察的边疆之间的缓冲区。帝国之间的冲突与妥协给当今很多国家留下了非自然疆界，比如阿富汗的边界就是英国和沙俄之间对抗的产物。这常常导致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与叛乱，如今的整个世界都在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就富裕的西方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山区实际上还是登山者和游客——特别是冬季运动爱好者和温暖季节的远足者——及少数科学家的“禁脔”。在山区生活与谋生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在19世纪，随着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公路和铁路修建起来，这让第一拨富有的游客和登山者开始深入阿尔卑斯山，财富也随之而来。在21世纪，多山的瑞士和奥地利被认为是非常富裕的地区，但两国政府却在政策上把山区（农业）视为巨额补贴对象，以便保护山区美景并吸引游客。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化国家与那些发展中国家在山区发展上分道扬镳了——二者的差异在于，工业化国家有钱来帮助保护山区美景，而发展中国家则侧重于开发。在工业化国家中，旧世界（欧洲）和新世界（北美西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山区也有细微差异。举例来说，阿尔卑斯山有着悠久的定居和环境适应史（早于罗马时代），而新世界的山区只在最近（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才经历了殖民与发展。

全球化让大众旅游业从工业化国家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少数山区。旅游业——特别是登山和徒步旅行——扩展所及，重大改变就会发生。它确实带来了更多财富，但却很有选择性，而且大部分商业收益都以投资红利的方式回到了工业化国家。最近，暴富的中国企业家以同样的资金手段影响了国内地区，比如中国风景如画的云南北部。

旅游业能够且已经对当地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最突出的例子是尼泊尔的珠穆朗玛峰地区，那里的居民夏尔巴人已变得相对富裕。）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保护阿尔卑斯山并避免（当时察觉到的）喜马拉雅山即将发生的环境灾难。在阿尔卑斯山，双季旅游业不受控制的增长威胁着传统的山地景观，尽管瑞士和奥地利的坚定民主进程缓解了这一威胁。在喜马拉雅山，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被归咎于“无知”山地农民的糊口行为。他们的人口迅速增长（如尼泊尔是2.7%/年），依靠森林获取建材、木柴和饲料，这些现状让人们以为迫在眉睫的环境破坏完全是当地人草率利用山坡土地造成的。另外，受重力和雨季的倾盆大雨影响，滑坡和土壤侵蚀越来越严重，这被广泛认为是造成下游淤塞与印度恒河地区（由包括恒河在内的三大河系冲积物形成的区域）及孟加拉国严重洪水泛滥的原因。潜在的国际争端也加重了环境灾难的威胁。尽管如此，在1992年以前，人们对山岳的关心依然有限。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在环保运动一度蓬勃展开之时，山岳却没在世界政治议程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呢？部分答案是山区尚未吸引到有效支持。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期间，在认识世界富裕与贫穷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并在众多成员国设立环境部方面，会议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山岳甚至在脚注中都没有出现。直到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才有了实现真正突破的可能。《21世纪议程》——峰会在推动政府和个人持续行动方面的计划——列入了关于山岳的特别章节。《21世纪议程》的第13章（涉及脆弱生态系统的管理与山区的可持续发展）促使10年后联合国大会将2002年指定为“国际山岳年”。

世界山岳面临的问题

毫无疑问，山岳受到自然资源——水、森林、草地和矿物——过度利用的威胁，这可能导致土壤侵蚀、水和空气的污染及下游的破坏。这种情况在陡坡（与缓坡相比）上尤为严重。在不稳定的山坡上任意修路和建坝——往往只是为了坡下居民的利益——令情况更加恶化。不受约束的大众旅游也可能导致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山区文化破坏与剥夺感的增强，以及对很多贫穷山民的实际剥夺。这些都是登上新闻头条的话题。但它们往往被过分夸大。如在喜马拉雅山，这些原因常常被误解或者过分简化，甚至为了政治利益而被歪曲。无论如何，山区居民，无论是在阿尔卑斯山还是在喜马拉雅山，他们与低地同胞相比在经济上都处于边缘位置。世界上有很大比例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在亚洲和南美洲，都位于山区。由于山区的人口及相关数据通常混在（它们所在的）更大政治单位的调查之中，因此很难对它们做出准确评估，实情究竟如何也就难以知晓。

由于一直不愿将发生在山区的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各种各样的战争）公之于众，直到最近（主要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错综复杂的山区问题还在进一步恶化。这些战争包括传统的武装冲突、游击队反抗、毒品战争和恐怖主义。此外，对山民的不公正对待也导致国内和国际难民人数大幅增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2001年12月11日启动国际山岳年时声称，当时影响世界的27场战争，有23场发生在山区。山区及其居民所承受的这种不成比例的负担，显示了一种空前规模的真正灾难——涉及人道、经济、环境和政治——的存在。

中国西藏的一位妇女拿着一捧小萝卜（1979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藏族人可以被归类为山民，但他们的当地景观可能跟北美大草原一样平坦。杰克·D.艾夫斯摄。

就全部冲突来看，山民常常成为中央政府的牺牲品。在泰国北部、中国西部和喜马拉雅山的周边国家，他们因灾难性的环境退化而受到不公正且错误的指责。真正的罪魁祸首往往是有意开发资源的大型商业利益集团和以牺牲当地人——他们往往是政治影响力不大且边缘化的少数群体——为代价来获取资源的中央政府。尽管如此，贫穷往往让当地山民别无选择，只能过度开发自己的环境。法令（如禁止伐木）是由低地官僚机构强制实行的，以法令作为解决办法往往酿成积怨，并可能加剧山区贫困，从而进一步造成不稳定局面。在过去10年里，这种浓重积怨在世界上的许多山区爆发，从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东北部到哥伦比亚及玻利维亚。

未来方向

山区的广大，加上其极端复杂性（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无数适应方式），确实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挑战。作为一个整体，山岳是世界上最不为人认知和理解的地区之一。国际山岳年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大研究和加快交流的机会。这也跟人们日益增加的认识——即全球变暖的众多可预见危害将最早在山区产生（重大且加速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关切导致跨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急剧增长，预期成果有待日后评估。不过，首要任务是在减少冲突之余，进一步促进山民参与当地资源管理并发展与主流社会的关系。

杰克·D.艾夫斯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另见《气候变化》《环保运动》《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