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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上流交际圈,说到底,只有一个;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甚至互相走访。但这个大圈子里还有自己的分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在三个不同的圈子里都有朋友和密切联系。一个圈子是她丈夫公务上的官方圈子,由他的同事和下属组成,在社交环境中,这些人以最为多样和怪异的方式联系或分裂。安娜现在很难回想起她最初对这些人抱有的那种近乎虔敬的尊重之情,现在,她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县城里的人全都互相认识一样;她知道谁有哪种习惯和弱点,谁的哪只靴子挤脚;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主要核心的关系;知道谁依附谁,怎样并且凭借什么依附,谁跟谁在什么事情上相投或有分歧;但这个政府性的、与男人利益相关的圈子,虽说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不断劝说,却无法让她感兴趣,她回避着它。

另一个安娜接近的小圈子,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借以谋得自身前程的那个。这个小圈子的中心人物是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这是一些年老、不漂亮、德行高尚而虔诚的女人和聪明、博学、注重功名的男人组成的小圈子,一位属于这个小圈子的聪明人称其为“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很重视这个小圈子,而安娜,本来就善于同所有人相处,在彼得堡生活的最初阶段就是在这个圈子里为自己找到了朋友。可是现在,她从莫斯科回来,这个小圈子却让她无法忍受了。在她看来,她和他们所有人都在装假,这个社交场让她觉得是那样无聊和不自在,使得她尽可能少去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里。

最后,她保持关系的第三个圈子,便是实际上的交际场——是充满舞会、宴会、华丽服饰的交际场,一只手抓住宫廷,以免落到风月场(半上流社会)的境地,那是这个圈子的成员自认为他们鄙视的,但这个圈子的趣味不仅与其近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她与这个圈子的关系是通过贝特茜·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她表兄的妻子来维持的。贝特茜有十二万的收入,自从安娜在社交界出现便特别喜爱安娜,照顾她,把她拉进自己的圈子,并嘲笑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圈子。

“等我又老又丑的时候,我也会变成那样,”贝特茜说,“但对于你,对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去那个养老院还太早。”

安娜最初尽自己所能回避着特维尔斯卡娅的这个交际场,因为它所需要的开销高过她的财力,而她从心里更喜欢第一个圈子;但去了莫斯科后情况反了过来。她避开她那些讲求道德的朋友,出入大社交场。她在那里遇到了弗隆斯基,在这一次次的相遇中体验到激动人心的快乐。尤其是在贝特茜那里她经常遇到弗隆斯基,贝特茜的娘家姓是弗隆斯卡娅,是他的堂姐。只要能够遇见安娜,弗隆斯基什么地方都去,一有可能,他就向她诉说爱意。她从未给他提供任何借口,但每次她遇见他,她的心里就会燃起她在火车车厢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有过的那种焕发活力的感觉。她自己感觉得到,一见到他,快乐便在她的眼睛里闪闪发光,让她的双唇展露微笑,而她无法抑制住这种快乐的表情。

起初安娜真心相信,她对他这样放任自己追求她是不满的;但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来到一个她以为会遇到他的晚会上,可他却没来,她凭着笼罩心头的忧戚清楚地认识到,她欺骗了自己,而这种追求不但没有让她感到不快,而且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兴趣。

著名的女歌手第二次演唱时,整个上流社会都来剧院了。弗隆斯基从自己第一排的座位上看见了堂姐,不等中场休息便到她的包厢来。

“您怎么没来吃饭?”她对他说,“我很惊奇恋人们的这种好眼力。”她微笑着补充道,只让他一个人听到,“她没来。不过歌剧之后您来吧。”

弗隆斯基疑问般地看着她。她低了一下头。他以一个微笑感谢了她,在旁边坐下。

“不过我可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贝特茜公爵夫人继续说,她一直关注这段激情的成功进展,从中寻得一种特殊的乐趣,“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您被抓住了,我亲爱的。”

“我正是希望被抓住呢,”弗隆斯基带着他那沉静而和善的笑容回答,“如果我要抱怨,只会抱怨抓得太不牢靠了。如果说实情的话,我都快失去希望了。”

“您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贝特茜说,为自己的朋友感到生气,“entendons nous......”但她眼里闪着火花,说明她也像他一样,很清楚他能抱有什么希望。

“没有任何希望。”弗隆斯基笑着说,露出自己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又补充道,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越过她裸露的肩头环视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会变得很可笑。”

他很清楚,在贝特茜和所有上流人士的眼里,他并没有变得可笑的危险。他很清楚,在这些人的眼里,做少女和泛泛而言自由的女人的不幸恋人,这一角色或许可笑;但扮演一个追求已婚女人的角色,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豁出性命要把她弄到手,与之私通,这一角色里头有某种漂亮而庄严的东西,而且永远也不会显得可笑,因此他带着胡髭下绽出的骄傲而快乐的微笑,放下望远镜,看了看他的堂姐。

“为什么您没来吃饭?”她说,一边欣赏着他。

“应该跟您说说这事儿。我当时忙着,忙什么呢?我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您都猜不到。我给一个丈夫与侮辱他妻子的人做调解。是的,没错!”

“哦,您给调解了?”

“差不多吧。”

“真得跟我讲讲这件事,”她说,站了起来,“下次中场休息时过来吧。”

“不行,我要去法兰西剧院。”

“不听尼尔逊了?”贝特茜惊恐地问,尽管她无论如何也分不清尼尔逊跟一般女合唱队员的区别。

“有什么办法呢?我在那儿有约会,都是为了我在调解的那件事。”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救。”贝特茜说,记起她听到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好了,那就请坐吧,请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她又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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