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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他妻子跟弗隆斯基坐在单独的一张桌子边，兴致勃勃就某事交谈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和不体面的地方；但他注意到，客厅里的其他人觉得有些特殊和不体面，因此这就让他也觉得不体面了。他决定，需要把这个告诉给妻子。

回到家里，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去了自己的书房，正像他平常做这件事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在塞着裁纸刀的地方展开那本有关罗马教廷的书。读到一点钟，正像他平常做的那样，只是偶尔，他会揉一揉高高的前额，抖动一下头，好像驱赶着什么。到了惯常的时间他站起来，准备更衣就寝。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没有回来。他把书夹在腋下来到楼上；不过今天晚上，没有了平常那些有关公务的思考和设想，他的思绪被妻子以及某种不快的、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占满了。他违背了自己的习惯，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在背后交叉着双手，开始在几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他无法躺下，觉得他必须预先仔细考虑一下新近发生的情况。

当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独自决定需要跟妻子谈一谈的时候，他觉得这非常容易、简单；当他开始仔细考虑新近发生的情况时，这件事让他一下子觉得非常复杂和困难。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并不嫉妒。嫉妒，以他的观念，是侮辱了妻子，对妻子应该抱有信任。为什么要抱有信任，也就是充分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并没有问过自己；但他没有体会过不信任，因为他抱有信任并对自己说，应该有信任。而现在，虽然他的观念认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该抱有信任，这一观念未被破坏。但他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某种毫无逻辑而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面对着生活，面对着他妻子爱上除了他之外的某个人的可能性，正是这个让他觉得非常不合情理也无法理解，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自己一辈子都是在公务领域度过，与生活的映像保有干系。每一次，当他碰撞到生活本身的时候，他就躲开它。现在他体会到一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安静地走在鸿沟上的一座桥，突然间看见这座桥已被拆掉，前面是无底的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活本身，桥——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过的那种假造的生活。他第一次遇到自己的妻子有可能爱上别人的问题，他对此惊恐不已。

他，没有脱衣服，迈着他那平稳的步子来回走着，踏着由一盏灯照明的餐室里发出响声的镶木地板，踩在幽暗客厅的地毯上，只有里面挂在沙发上方的大大的、不久前制作的他的肖像画反射着光线，又穿过她的起居室，里面燃着两支蜡烛，照在她双亲和女友们的肖像画和她书桌上那些漂亮的、早就为他亲密熟悉的小饰物上。穿过她的房间，他走到卧室的门边再折返回来。

每漫步一个来回，而且大多是走在明亮餐室的镶木地板上时，他会停下来，对自己说：“是的，这必须解决并加以终止，要表示出自己对这件事的观点和自己的决定。”然后他就往回走。“可要表示什么？是怎样的决定呢？”他在客厅里对自己说，并没有找到答案。“可归根结底，”他在转身回书房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她跟他谈了很久。那又怎么样？女人在社交场合跟谁说说话还稀罕吗？再说，嫉妒——意味着既贬低自己也贬低了她。”他对自己说，一边走进她的起居室；但是这一推论先前对他是那样具有分量，现在却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了。他从卧室的门边再次转回厅里；可当他一进入幽暗的客厅，就有某个声音对他说，事情并非如此，如果别人都注意到了，那就说明有了点什么。这样，他在餐室里再次对自己说：“对，这必须要解决并加以终止，并表示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客厅里转身之前再一次问自己：怎么解决？接着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于是他回答：什么也没有，然后又想起嫉妒是贬低妻子的感情，但在客厅里他再次确信，真的发生了什么。他的思绪正如身体一样，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没有碰上任何新的东西。他注意到这一点，揉了揉额头，在她的起居室坐下来。

在这儿，望着她的书桌，上面摆着孔雀石信笺夹和一封刚开始写的便函，他的想法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到她，想她所想、所感觉的是什么。他头一次真切地想象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想法、她的愿望，而一想到她可能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就觉得可怕，让他连忙赶走了这个念头。这就是那道窥探一眼都让他觉得可怕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置身于他人的境地，这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所不熟悉的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而危险的幻想。

“而最可怕的是，”他想到，“现在恰恰是我的事情临近结尾（他想的是他眼下实施的一项计划），我正需要安安静静、投入全部的精力的时候，却摊上这种无谓的焦虑。可是该怎么办呢？我可不是那种承受着不安与焦虑，却没有力量去正视它们的人。”

“我要深思熟虑，作出决定，再把它丢到一边。”他出声地说。

“至于她的感受，她内心发生了、有可能发生什么，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她良心上的事，归宗教来管。”他对自己说，意识到已经找出发生的情况所属的那个律令条款，感到一阵轻松。

“那么，”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她的感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她良心的问题，那是与我毫无干系的。我的职责已明确界定。作为一家之主，我是有义务来领导她的人，因此多多少少是负有责任的人：我要指出我所看到的危险，预先警告甚至动用权力。我必须向她表示出来。”

于是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脑子里清晰地罗列出他现在要跟妻子说的一切。思考着他要说的话，他为自己如此不易察觉地、必须把时间和心力消耗在家庭方面感到遗憾；但是，尽管如此，在他的头脑里就像写报告一样，明确而清晰地构成了他所面临的谈话的形式和顺序。“我要说出并表示清楚如下几点：首先，解释公众舆论和体面的含义；其次，从宗教上解释婚姻的意义；第三，如果有必要，指出可能为儿子造成不幸；第四，指出她自己的不幸。”于是，手指相互叠在一起，掌心朝下，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使劲儿一拉，让指关节咔咔作响。

这手势，这个坏习惯——双手相合扳响手指——总会让他平静下来，归于清晰准确，那是他眼下十分需要的。门口传来马车驶近的声音。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停在客厅正中。

一阵女人的脚步声登上楼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准备好要说那番话，站起身来，按压着交叉的手指，期望哪里还会咔咔响。一个关节咔地响了一声。

凭着楼梯上轻轻的脚步声，他就感觉到她正在接近，而且，即便他满意自己的言辞，他却对眼前要做的解释感到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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