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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还没有起床，但仆人说，“大人睡得很晚，吩咐不要叫醒他，不过很快就会起床的。”仆人擦着灯上的玻璃，显得很忙碌的样子。仆人对玻璃的专注和对列文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漠然一开始让他感到惊讶，但仔细想了想，他明白了，谁都不知道，也不该知道他的心情，明白了他就此更应该平静、慎重而决断地行动，以便打破这道漠然的墙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要着急，什么也不要放过。”列文对自己说，感到体力和注意力愈发充足，以应付面前要做的一切。

得知医生还没有起床，列文从眼前的各种计划中选定如下措施：让库兹马带上便函去找另一位医生，自己去药店买鸦片，等他返回时医生还没起床的话，那就买通仆人，或者来硬的，如果仆人不同意，那无论如何要叫醒医生。

药店里那位瘦削的药剂师也带着擦玻璃的仆人那种冷漠，在为等在一旁的马车夫把药粉封进药囊，并拒绝卖鸦片。列文尽量不慌不忙，不发火，提了医生和助产士的名字，解释为什么需要鸦片，开始说服他。药剂师用德语向隔墙后面征询意见，到底卖不卖，征得同意后，拿出一只小玻璃瓶、一个漏斗，慢慢从大的倒进小的，贴上标签，封好口，尽管列文请他不必这样做，却还想把它包裹起来。这让列文再也忍不下去了，一把从他手里夺过瓶子便冲向大玻璃门。医生还是没有起床，那个仆人，眼下正忙着铺地毯，拒绝去叫醒他。列文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慢慢说着话，也不浪费时间，把钞票递给他，并解释说彼得·德密特里奇（先前那样无关紧要的彼得·德密特里奇，现在让列文觉得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答应过任何时候都可以出诊，说他大概不会生气，因此他应该立刻叫醒他。

仆人同意了，走上楼去，把列文请进接待室。

列文能听见医生在门后咳嗽、走动、洗脸并说着什么。过了三分钟，列文觉得像过去了一个多钟头。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彼得·德密特里奇，彼得·德密特里奇！”他用恳求的声音对着敞开的门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原谅我。您就这么接待我吧，已经两个钟头了。”

“这就来，这就来！”那声音回答，列文吃惊地听出医生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

“一分钟……”

“马上。”

又过了两分钟，医生穿上靴子，又是两分钟，医生穿起外衣，梳着头。

“彼得·德密特里奇！”列文又用哀怜的声音说道，但此时医生走了出来，穿好衣服，也梳好了头发。“这种人没良心，”列文想，“我们都要死了，他还在梳头呢。”

“早上好！”医生伸出手来，就像要以自己的镇静来取笑对方一样，对列文说，“您别着急。怎么样？”

尽可能说得详尽周到，列文开始讲起妻子情况的所有不必要的细节，不停打断自己的话，请求医生立刻跟他走。

“可是您不要着急。您知道，大概也不需要我，但我答应了，去去也好。但不要匆忙。您请坐，不喝一杯咖啡吗？”

列文看了看他，眼神在问他是不是在嘲笑他。但医生并没想嘲笑。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医生微笑着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有家的人。但我们男人哪，在这种时候是最可怜的人。我有个女病人，她丈夫一遇到这种事就往马厩里跑。”

“但您是怎么想的，彼得·德密特里奇？您认为会顺利吗？”

“种种迹象都向着顺利的结果。”

“那您现在就来吧？”列文说，恶狠狠地看了看端着咖啡的仆人。

“再过个把钟头。”

“不，看在上帝的份上！”

“那也得让我把咖啡喝完。”

医生端起咖啡。两人都沉默着。

“不过，土耳其人这下挨了顿痛揍。您读了昨天的电讯吗？”医生说，一边嚼着白面包卷。

“不，我没办法了！”列文说着，跳了起来，“那么，过一刻钟您会来吧？”

“半个钟头。”

“这是真话？”

当列文回到家，他遇上公爵夫人乘车抵达，他们一起走向卧室的门口。公爵夫人的眼里含着泪水，两手颤抖着。见到列文，她抱住他哭了起来。

“怎么样了，亲爱的丽扎维塔·彼得洛夫娜。”她说着，抓住迎向他们、面带喜色而又忧心忡忡的丽扎维塔·彼得洛夫娜的手。

“情况还好，”她说，“请劝她躺下吧。这样舒服些。”

自从醒来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那一刻起，列文便做好准备，什么都不去思考，不去估测，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觉都紧锁起来，免得搅扰妻子的心情，相反，要安慰，要鼓励她拿出勇气，他决心这样来面对要忍受的一切。甚至不容许自己去想会发生什么，结果会怎样，凭着他打听到的，有关这种事情通常会持续多久来判断，列文暗自准备着把心攥在手里坚持五个钟头，他觉得这样能行。但是当他从医生那儿回来，又看见她在遭罪，他便愈发频繁地重复：“上帝啊，宽恕我们，帮帮我们吧。”叹着气，向上抬着头。他感觉到恐怖，觉得经受不住这个，就要哭起来或者跑掉。他是那样痛苦难当。可是只过了一个钟头。

但这个钟头之后又过了一个、两个、三个……整整五个钟头，那是他为自己设定的最长忍耐时限，但情况还是一样。而他一直忍耐着，因为除了忍耐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分钟都想着，他已经达到忍耐的最后界限，他的心眼儿看着就要因为同样的痛苦而碎裂开来。

但又过了几分钟，几个钟头，接着又是几个钟头，他的痛苦和恐怖感渐趋增长，愈发绷紧。

生活中的那些不可或缺的常规，对列文来说已不复存在。他丧失了时间意识。时而几分钟——在那几分钟里，她把他叫到自己身边，他握着她那汗湿的手，那只手时而以不同寻常的力量握得紧紧的，时而又推开他——让他觉得过了几个钟头；时而几个钟头让他觉得是几分钟。他惊讶的是，当丽扎维塔·彼得洛夫娜要他在围屏后面点起蜡烛的时候，他发现已是傍晚五点钟了。要是他们告诉他，现在不过是早上十点，他倒不会那么惊讶。他这段时间在什么地方，他也不大知道，就像他不知道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一样。看见她那红热的，时而茫然困惑，受着痛苦，时而露出微笑，让他镇定下来的脸庞。看见公爵夫人，红着脸，神色紧张，灰白的发卷披散开来，紧咬着嘴唇强忍下泪水。看见多丽，看见吸着一支粗卷烟的医生，看见丽扎维塔·彼得洛夫娜，带着决断而令人镇静的面容。看见老公爵，在客厅里溜达着，愁眉不展。但他们是怎么来这儿，又是怎么走的，他们待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公爵夫人时而跟医生在卧室里，时而又待在书房，那里猛不丁地有了一张铺好桌布的桌子；时而又不是她，是多丽。随后列文记得，别人派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一次派他去挪桌子和沙发。他尽心竭力地做这件事，心里想着，这对她是需要的，只是后来才得知，这是在为他自己准备过夜的地方。然后他又被打发到书房找医生询问了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然后又说起杜马里的混乱。然后又派他去卧室找公爵夫人取一个衣饰镀金的银圣像，于是他就跟公爵夫人的老清洁女工爬上衣柜取下来，打碎了长明油灯，女工安慰他，让他别担心妻子和这盏灯的事。他把圣像拿过去，摆到吉蒂床头，尽量把它塞到枕头后面。但是，这一切是在何地、何时，因何缘故而发生，他不知道。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抓着他的手，怜惜地望着他，求他镇静下来，多丽还劝他吃些东西，把他带出房间，甚至医生也严肃而深表同情地看着他，建议他服些药水。

他知道并感觉到的只是，完成着某种事情，类似一年前在省城的旅馆里哥哥尼古拉临死前完成的事情。但那件事悲苦，这件事快乐。不过那种悲苦与这种快乐同样处于所有生活常规之外，就像平常生活里的小孔，透过它们展示出某种更为崇高的东西。眼前的事同样沉重，同样令人煎熬，在凝思这种崇高时，心灵不可思议地上升到一种先前无法理解的，理性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上帝啊，宽恕我们，帮帮我们吧。”他不断对自己重复着，尽管那样长久的、看似完全地疏远过宗教，但他觉得，他对上帝是那样真诚而单纯，就像在童年和青春初期时那样。

整个这段时间他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一种是——没有她在场的时候，与一支接一支吸着粗烟卷、又在满当当的烟灰缸边上熄灭它们的医生在一起，与多丽、与公爵在一起，那里谈论着午餐、政治、玛利亚·彼得洛夫娜的病情，而列文一时间突然完全忘记发生了什么，感觉自己就像刚醒过来一样。而另一种情绪——有她在场时，在她的床头，他的心为着同样的痛苦就要碎裂开来，却又没有碎裂，他不停地祈祷着上帝。每一次，当卧室里传来的叫喊声将他从片刻的遗忘中拉回来，他便又落入最初有过的那种奇怪的迷惘中；每一次，听到叫喊声，他便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解，路上又记起自己没有过错，而他想去保护，去帮忙。但是，望着她，他就又看出帮不上忙，于是就惊恐起来，说着：“上帝啊，宽恕我们，帮帮我们吧。”时间过得越久，两种情绪就变得越强烈：他不在她身边，完全忘了她时越平静，她的痛苦本身和他面对它们的无助感就越变得难以忍受。他跳起来，想要跑到什么地方，就又跑到她身边。

有的时候，当她一次又一次召唤他时，他就指责她。但是，看见她顺从的、微笑着的脸，听见她的话：“我折磨你了。”他便指责起上帝来，但是，一想起上帝，他就马上请求宽恕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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