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
两位诗人此时都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年长的这位仍然有一些《唐璜》的章节要写，这些诗在其与英格兰的敌视上是十分辛辣的，纵使一位具有高卢人风味的人都能发现它们不太温和。《审判的意象》（The Vision of Judgment，1821年10月）也是一首无情的讽刺诗，但是，骚塞先出版的《审判的意象》（1821年4月）因称拜伦为英国诗坛上的“撒旦”派领袖而激起了反驳，拜伦用趣味和技巧来歼灭他。在这些最后的作品中，他已从浪漫自怜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忧郁中抽身而出，朝更古典的理性姿态和幽默上去判断所有——但是仍未见有谦和的态度。他的书信——特别是给默里的那些——表现一种较成熟的情操，因为那些信中，他的尖锐的词锋已由严格的自我节制有所缓和，犹如他已发现了谦和打开了通向智慧的大门一般。
关于他的诗他是谦和的。“在知识阶层上，我决不将诗或诗人排列于较高的层阶上。这也许看起来有点像装模作样，但这是我的真正意见……我较喜欢行动的天才——战争、参议院甚或是科学——甚于那些做白日梦者的一切投机取巧的作为。”他赞扬雪莱为一位人物，但是，却认为他的诗是幼稚的狂想。他渴望着被评断为一位人物犹过于一位诗人。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一种痛苦的意识。他较喜欢骑着马去散步，因为他的左脚会分散对他俊脸的注意力。就营养来说，他的一生是介于尽量吃胖和减食消瘦间的一种循环。所以，在1806年中，他5英尺8英寸半高的身材重194磅；到1812年时，他瘦到137磅；1818年时，他又胖到202磅。他对他在性方面的成就很自负，并将这方面的数字报告送给他的朋友们。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时常发脾气或失去自制。他的智力超群却不稳定。“当拜伦思想的铃铛，”歌德说，“他是一个孩子。”
在宗教上，他开始时像一位加尔文派教徒，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他以旧派新教徒的精神说教皇制就像“巴比伦（Badylon）的娼妓”。二十几岁时，他读哲学，如斯宾诺莎一样，较喜欢休谟，并且宣称：“我不否认任何事物，但对每一件事都怀疑。”1811年中，他写信给就一位劝诱他改宗的朋友说：“我对你的不朽没有什么可做的。”10年后，他写道：“灵魂不朽，对我来说，是不容怀疑的。”在意大利时，他和那里的气候和人民交织成一片，开始去思考天主教的一切了。当祈祷的钟声响起来时，他渴望着分享此时笼罩着全国每一个人的那份宁静气氛。“我时常希望，我要是一名天生的天主教徒多好。”直到最后（1823年），如在童年时一般，他大谈宿命和上帝。
在青春期中，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文学或哲学中，找不到道德的系留处，他就没有了足以供他抵抗刺激的感受、情绪或欲望的支点。他的自由自在和灵活的智力，找到了屈从的理由，或他的脾气没有时间给予理由展示社会抑制的智慧。显然地，他抑制了他同性恋的倾向，用温暖和忠诚的友谊来满足它们。但是，他屈服于他姐姐的妩媚，而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他大胆地说出他的爱：
一只柔酥酥的乳房
它对他的约束力；其纽带之坚强
甚于教堂对他的以往一切的联系。
困为逾越了英国社会所准许的恣纵，或不能以优雅的态度隐藏这些行为，因而遭到英国社会的指斥，他就向不列颠的“伪善”和“伪善的口吻”宣战。他讥讽上层阶级为“由两个有权的部落——厌烦者和受厌烦者——所形成的”。他谴责工厂所有主对劳工的利用，有时，他呼吁采取革命手段：
“上帝拯救国王吧！”以及诸王，
如果他不拯救，我怀疑人类是否还愿长此下去。
我想我听到一只小鸟在唱
人民渐渐地更会坚强……
而民众
最后都厌于模仿约伯……
我欣然说，“呸”，
我岂会不领悟到，革命
才能将这个地球从乌烟瘴气中挽救出来。
不过，再思之下，他觉得民主政治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他不信任群众，害怕革命曾带来比国王或国会还要糟糕的独裁制度。他看到由一个出生贵族血统的人来统治的一些德行，并且渴望着一个清净、理性、有训练和有能力的贵族政治出现。他从来不忘记自己就是一位爵爷，不久就抑制了任何平等地位的主张。他知道在社会关系上，距离可以增加观念上的吸引力。
他对拿破仑的观点随着事物而改变了。直到波拿巴自行加冕为国王，并且以各种头衔来尊荣自己时为止，拜伦认他为一个国王和群众间最杰出的折中。即使有那些小丑的举动，和那些对西班牙和俄国有问题的侵略行为，拜伦仍为拿破仑祈祷打赢欧陆上各王室的联盟。他鄙视这位被打败的国王不自杀而是禅位的举动。但是，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诗人复为他对抗联盟的胜利而祈祷。6年后，听到拿破仑死的消息时，他喟叹道：“他的覆亡是我脑袋上的重重一击。自那个时期起，我们是笨蛋的奴才。”
他是错误和德行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混合。他在愤怒时，可以做出粗鄙和残酷的事。通常他彬彬有礼，能体谅也能慷慨。他对贫困中的朋友毫不介意地施舍。他转移给罗伯特·达拉斯（Robert Dallas）价值1 000英镑的版权，另外1 000英镑，使得弗朗西斯·霍奇森（Francis Hodgson）免于破产的噩运。他在整整4年中几乎每日都要见到他的特雷莎·圭乔利。在900余页的篇幅中，她描写他为一位真正的天使。他远比柯勒律治更要像一位“受折磨的大天使”，他的肉体有遗传上的缺点，以胆大妄为和多产的诗篇来阐明和求得补偿，并且以强烈的反抗思想，致令歌德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文学’奇才”。
对照之下，雪莱是历史性片语所指陈的“无效的天使”。不完全是无效的。谁能说由他的魔咒式诗篇所散布的叶子，没有埋下成为宗教容忍、妇女解放、科学在科技和哲学上的胜利、参政权的扩大和使得19世纪成为一个“奇妙世纪”的国会之改革的种子呢？
雪莱实在是一位人类的天使。他具有一个身体，为屈服于生理上的需要，至少搞了两次私奔，更不必说到他与伊密莉亚·维维亚尼的韵事了。他的身体瘦弱、有病，背部经常痛楚。当然，对于外在和内在的刺激，他之出乎寻常地敏感，甚至过于拜伦。回忆一下他给克莱尔蒙特的信（1821年1月6日）：“你问我从哪里寻找到我的乐趣——风、光、空气和一朵花的芬芳就能影响我不能自已的情绪。”
跟我们一样，他特别喜欢自己。他向戈德温坦白（1812年1月28日）：“我的自我中心似乎是无止境的。”在接受玛丽·戈德温和要求太太哈丽雅特退居到妹妹身份的这件事上，他如任何凡夫俗子一样喜欢他的欲望，并且在解释哈丽雅特在哲学和观念上不及玛丽与他契合时，更使他自己表白无遗。他对自己的诗是谦逊的，自认不及拜伦。在友谊上，他终生忠诚并能体谅别人。拜伦在向默里报告雪莱的死讯时写着：“你残酷地误解了雪莱，他无疑是我所相知的人中最善良和最不自私的一个人。我从来不曾遇到过一个人在比较之下而不是一只禽兽的。”霍格报告说：“这位诗人性情易变，经常忘记约会和承诺，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经常会进入沉思的状况。”一般人都认为他不务实际，但是他不太容易在金钱事务上受骗，在没有一番长期的挣扎后，他是不愿放弃遗产继承权的。
他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成为一位很理性的思想者，太缺乏幽默感，以致不怀疑自己的观念。他经常的诱惑就是他的想象力，比起他为逃避现实而沉迷在白日梦中的理想国（Elysian Fields）之种种可以理喻的改革来，现实似乎是太可怕和太粗鄙了。他主张不要国王、律师和教士。在一个仍然以狩猎占优势的社会上，却改宗为素食主义者，并且将性爱从一切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从人类的本质或人类生理的过去史实上，看不到有任何障碍存在。“雪莱相信，”他的可爱的遗孀说，“只要人类不愿有邪恶存在，邪恶就不存在……这观念，他以炽烈的热情……激赏着。”除了理想化希腊外，他几乎忽视了历史，就是对希腊，他也忽视了奴隶制之存在。
因为我们忘了死亡不曾允许他成熟，所以我们就夸张了雪莱的简朴。因为他们的早凋，拜伦和雪莱就成了我们的浪漫诗人，是英国浪漫运动的神。若他们活到60岁，他们也许就会变成保守的人民，也许在历史上就要比他们在浪漫时期中死去，所为他们争得的地位要略差一筹。
事实上，到28岁时，雪莱早已冷静到一种相当谦和的程度了。1820年，他写了一篇名为《改革的哲学观点》（A Philosophical View of Reform）的相当有分量的文章，该文于一年后发表。“诗人和哲人，”他宣布，“是世界上不认其为存在而存在的立法家。”诗人们的想象，在许多荒谬中，想象酝酿了新观念，可及时刺激起人们去实验和精研。哲人们带给社会问题冷静的理性习惯和经年的参悟。就如拜伦和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类一般，雪莱被英格兰工厂中工人的状况，和马尔萨斯控制人口增加而任工资由供需律来调节——即由失业的人数去竞争少数工作机会——的残酷方法而激怒了。他因为新教和天主教未能适用基督精神到贫富的关系上而公然指斥这两种宗教。他提议用征收富人重税的方法来终止国债之年息所加于一般大众之沉重税赋负担。他指出1689年到1819年间，人口的增加已改变了有投票权者和无投票权者间的比例，使得国会的选举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实际上，人民根本就没有参政权。他宽恕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因根植于法律和时间上之缘故（也许着眼于未来的雪莱家族之故吧），他认可财富的温和移转手段。但是，他鄙视日趋兴起的工厂主、商人和财阀们的金元政治。他唾弃马基雅弗利政府免于道德约束的主张：“政治只有根据道德的原则而作为时，才是健全的。事实上，它们是国家的道德。”他主张“由一个国民会议来治理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如他的导师戈德温一般，他反对暴乱的革命。他为法国大革命辩护，赞扬拿破仑执政，唾弃拿破仑国王，为法国在滑铁卢的失败悲叹。雪莱的《诗之辩护》（Defence of Poetry），写于1821年，直到1840年，一直找不到一位出版商。这位自我放逐的诗人，在此处扬弃了哲人，宣扬诗人们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立法者”。他曾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序言里表达了这种温和的意见：“我们这个世代的伟大作家们——我们有理由认为，是一些对我们的社会状况无法想象的改变，或凝固这种社会状况的意见之辩护人和先驱。心智上的云层正在放出它所聚拢的闪电，而制度和意见间的平衡目前正在恢复，或有待于恢复。”现在，他加上：“我们自己的是在知识成就上的一个值得记忆的世纪，我们居住在这些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和戈德温）和诗人（歌德、席勒、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等中间，可说超越自最近一次为文明和宗教自由之全国性斗争的任何一人之成就之上的（1642年）。”
比较起来，雪莱低估了科学开始担当重铸观念和制度的任务。他反对让科学进步，科学只是改良的工具，摧毁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所以，“不能减轻的计算功能的运作”，进一步增加了少数狡猾之徒的富裕，并且增加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
雪莱对他第二任岳父戈德温有财务上的不满，还波及了他的哲学。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时（他翻译过《论文集》[Symposium]和《离子》[Ion]两篇文字），他对精神的解释从自然的观点进入到本质和生命的观点上去。他此时已怀疑理性的无所不能，并对无神论失去了热诚。当他快接近30岁时，他不再攻击超自然信仰。此时，他认为——十分像年轻时的华兹华斯——本质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内在灵魂的外在形象。那里也许还有一种不朽的类型之存在：到他死时，在个人身上的这股精力，变成永不消灭的另一个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