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的青年时期（1792—1811）
珀西因为祖父比希·雪莱爵士（Sir Bysshe Shelley）“对三位太太处置得十分得体”而大加赞赏。尤有甚者，“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将一切希望都建立在泡影上”。比希爵士的不寻常的“教”名取自他祖母的侍婢之名字。他有一长串的家谱（如拜伦一样），他的谱系可追溯到诺曼征服者上去。在那样卓越的门第中，一名雪莱因支持理查德二世（Richard Ⅱ）而被吊死，另一位则因为密谋杀害伊丽莎白一世被处死。比希爵士与第二位太太私奔，最后埋掉她而了事，又与第三位太太私奔，她是菲利普·悉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后裔。她的财产扩大了丈夫的产权，并且于1806年协助他取得从男爵爵位。他活到83岁，使得他的子孙们十分烦恼。他的长子是蒂莫西·雪莱（Timothy Shelley），读完牛津进入国会，他在国会中隶属于温和自由的民权派。1791年，他娶了伊丽莎白·皮尔福（Elizabeth Pilfold）为妻——一位风华绝代、脾气暴躁和信奉不可知论的女人。这一切都重现在她的长子身上。
珀西·比希·雪莱于1792年8月4日，生于以菲尔德市（Field Place）闻名的家族产业上——靠近萨塞克斯荷善的一栋宽敞的家宅邸第中。母亲在生下他后，又接连生了四个妹妹，最后又生了一个弟弟。珀西完全在妹妹群中长大，他也许从她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温柔、兴奋和想象的习惯，并且身为长兄，他养成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在伊顿公学时，因为替高年级学生义务劳动使他的自尊心遭到伤害。除了划船外，他避免大部分运动。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学会游泳。他不久在拉丁文上有优异表现，并且因帮助他们的功课，将欺负他的学生变成了朋友。他的课外读物包括许多神秘和恐怖故事，但他也赞赏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6？—前55）的《回返自然》（Lucretius’De rerum natura）的唯物主义，普林尼（Pliny）的《博物史》（Natural History）的科学，孔多塞的《心智进化一览表大纲》（Condorcet’s Sketch of a Tableau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的乐观主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质疑》之哲学的虚无主义。这本书，他后来写道：“把我的心智带向新奇和更为广阔的观点上去，它确实影响了我的个性，我从熟读此书，变成了一个更聪明、更善良的人……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履行。”
假期中，他在16岁时就和时常到菲尔德市来玩的表妹哈丽雅特·格罗夫（Harriet Grove）恋爱了。他们开始鱼雁往返，结果促使他们于1809年相互保证永世忠诚不渝。但是，他向她坦白承认他对上帝的怀疑，她将他的不可知论的信拿给她的父亲看，她的父亲就劝她放弃珀西。1811年1月，哈丽雅特移情别恋威廉·赫利尔（Wiliam Helyer），雪莱写给他的朋友托马斯·杰弗逊·霍格（Thom-as Jefferson Hogg）一封值得拜伦称道的信：“她不再是我的了，她如一位自然神教信徒般憎恨我，就如她原先的面貌一般。啊！基督徒，当我原谅了你最后、最严厉的虐待时，愿上帝（果真有上帝的话）轰掉我！……自杀是不对的吗？昨晚我伴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和一些毒药一起睡觉，但是，却没有死。”
同时（1810年），他从伊顿公学进入牛津的大学院。除了一两个试探性的晚上外，他避免那里对大多数学生认为步入成人期所必需的课程之性的尝试。他时常聆听研究生们的讲演，他们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只比他略胜一筹。他不久就能作拉丁诗了，他从来不忘怀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他的宿舍内散乱地堆置着书籍、稿本和业余科学的涂鸦。在一次实验中，他几乎炸掉他的房间。他相信科学能重造世界和人类。他不关心历史，接受伏尔泰和吉本关于历史主要是人类罪行和愚蠢之记录的铭言。不过，他很喜欢读这两位怀疑大师的作品。他认为他从卢克莱修及《哲学》一书中已找到了对宇宙之谜的答案了：宇宙是遵照必须的律则之一组原子的舞台。接着他发现了斯宾诺莎，并解释斯宾诺莎为一位认物质和精神为一种神圣实有之两面的一元之二元论者——一切物质中具有一种似精神的东西，一切精神的外面都有一种如物质的东西围裹着。他贪婪地阅读。
他的同班同学霍格描述他：“随时一卷在手，在餐桌边，在床上，特别是走路时……不但在牛津……在大街上，而且是在伦敦最拥挤的通衢大道上……都在阅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贪婪地阅读的一双眼睛了。”如果不是一边吃一边读的话，吃饭似乎对他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如果只想让观念的吸收少分心的话，最简单的食物就是最好的食物。他尚未成为一位素食主义者，不过，一只口袋里装着面包，另一只口袋里装着葡萄干，对他似乎是一顿相当美好的食物了。不过，他爱吃甜食，喜欢在姜饼面包上加蜜，在白开水中掺点酒进去。
在牛津的日子，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瘦高个；满脑袋主张、理论和论点；衣着随便，头发蓬松；衬衫没有硬领，在喉咙处敞开着；面孔几乎娟秀得有些女性化，一双眼很晶莹但游移不定；态度迟呆却很礼貌。他具有诗人的气质，每一根神经末梢都很过敏，感觉新奇，易于接受混乱的观念，但对历史极端讨厌。他有诗人的道德规范，自然地，着重个人自由，疑忌社会制约。霍格报告说，当他们在雪莱的房间中的那些晚上，彼此读诗和哲学给对方听，诋毁法律和教义，交换一些意见直到凌晨2点钟，并且经常一致同意没有上帝，真是太奇妙了。
在那个主题上，这两个年轻的叛徒，同意进行一次他们定名为《无神论之必要》（The Necessity of Atheism）的合作。那个词汇是为当时的文明社会所排斥的。怀疑主义的士绅们自称为自然神论者，相对地称上帝为一种不可知的精神，其生命和精神承自自然。雪莱自己后来就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出于年轻人的勇气和不计后果之故，这两位作者以自称为无神论者作为对禁忌的一种挑战和唤起注意。这篇文章的论点是，既不是我们的感觉，也不是理性，更不是历史，显示有一位上帝之存在。感觉只显示物质依照法则在运动。理性拒斥一位造物主从无中创造出宇宙的理念。历史提不出神圣行为的例子，也没有一位神人在地球上出现过。两位作者没有署上他们的名字，但是，在书名页上题有一行字：“由于证据不足，一位无神论者。”
1811年2月9日的牛津大学城《前锋杂志》（The Oxford University and City Herald）刊登了这本小册子的一则广告。小册子在2月13日出现，雪莱立刻将这些小册子放在一家牛津书店的橱窗中或柜台上。约翰·沃克牧师（The Rever-end John Walker），新学院（New College）研究员，看到了这种陈列品，就要求书商毁去他所有这些书，这些书就悉数毁掉了。同时，雪莱将小册子送给许多主教和数位大学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人将这本小册子带给大学院的院长和研究员。这群人于3月25日召唤雪莱到他们面前。他去了，他们给他看了这本小册子，问他是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他拒绝回答，并提出了思想和出版自由的请求。他受到翌日一早离开牛津的警告。听到此讯，霍格供认自己是作者之一，要求相同的处分。他求仁得仁。中午时，一份学院的公报披露了雪莱和霍格“因为在回答一些问题上倔强顽抗”已勒令停学。私底下，院长托人带讯给雪莱，如果在这样匆促中离校有困难，申请宽延数日应予照准。这封短简未受到重视。3月26日，雪莱和霍格自负地坐在两轮马车的顶上前往伦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