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
20世纪90年代，一些校园枪击案成了媒体的头条。在第五章中简要讨论过的最恶名昭著的案件是1999年4月在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科伦拜恩中学（Columbine HighSchool）发生的一起滥杀案件，有12名学生和1名教师遇袭身亡。两名10多岁的男孩开枪射击并在实施杀戮后自杀。20多名学生受伤。在科伦拜恩枪击案之前，美国在1996—1999年已经发生过至少10起校园枪击案，但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还是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震惊和关注。另外，媒体和一些专家很快对校园暴力问题做出了初步总结。
科伦拜恩枪击案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007年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枪击案和2012年康奈迪克州的枪击案。因为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枪击案件发生在一所大学，因而它在文献中没有被划分到高中校园这一类别中，因而更多地被认为是一起滥杀案件，而非校园枪击案件。
同样，2015年秋天发生的乌姆普夸社区学院（UCC）惨案和其他一些在大学发生的案件也
没有被划归为校园枪击案。而在新城的桑迪胡克小学发生的杀戮案件被视为一起校园枪击案，尽管这起案件与其他校园枪击案件相比有一点显著不同—这起案件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实施的，凶手并不是学生。而典型的校园枪击案件都是由一名在校学生实施，而其他学生或者教师员工则是被害人。
早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校园枪击案件之前，关于一些孩子在校园里被其他孩子欺凌的传闻或媒体描述就已经促使研究人员去探究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了。校园暴力的数量远远超过校园枪击案。校园暴力包括挑衅激怒、一般伤害、性侵害和抢劫。早在1974年，美国国会就资助了一项为期3年的研究项目，以评估校园暴力的特点和严重程度。这些研究延续了一些年。目前，美国教育统计中心（Robers，Zhang，Truman，＆Snyder，2012）已经出 版了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该报告指出：
·2010年，自我报告被暴力侵害过的学生（12～18岁）的数量为828000人次。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2010学年，美国注册在籍的学生（从学龄前到十二年级）总体数字大约为49000000。
·同一年，有359000名学生自我报告曾受到过暴力侵害，其中91400人受到过严重暴力侵害。
·其中有33名学生、教职员工和非学校人员死于校园暴力事件。从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共有25人被杀害，5人自杀，另有3名执法者殉职（包括警方人员）。同一时间段，有17名的学生（5～18岁）被同学杀害。
·2009年，有8％的九～十二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受到过凶器（如，枪、刀和棍）威胁或伤害。
·有8％的中学教师和7％的小学教师报告曾经受到过某学生的威胁并伤害。另外，6％的小学教师和2％的中学教师自我报告曾受到过某名学生的肢体动作攻击。
·有6％的学生（12～18岁）自我报告说，在2009年曾经受到网络侮辱。
该报告还指出，在学校之外的学生更可能成为严重暴力（杀人案件）的被害人。在校外，每1000名学生就有12名成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多年来，青春期少年在校被杀的数量一直低于青春期少年总体被杀数量的2％，这表明青春期少年在校外更可能成为凶杀案件
的被害人（Robers，2012）。美国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学里，每10名学生中就有1名学生害怕他们在校园内会受到攻击或伤害（Verlinden，Hersen，＆Thomas，2000）。因此，即
使攻击案件可能没有真的发生，但是其造成的恐惧感仍然非常严重。校园枪击案
尽管大量枪击案件发生在不同情境，但教育场所仍是决策者、官方和公众最关心的地方（Bjelopera，2013）。上文中提到的1999年在科伦拜恩高中发生的枪击案件以及2012年在桑迪胡克小学发生的枪击案件都备受瞩目。
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里，校园枪击案件在西方社会快速蔓延（Böckler，Seeger，Sitzer，＆Heitmeyer，2013）。应该注意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件比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所有校园枪击案件都要多（Böckler，2013）。但是，就像下文中会讨论到的，虽然近些年来大量枪击案在增加，但校园枪击案并没有增长明显。在美国，“校园枪击案件”通常指使用枪械在
第十章·多重杀人、校园和职场暴力
校园教室或在校园内进行射杀的暴力案件。一些研究人员（Daniels＆Bradley，2011）认为，
对这种使用枪械杀戮案件的界定应该包括“学校校园内、学校建筑内、学校资助的活动上，还有在去学校的社区通勤路上发生的案件”。一些枪击案件还会涉及学校的管理人员。校园枪击案主要发生在北美地区，在对枪支管控严格的其他国家，校园暴力案件中的凶手可能会使用其他武器。在欧洲，凶手可能使用的凶器有爆炸物、刀、剑和斧子（Böckler，2013）。即使这类案件不被称作校园枪击案，但凶手与北美校园枪击案中的凶手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相似的诱发环境和相似的惯技（Böckler，2013）。即使在美国，学生持有刀或者其他武器也会被收缴，因为曾经发生过凶手使用刀砍伤同学和教职工的案件。在2014年4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16岁学生在其被制服前刺伤了20多名学生和1名安保人员。
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我们会将发生在学校建筑物内或者学校建筑物外的校园枪击案件都纳入研究范围。近些年，发生在学校建筑物内的校园枪击案多发生在教室里或者走廊中（FBI，2013）。还有一些校园枪击案件发生在学校自助餐厅。
尽管校园枪击案会造成成年人的恐慌和高度关注，但从统计学角度观察，校园枪击案数量并不多。尽管上文中谈到暴力案件在总体上有所增加，但校园枪击案件并没有显著地增加（Bjelopera，2013；Fox＆DeLateur，2014）。然而，也如奥图勒（O＇Toole，2103）所言，“尽 管这些致命的校园枪击案件数量不多，但当这类案件发生时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对个人的影响是震撼性的”。专栏10.1介绍了个人对于校园枪击案件的反应。当代热点话题
专栏10.1 校园安防培训：无法预知的结果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发生了恐怖的悲剧，期间有21
认为，模拟一次现实案件是最好的应对准备，安全保卫名一年级学生和6名教职员工丧生，造成全美的社会恐
也会保护参与者。例如，对成年人进行的训练是如何将慌，特别是在学生家长和学校员工中间。康涅狄格州新
枪手提前缴械，如果可能，这应该在校园安防培训之前城的枪击案件类似于13年前发生在科伦拜恩的校园枪击
开始，而且培训应该在密切监督之下进行。案件。就像本章曾讨论过的，校园枪击案件仍然比较少
因此，安防培训会有多种结果，有希望看到的结果，见。此外，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一名行凶者和少量被害人，
也有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些参加安防培训的人会感到而且凶手很快就会被人制服（比如，被一名教师、其他
更加安全，而另一些人在体验高度压力后会做量梦，甚学生或者一名学校的安保人员）。
至投诉警方和校方。在全国范围内，家长和保安既有要在科伦拜恩枪击案件后，特别是康涅狄格州新城的
求参加安防培训的，也有抵制参加安防培训的。枪击案件后，在全美范围内，许多社区探讨了类似案件
的防范措施。一些学校，还有一些商业机构，开始了一
问题讨论 级防范禁闭（lockdown）或者安防培训（safety drill），
1．一级防范禁闭或者安防培训和应对枪手培训有何差一小部分州开始了专门应对枪手的培训（act ive shooter
异？这二者你是都可接受，还是都不可接受？或者drill：Frosch，2014）。当地警方或者私人教练公司可以
你是否支持其中一种方法，而反对另一种方法？陈进行应对枪手的培训。他们试图模拟现实，例如，模拟
述这类问题与校园环境和商业环境之间的关系？一名枪手进入校园或者商业场所，并在一些情况下使用
学生可能会有什么心理反应？空包弹进行实际培训。学生和雇员被告知如何应对枪手
3．决定你是否参加（a）一级防范禁闭或者安防培训，袭击。在许多学校，培训并不是全员培训，只针对教职
（b）应对枪手的培训，（c）都不参加。假如你曾经在员工，即使有学生参与培训，也只能是高年级学生。
学校或者工作场所参加过这类培训，讨论一下你的批评这种安防培训的人认为这超出了存在的危险。
感受。 另外，参加培训的学生和雇员也将面临压力。而支持者
2000—2013年，在联邦调查局调查的25起校园枪击案件中，14起发生在高中，6起发生在初中，4起发生在小学，1起发生在preK—12学校（学前班至十二年级）（FBI，2013）。在大多数发生在高中和初中的校园枪击案件中，枪手都是该校学生。在高中和初中发生的枪击案件更可能发生在周一，不过其他的日子也不一定安全，案件发生在周几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小学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件更可能发生在周五，但因为只有4起类似案件，所以无法说明问题。在大多数校园枪击案件中（类似于公共场所的枪击案件），枪手多独自作案。科伦拜恩枪击案件是个例外，有两名十来岁的男孩共同作案。
对于校园枪击案件枪手的调查可发现两个特征：同龄人的拒绝和社会的抛弃。就像阿鲁克和马迪费斯（Arluke＆Madfis，2014）指出的，“校园枪手经常是被边缘化的学生”。科伦拜恩中学的枪手在他的日记中称自己很孤独，没有朋友，特别是在失恋后深受折磨的时候（Meadows，2006）。另一名校园枪手在他的日记中称每一个人都在开他的玩笑。大多数的校园枪手的社会交往能力都较差，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指责和迫害（Verlinden，2000）。这些校园杀手对自己被戏弄或嘲笑表现得很愤怒，他们会发誓报复特定的个人或者群体。而且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校园枪手缺乏社会支持和作为保护性因素的亲社会关系(Verlinden,2000)。
至少有一半的校园枪手虐待过动物（Arluke＆Madifis，2014；Verlinden，2000）。而 且，虐待某类动物正是这类严重暴力活动的先兆（Arluke＆Madifis，2014；Levin＆Arluke， 2009）。枪手大多倾向破坏被社会认可的价值，虐待动物（比如宠物猫和宠物狗）。而且，虐待动物时多采用近距离、个性化的方式，比如，绞杀、棒打和殴打致死。但也不是所有校园枪手都会表现出这种不寻常的虐待动物史，有些并未成为校园枪手的年轻人也会虐待动物。实际上，一些枪手对他们的宠物会表现出不寻常的关爱亲近，这反映出他们希望自已被同龄人或者其他人关爱亲近。
这些校园枪手的背景情况也能够解释他们对于枪支和其他武器的浓厚兴趣，他们经常可以轻易地获得武器（见表10.5和前一章的专栏9.1）。这些校园枪手期望在自己实施攻击杀戮时（或者之后立即）被当场杀死或者计划自杀。所有攻击行动看上去都是精心策划、事前经过深思熟虑的。
表10.5
1994—1999年校园杀人案武器类型
数量
比例／％
总数
枪支
119
69 手枪
89
52 步枪
18
11 无名枪支
12
7 锐器
31
18 钝器
12
7 绞杀
5
3 其他
5
3
来源：Perkins，C．A．（2003）．Weapon use and violent crime．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Justice，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p.11.
第十章·多重杀人、校园和职场暴力
刑侦人员发现，在现实中的所有校园枪击案里，校园枪手都有让其他人（特别是同龄
人）了解自己的意向，包括作案的时间和地点。据估计，至少有50％的校园枪手会有意让其他人了解自己，这种急于表露的现象被刑侦人员视为露底。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于在2013年12月13日，一名18岁的凶手携带短枪、砍刀和3枚燃烧弹在科罗拉多州阿瑞普高中的走廊上向学生们发起了攻击。在发生这次攻击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些警告迹象。凶手穿过学校进入图书馆，向四周开火，点燃了一枚燃烧弹，投到书柜间，造成了少量损失。一人（学生）被杀，没有其他人受伤。在学校安保人员接近枪手时，枪手实施了自杀。枪手此前持续写了3个月令人恐怖的日记，扬言要制造枪击案件，他要在校园里开枪，他要大肆杀戮，他一个人担当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3个月前，他曾威胁要杀死图书馆馆长。他还提供了一系列警告线索，他妈妈已经察觉到了。例如，他向其他同学展示过他所购买到的枪支和砍刀的图片。学校心理学家进行了风险评估，认为他属于低关注水平。在发生枪击案件的几周前，枪手的妈妈还带他到过心理健康中心，但是治疗师显然认为他没有危险。
档案显示，科伦拜恩校园枪手曾经在校园里不断地泄露他们要实施杀戮的线索（Meadows，2006）。但是，同龄人很少向官方报告这类威胁信息。没有及时报告威胁的原因目前还不好解释，但是害怕似乎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华盛顿州的一份校园安全联合调查报告（Safe School Coalition of Washington State，1999）揭示了学生们害怕的内容：害怕不被 信任，害怕受到报复，害怕所威胁的校园暴力随时可能发生（Verlinden et al，2000），当多种扬言和各种风险因素共同聚集时，发生校园暴力的风险就会升高。“如果有很多的迹象，有很大的机会和动机，容易获得武器，孩子们实施暴力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Verlinden，2000,p.47)。
成年作案者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学龄期的枪手射杀同学和老师的校园暴力。与学校没有关系的成年人也会涉嫌校园枪击案。近年来，时有成年男性枪手闯进校园和建筑内射杀学生。或许最骇人听闻的杀戮是2006年10月2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案件。32岁的查尔斯·卡尔·罗伯茨（Charles Carl Roberts）携带3支枪进入一所中学的阿们教派（Amish）教 室。这名枪手劫持人质，所有人质都是小姑娘，他把男孩和成年人都放了出来。枪手以门作掩护，然后向着十几名女孩开火，造成5人死亡，5人重伤，然后枪手饮弹自杀。他实施校园枪击案的动机不明，但是他曾表示过，他的行动与校园或者阿们教派无关，而与童年事件有关。更可能的是，“他或许认为自己无能或者在生活中没有希望，而学校的环境相对简单平和，在学校环境中实施杀戮将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Gerler，2007，p．2）。
在此前一周，53岁的杜南·莫里森（Duane Roger Morrison）全副武装，带了一支来复枪和一个装满爆炸物的背包步入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一所中学，劫持了6名女学生作为人质，还对其中5名女生实施了性侵。随后释放了其中4名人质。当一支特警小队攻入教室时，莫里森射杀了一名16岁的女孩，然后饮弹自杀。这名成年枪手的动机尚不清楚。
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件是最近最恐怖的案子，被害人年龄很小，死者数量多，其中有20名一年级小学生和6名教职员工遇难。枪手是一名住在当地社区的20岁男子亚当·兰泽（Adam Lanza），他平时与母亲同住。在凶手自杀前，兰泽不仅在校园里射杀了被害人，而且在家里射杀了熟睡中的妈妈。
校园枪手心理特征
应该强调的是，通过媒体经常报道的某名校园枪手的信息无法建立确定的校园枪手的画像。许多符合某种所谓画像的学生可能没有实施过任何暴力活动，而许多曾经计划并在校园里实施了暴力攻击的学生并不与之匹配（Arluke＆Madifis，2014）。换句话说，与本章前文中讨论的大量杀戮案件一样，没有一般性画像适合所有情况，也没有一般性画像能够确定潜在的枪手。但是，基于研究数据和专家分析，对于校园枪手的心理特征，可以进行一些概括。
利里、科瓦尔基、史密斯和菲利普斯（Leary，Kowalski，Smith，＆Phillips，2003）探 究了在1995—2001年发生的15起校园枪击案中的青春期少年凶手的心理特征。他们发现，大多数校园枪击案都涉及被社会排斥的因素。大多数校园枪手都有过遭遇多种社会排斥的经历，比如，被戏弄、校园暴力和被孤立，还有一些人向异性示好遭到拒绝。在许多案例中，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是那些排斥或侮辱过枪手的人。
但是，仅仅是社会排斥的因素看上去并不足以让枪手杀害自己的同学。还有一些社会排斥之外的因素，作案人会表现出以下三个风险因素中的至少一个：（1）心理问题；（2）对枪支或爆炸物的兴趣；（3）对死亡的病态爱好。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冲动的控制水平较低、对他人缺乏共情、严重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等。许多枪手对同龄人具有较强的攻击行为，一些枪手有虐待动物的行为。精神沮丧是特别重要的特征，可据此发现那些潜在的校园枪手，3／4的校园枪手都表现出了自杀的想法或者是在实施了攻击行为后自杀（Vossekuil，Fein,Reddy,Borum,&Modzeleski,2002)。
对枪支、炸弹还有爆炸物的爱好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校园枪手对那些破坏工具感到亲近。威克和弗拉兹（Wike＆Fraser，2009）指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普利茅斯抓捕的一名14岁的辍学少年在父母的帮助下收集了刀具、枪支、手榴弹、爆炸装置的操作手册、制造炸弹的黑火药和科伦拜恩大屠杀案件的视频。根据警方调查，这名很另类的学生已经在计划攻击他原来的学校了。
第三种表现是校园杀手对死亡和暗黑生活或风格具有强烈的偏好。他们不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对虐待和残忍的血腥事件感到害怕。杰弗里·威兹（Jefferey Wiese）曾是明尼苏达州红湖中学的一名16岁中学生，他杀死了自己的祖父和祖父的女朋友，然后开车到他所就读的高中先开枪杀死了一名保安和一名教师，之后杀害了5名学生。他在自杀前又使其他6人受伤。威兹曾经非常热衷于自杀行为，浏览暗黑生活主题的网站，穿着暗黑风格的衣服，编写校园枪击案件和僵尸类的故事（Weisbrot，2008）。但是，这些暗黑生活风格更可能反映了抑郁症、自杀的想法和对主流社会生活风格的一种愤怒。
科伦拜恩中学校园枪击案中的枪手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科勃（DylanKlebold）就被认为是这种死亡主题和暗黑生活风格的虔诚信徒。很明显，他们都是充满愤怒的年轻人。在大多数校园枪击案中，作案人明显与学校、教师或者同龄人没有什么情感和牵挂（Wike＆Fraser，2009）。一些研究人员发现，热爱校园对于学生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和减少吸毒行为、校园暴力以及高风险性行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Catalano，Haggerty，Oesterle,Fleming,&Hawkins,2004;Wike& Fraser,2009)。
在一项全美范围的对校园暴力犯罪的研究中，戈特弗莱森等人（Gottfredson，Gottfredson，Payne，＆Gottfredson，2005）认为，公平公正的校园会更少发生暴力和违法行
第十章·多重杀人、校园和职场暴力
为。无论什么类型的校园或者社区都是这样。研究人员还发现，校园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教师的道德水平、教师的关注、强有力的领导以及教师对校园暴力预防的参与程度。他们的结论是：校园的环境和氛围会明显影响校园的犯罪现象、违规事件以及暴力行为的发生。
丹尼尔斯和佩奇（Daniels＆Page，2013）进行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们调查比较了那些发生了校园枪击案的学校和成功避免了校园枪击案的学校在校园文化上的差别。研究涉及四个主题。最后发现，在那些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件的学校大多有如下特点：（1）僵化的文化；（2）不公正的教育；（3）对于不敬行为的容忍；（4）沉默的规则。僵化的文化是指没有给大多数学生归属感。不公正的教育是指老师和管理者对不同的学生使用不同的规则。对于不敬行为的容忍是指当欺凌事件、种族主义事件和粗暴的攻击行为等在学校发生时，学校常常“假装没看见”。沉默的规则是指因为害怕不好的影响或者缺乏足够明确的报告系统，学生无法报告危险信息。当然，我们无法假设所有校园枪击案件只会发生在这些具有负面因素的学校里，一些发生枪击案件的学校可能并不存在这些负面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负面文化存在时，我们应该采取措施进行改善。
研究还发现了重要的一点：凡有积极校园文化的学校，其学生都与学校有密切联系感（Bjelopera，2013）。与学校有密切联系感（school connectedness）被解释为“学生们认为， 学校内的成年人和同龄人彼此关心，既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每一个人”（Centers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