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侵儿童者的矫治
在过去几年，关于矫治性侵儿童者的研究表明，临床上在降低再犯率方面并没有取得十分显著的矫治效果。例如，菲尔比等人（Furby，Weinroth，＆Blackshaw，1989）在全面考 察了性侵害的心理矫治后指出：“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临床医学降低了性侵儿童犯罪人的再犯率，也没有数据可以评估对不同类型的犯罪人的矫治效果是否一样”。这个研究审查了20世纪60—80年代所有的矫治方法。后来，开米勒和昆西（Camilleri ＆Quinsey，2008）指出，他们查阅大量的相关研究材料后没有发现矫治取得过明显的效果。一些学者提到，决策层倾向于制定更为严厉的司法制度，所以他们更希望看到矫治没有效果的研究结论
第十三章·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侵害
(Grønnerod,Grønnerod,&Grondahl,2015)。
还有人指出，研究结论不如意的一个原因是许多评估存在方法上和设计上的错误，研究机构找不到一个足够大的愿意合作的矫治群体。更为困难的是如何获得一个没有接受过矫治的犯罪人群体。况且，许多研究都被限制在矫治中心进行，苛刻的规定阻碍了研究人员展开研究工作。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性侵儿童的犯罪人也千差万别，存在很多的心理变量，如动机、需求、能力、认知、经历和背景。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各不相同。很明显，一种矫治方法肯定不适合矫治所有这类犯罪人。
尽管性侵儿童者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是当代的研究还是识别了一些关键的心理因素，这对于降低再犯率有帮助。这些就是我们在第十二章讲到的动态风险因素。最值得关注的动态因素有四个：（1）犯罪人性冲动时会变得情绪化；（2）犯罪人存在亲密关系和社会交往缺陷；（3）犯罪人对性的认知发生了扭曲；（4）他们还有一系列的认知扭曲。
当代的研究还发现，认知行为疗法是改变动态风险因素最有效的方法。如果遵从风险、需求和响应原则，认知行为疗法会尤为有效（Bonta＆Andrews，2010；Hanson，Bourgon， Helmus，＆Hodgson，2009；Walton and Chou，2015）。按照风险、需求和响应原则，临床医 生需要降低具有中、高风险的犯罪人的犯罪需求，然后配合犯罪人的风格进行矫治。异常的性兴趣和对性侵行为的习惯态度都属于犯罪需求。异常的观念会促使最初的否认、辩解、罪责最小化和解释自己的犯罪心理（Eastman，2004：Worling＆Langton，2012）。
在认知行为疗法中，行为矫治主要关注性偏好和故态复萌，而认知矫治主要关注替性暴力行为辩护并使之保持的信念、观念、态度和自我辩解。性侵儿童者在认知上比性侵成年女性的人更加扭曲（Camilleri＆Quinsey，2008）。认知行为疗法认为，不良的性行为和正常的性行为都出自相同的行为形成模式，都是经过模仿、强化、推论和惩罚的过程而慢慢形成的。所以，通过学习获得的犯罪行为可以经过再学习予以改变。
现在，针对未成年性侵者的矫治项目正在进行中（Hanson et al．，2009；Veneziano ＆Veneziano，2002）。这些项目与对成年性侵者的矫治项目不一样。现代的研究表明，未成年人比成年人存在更大的易变性，更容易被社会环境和同龄人的影响改变，而且具有更低的再犯率。因此，多方面的心理矫治对于降低少年犯的再犯率效果显著，尤其是矫治遵从风险、需求和响应原则的时候（Hlanson et al．，2009）。
沃尔灵和朗顿（Worling＆Langton，2012）在一篇综述了未成年性侵者的评估兼矫治的文献指出，近年来很少有基于矫治组和对照组的研究发表出来。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专业的矫治项目确实降低了犯罪人的再犯率”（p．827）。“不幸的是，关于哪些矫治对哪些未成年犯有效果的问题还很少有研究结果出来”（p．827）。参考美国和加拿大的性侵害矫治项目，沃尔灵和朗顿定下了许多目标，包括加强责任感，加强健康的性认知，建立亲社会的性观念，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预防意识。
沃尔灵和朗顿还注意到，监禁环境很容易发生性犯罪人和非性犯罪人遭受性侵害的事件。贝克、哈里森和杰里诺（Beck，Harrison，＆Guerino，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有2％的未成年犯称自己在监禁时被人性侵害过，大约12％的未成年犯称自己在被监禁的第一年被人性侵害过，81％的人称自己遭遇过两次以上的性侵害，43％的人称自己遭遇过两个人以上的性侵害。未成年人在监狱待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受到性侵害（关于这一话题，前面的专栏13.1已经有所介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