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和暴力中的社会学习因素
当遭受强烈的挫折时，为什么有些人选择了攻击行为，有些人却改变了自己的策略，或者退缩，或者似乎不受任何影响？过去的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在第四章所介绍的，人类擅长学习并保持过去曾经有效的行为模式，即使这种行为模式只是偶尔有效。这一学习过程始于童年早期，儿童的很多行为是通过观察父母或者周围重要他人的行为而获得的，这个过程叫作模仿或者观察学习。因此，儿童的行为模式一般是通过模仿他人获得的，不管这个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Bandura，1973）。研究发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儿童最容易学会攻击行为：（1）有很多观察攻击行为的机会；（2）个人的攻击行为得到了强化；（3）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Huesmann，1988）。
假设哈里斯的父亲在湿热的天气里工作了一天，但一无所获（挫折），为此他感到很烦恼。回家后，他发现邮箱里面有一封来自美国国税局的官方信件，于是一边在嘴里嘟囔着脏话，一边打开了信件，发现国税局怀疑他少向政府交了几百美金的税款，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少交（增加了挫折感），国税局要求他参加审计（比之前感受到了更强烈的挫败感），结果他用拳头砸着桌子，喊道：“该死的！”他甚至可能说出更刺耳的话，并用力踢身边的凳子（他一般不会过于用力，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太用力会伤到自己的脚趾）。哈里斯看到了整个情景，几小时后，他搭的积木倒了，小哈里斯对室内的凳子拳打脚踢，咒骂道：“该死的！”
榜样的作用
在1965年，阿尔伯特·班杜拉做了一个研究，堪称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他选择了66名学前儿童（33名女孩、33名男孩），将他们分成三组，分别看一段5分钟的电影，上演的是一个成年人在语言和肢体上攻击一个塑料的充气娃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个普通玩具，这样的玩具现在已经变成了市面上更普通的不可战胜的蜘蛛侠或超人了），当用沙棒打这个娃娃时，娃娃还会弹回来。在电影中，成年人用力猛打、脚踢和锤这个娃娃。第一组小朋友看到成年人的攻击行为受到了奖励，攻击者获得了糖果和饮料；第二组小朋友看到电影里的榜样挨了打并遭到口头谴责；第三组小朋友看到攻击行为后，攻击者既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得到奖励。
看完电影后，班杜拉允许小朋友在一个有玩具和充气娃娃的房间里自由活动10分钟，发现那些看到攻击行为受到了表扬的小朋友与另外两组相比表现出了更多的攻击行为。另外，男孩比女孩的攻击性更强。看到攻击行为后，受到惩罚的小组成员表现出的攻击行为最少。
随后班杜拉对这个基础研究设计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仍然验证了该模型。随后的一些研究不仅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还发现媒体暴力（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作用（Baron，1977）。
第五章·攻击和暴力
如果儿童的模仿行为因为重要他人的表扬或鼓励受到了强化，那么这一行为在将来再
次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研究表明，父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鼓励或强化孩子（尤其是男孩）的攻击行为，那么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例如，如果父母通过哈哈笑的方式来关注哈里斯踢凳子的行为，将来哈里斯就可能去踢家里的小猫。如果踢凳子和踢积木的暴力程度相对来说较轻微，那么父母以家庭成员为发泄对象的行为就非常严重了。如果社会中有太多的儿童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情况会怎样呢？有时，成人“只是”会鼓励或期望儿童做一个像橄榄球中后卫球员一样强大的人，能对乱开玩笑的邻家小孩给予还击，以证明自己是同样强大的。他们学到了如果对其他儿童进行攻击可以得到地位、特权及最诱人的玩具和物品。
榜样的类型
班杜拉（Bandura，1983）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榜样类型：家庭成员、亚文化群体成员和大众传媒提供的象征性榜样。正如在第二章介绍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在孩子的青春期之前一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榜样。到青春期初期，同龄人的榜样作用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在以攻击为榜样的社区或在以攻击能力为优秀品质的群体中，攻击的发生率是最高的（Bandula，1983：Lacourse，Nagin，Tremblay，Vitaro，＆ Claes，2003；Thornberry &Burch,1997)。
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电视、杂志、报纸和书籍等）提供了大量的象征性的榜样。电子游戏和网络拓展了媒介的类别。电视节目充斥着孩子的成长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儿童提供成百上千个潜在的有影响力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榜样，如周六早上的卡通电影、有线电视和卫星频道电影，这些榜样对儿童的影响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本章后面的部分还会讲到。
既然父母是有影响力的榜样，于是有人假设，有攻击性的或者反社会性的父母会培养出有攻击性的或反社会性的儿童。在一项早期的经典研究中，西尔斯、麦科比和莱温（Sears，Maccoby，＆Levin，1957）访谈了400位幼儿园儿童的母亲，询问她们的管束方式、她们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态度及儿童对同伴、兄弟姐妹和父母的攻击行为表现。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结果是：父母对儿童的体罚与儿童的攻击行为相关；当攻击行为得到了父母的许可时，儿童的攻击性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为了证明这个研究结果，一些研究者发现，与父母不在场相比，当允许有攻击行为的父母在旁观看时，学前儿童在游戏中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Siegel＆Kohn，1959）。
班杜拉（Bandura，1973a）提到，如果掌握了前面提到的学习原理，就可以有效地理解和矫正攻击行为。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人们会逐渐认同班杜拉的观点。
社会学习理论假定，攻击行为最初是通过观察攻击性榜样或直接的经验获得的，然后通过强化加以提炼并得到保持。所以，尽管人们可能拥有攻击性的行为模式，但是如果没有机会使用或者不被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引导，这种行为就不会表现出来。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生物结构可以限制人们所习得的攻击反应的类型，遗传禀赋也会影响学习的速度（Bandura，1973a）。生物结构不会预先设定个体所表现的某个具体的攻击性行为。个体的攻击性行为是通过后天有意或无意的观察习得的，并通过强化得以修正。
观察模型
观察者如果只接触攻击性榜样，不一定会表现出同样的攻击行为。有各种条件可能会
阻碍观察学习的发生。个体间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人可能没能注意到榜样行为的关键特征，或者符号记忆或视觉记忆能力很差，他们甚至可能不愿意模仿这个榜样。班杜拉指出，观察学习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观察者已具有准备再现这一行为的动机。例如，媒体上播放了一段有关杀人犯罪的描述性报道，很长一段时间后，其他人都把这事忘了，但是一个滥杀案的杀人犯会记着这件事，他不断地思索，在头脑中回想着残忍的犯罪情景，一旦碰到恰当的机会，所观察到的犯罪情景就是他的谋杀行为的剧本。
另一个会限制观察学习的成分是观察到榜样行为之后的结果。如果榜样在攻击行为的过程中或者之后很快受到了斥责或惩罚，就会抑制观察者的学习行为。如果我们想通过娱乐媒体来抑制反社会行为，就要使“坏蛋”在实施暴力行为后不能逃脱惩罚。
攻击行为要想得以保持，就需要定期的强化。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攻击行为可通过工具性学习得以保持。在开始阶段，观察是重要的。在后面的阶段，强化是关键。当个体得到物质的或社会性的回报时，就受到了正强化。当个体因为攻击行为让其逃脱了厌恶的情境时，则受到了负强化。如果个体的攻击行为既没有得到正强化，也没有得到负强化，他仍有可能继续这种攻击行为，因为有攻击性的儿童总是预期在攻击行为之后会得到更多的正性结果和较少的负性结果（Hubbard，Dodge，Cillessen，Coie，＆Schwartz，2001）。“与 普通的伙伴相比，攻击性的儿童更倾向于相信攻击行为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可以减少他人的排斥，可以使自己和同伴感觉更好，增强自我价值感，有助于避免负面的形象”(Hubbard et al.,2001,p.268)。
因为奇怪的名字或者窘迫的居住环境而遭受嘲笑或欺凌的年轻人可能会用拳头来对付这种嘲弄，他们从这个新的攻击行为中获得强化，这种强化是一种负强化，但仍然是有回报的。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攻击行为也可以让人对情境有一种控制感。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学生长期被同伴嘲弄，他决心用枪将所有参与嘲弄的人都杀死，以终止这种令人厌恶的遭遇。控制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强化对人类的任何行为而言都是有效的，特别是对攻击或暴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