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的认知模型
最近的认知模型对习得性攻击做出了新的解释，除观察学习外，个体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加工策略在攻击行为的习得过程中同样重要。近年来，出现了两个主要的认知模型：一个是由罗威尔·休斯曼（Rowell Huesmann，1997）提出的认知脚本模型，另一个是由肯尼思·道奇（Kenneth Dodge，1986）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敌意归因模型。
认知脚本模型
罗威尔·休斯曼（Huesmann，1988）提出，一般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攻击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的和记忆中的认知脚本影响。“剧本会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这样做有什么后果”（Huesmann，1988，p．15）。剧本可以通过直接经验获得，也可以通过观察而习得（Bushman＆Anderson，2001）。一旦获得了，我们就会用它来指导生活。对于个体而言，每一个剧本都是独特的。剧本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改变，并且可能一直保持到成年。剧本的建立需要不断地重复，通过重复才能在记忆中编码和保持，如此一来，当个体面对问题时，也更容易提取和运用。“剧本是长期以来获得的储存在头脑
第五章·攻击和暴力
中的认知程序，这个程序可以指导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Huesmann，Dubow，＆ Boxer，
2011，p．128）”。至于哪些内容储存在记忆剧本中，哪些记忆的剧本被提取并被运用，以及个体对剧本如何做出恰当的评估，都非常重要（Huesmann，1988，p．19）。在这个过程中，情感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它影响人们对剧本的选择和评估。例如，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在高兴的时候，对剧本的选择是不同的。
父母的重要性也不可轻视，若孩子看到父母的行为总是攻击性的，那些与攻击相关的图式、剧本和信念就更容易被提取（Huesmann et al．，2011，p．131），就像哈里斯在玩积木的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如果父母提供了合适的榜样，孩子就会立即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但孩子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模仿，他们会将父母的剧本、观点和信念全部编入自己的剧本清单中。随着个体日渐成熟，评估过程包括预测某一剧本的情节在导致某种结果方面有多大的信心；判断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执行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自我设定的内在准则，最后，那些与自己的内在准则不一致或相违背的剧本可能不再被储存和使用。不反对攻击行为的个体或者把攻击行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更有可能将攻击性的剧本整合到行为中。例如，有攻击性的儿童更容易诱发他人的攻击性反应，这样又进一步让他坚信，攻击性是人的本性，于是攻击行为和信念就以这样一种循环的、持续的方式相互作用。
敌意归因模型
肯尼思·道奇和他的同事认为，那些具有高度攻击和暴力倾向的少年通常具有敌意归因偏差，即有暴力倾向的年轻人（或成年人）与那些攻击倾向性低的同伴相比，更倾向于将中性的行为解释为敌意的具有威胁性的信号（Dodge，1993），如一个人的脚无意中被书桌卡住了，他可能会认为是有人在故意使坏。迪尔等人（Dill，Anderson，Anderson，＆Deuser，1997，P．275）提出，具有敌意归因偏差的人倾向于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与对普通儿童的评估相比，具有敌意归因偏差的儿童认为非攻击性的情境存在的攻击和暴力可能性高一倍（Hubbard et al．，2001）。像道奇（Dodge，2011）提到的，“如果个体认为他人对自己的冒犯行为是不怀好意的（一种敌意归因），个体做出攻击反应的可能性就非常高（约为0.76）；同理，如果个体认为他人的冒犯行为不是故意的，那么做出攻击反应的可能性就非常低（约为0.25）”（p．165）。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均有敌意归因偏差（Vitale，Newman，Serin，＆Bolt，2005），但 男孩与女孩相比表现得更强烈一些（Cillessen，Lansu，＆Van Den Berg，2014）。西利森等 人还发现，与那些在同伴群体中地位高的儿童相比，在同伴群体中地位低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敌意归因偏差。
研究一致表明，那些有暴力倾向的青春期少年“通常都会以一种敌意的方式看待社会问题，采取敌对目标，很少寻找更多的事实，较少考虑其他的解决办法，没有过多地思考攻击行为的后果，将攻击性反应作为优先的选择”（Eron＆Slaby，1994，p．10）。简言之，赛林和普雷斯顿（Serin＆Preston，2001）总结道：“富于攻击性的未成年犯缺乏解决社交问题的技巧，头脑中持有很多支持攻击的信念。他们倾向于以敌意的方式看待问题，倾向于选择敌意的目标，很少寻找验证性信息，不考虑选择替代性的解决方法，往往会忽视攻击的后果并选择无效的解决办法”。
研究结果显示，敌意攻击偏差在学前阶段形成，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并会持续到成
年期（Dodge，2011：Dodge et al．，2002：Nigg＆Huang-Pollock，2003）。大多数的孩子因为
长大成熟，其敌意归因偏差不再明显，社会认知能力（能够理解不同的情感和意图的高级言语技能）发展得好的学前儿童在儿童早期就会表现出这一特征（Choe，Lane，Grabell，＆
Olson，2013）。崔（Choe）等人写道：“有些学前儿童能够根据潜在的错误信念更好地解释他人的行为，能够感知到他人不同于自己的情绪状态，言语能力较强，这些儿童在未来的2～3年内的敌意归因相对较少”（p．2251）。
同伴拒绝在敌意归因偏差的出现和保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道奇（Dodge，1993b）对一些学生从小学持续追踪到中学后发现：在小学阶段，对他人的敌意归因倾向与同伴排斥呈显著相关，这种敌意归因倾向在中学阶段会增加攻击性。科伊（Coie，2004）认为，社会认知缺陷和攻击性相关，被排斥的富有攻击性的男性在敌意归因偏差方面表现出了一贯的高倾向性，这使他们在青春期做出了很多暴力的违法犯罪行为，且这种行为方式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早期（p．255）。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有些儿童因为早年受到了家庭的暴力和虐待，他们倾向于对同伴产生敌意的预期（DeWall，Twenge，Gitter，＆Baumeister，2009；Dodge，Bates，＆Pettit， 1990；Hubbard et al．，2001）。儿童在和抚养者的互动中发展出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不良的对待，他们就会形成“人们都有恶意”的图式、剧本、知识结构和工作模型（Dodge，2011，p．173）。早年受到虐待的孩子往往对敌意的社会线索更加敏感，时刻准备着在他人的行为中捕捉敌意信息，即使是很中性的调侃行为也可能立刻引发报复性攻击反应（Dodge，2001，p．65）。那些有敌意归因偏差的、被同伴排斥的孩子容易成为他人进行身体攻击的对象，这会让这些孩子变得更加多疑（Coie＆Miller—Johnson，2001），他们很快就会对许多同伴产生敌意归因偏差，包括对刚认识的同伴。“与其他同伴相比，这些儿童有一套普遍适用的社会认知结构，这些认知方式使他们很快就会对新认识的同伴做出的行为进行敌意性的推论”（Hubbard et al．，2001，p．277）。其他儿童也可能存在敌意归因偏差，但他们在确认敌意对象时更有针对性，可能根据对方的某些行为模式或者只有在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才进行这样的归因。
罗纳德·布莱克本（Ronald Blackburn，1998）也报告了他的研究结果，那些总是违法的成年人一直试图控制他们认为是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社会环境。布莱克本认为，严重的惯犯建立了一套以敌意为主的人际互动模式，这不是良知或者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导致的，经常性的犯罪行为反映了一种在社会环境中控制和支配他人的企图。根据布莱克本的观点，持续的犯罪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者控制社会环境的企图”（1998，p．174）。因此，那些持续终身型犯罪人的内心不断出现的认知脚本是要控制他们认为具有敌意的社会环境，哪怕是以一种敌意的方式。
最近，布莱克本的结论在维特莱等人（Vitale et al．，2005）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维特莱对150个已被监禁的男性进行了调查，试图了解他们的敌意归因程度。研究发现，在多种情况下，人格异常者与非人格异常者相比，更容易表现出敌意归因偏差，该研究还支持这样一种假设，不同的反社会路径都具有相同的敌意归因倾向。另外，敌意归因偏差也在监狱的罪犯身上有所表现，那些对自己有很多负面评价的罪犯有更明显的敌意归因偏差。
总之，敌意归因偏差以一种敌意的眼光看待别人的行为，认为那些都是挑衅、有害、故意或不正当的。对于某些个体而言，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结果是这种归因偏差或风格逐渐成为一个可延续的整体风格，意味着在其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具有认知缺陷，这将在
第五章·攻击和暴力
很大程度上歪曲信息（Fontaine，2008）。有时，当人们认为别人对自己做出了有害的行为时，
会运用极端的暴力方式回应（见第九章和第十章）。在讨论杀人和大规模谋杀的时候，我们还会讨论这个话题。
攻击行为：简单易行
攻击是解决冲突的最简单易行的方式。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个人的意愿发展，应对这种后果的最直接的方法（从长远来看并不一定是有效的方式）就是以一种威胁的、敌意的方式去应对。与攻击性的解决办法相比，那些亲社会的解决方法和其他可替代的非攻击性方法就显得更为复杂、不够直接了。事实上，亲社会的解决方法和其他的非攻击性方法比起来更难以应用。从理论上来讲，“头脑简单”的人更愿意运用简单和直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亲社会的解决方法更复杂、更难以应用，所以要求行为者具备有效的社会技巧。培养有效的社会技巧需要时间，而且在熟练掌握这些技巧之前需要经过一段不稳定的强化期。相反，攻击性行为通常能给攻击者即时的强化，更容易被保留在个体应对冲突情境的即时性解决方案中。
艾伦和休斯曼（Eron＆Huesmann，1984）进行了长达22年的纵向研究，他们发现，智能缺陷和社交技巧的匮乏会对儿童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使儿童在解决冲突时更容易采用攻击性的行为方式。例如，经反复研究证实，作为严重的性侵犯者的未成年人在社交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缺乏社交技巧、同伴关系差，往往被同伴疏离等（Righthand ＆Welch，2001）。该研究还发现，这种攻击风格将会跨越情境和时间，贯穿人的整个成年期。而且，不单是智能缺陷和社交技巧能导致攻击行为，由于攻击行为会阻碍个体与老师和同伴积极的社会交往，影响儿童智力和社交技能的发展，进而会形成一个长期的恶性循环：攻击行为影响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又反过来影响攻击行为。两者之间是相互的。
道尔夫·齐尔曼（Dolf Zillmann，1988）提出了一个与认知脚本理论相似的观点，与伯克威茨一样，他强调，生理唤起的重要性及与认知的交互作用。齐尔曼认同赫布（Hebb，1955，p．249）的观点，即生理唤起是能量源，而不是导向装置，是引擎而不是方向盘。认知为愤怒、恐惧或者挫折所产生的生理唤起提供了方向。从本质上说，认知是情绪的管理器，实验发现：“在理解犯罪人的攻击行为时，愤怒及愤怒控制显得尤为重要”（Roberson，Daffern，＆Bucks，2015，p．79）。与内在愤怒的控制能力相反，个体对外显愤怒的控制能力能够预测一个人的攻击和暴力行为（Roberton et al．，2015）。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面对一次升迁机会，当个体认为机会非已莫属却遭到了拒绝时，往往会愤怒不已，当个体已经做好升职的准备却受到了打击时，往往非常难以接受。
通过对动物和人类的攻击行为进行长期观察发现，当生物体知觉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了威胁时，他们要么直面应对，要么逃跑。发生“对威胁的觉知”后，很快就会产生生理上的唤起，从而使机体做好准备，战斗或逃跑。齐尔曼认为，“对威胁的觉知”可能是即刻的，反应是一种反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对人类来说尤其如此，这正是认知脚本的由来。
如果有适度的生理唤起水平，具有亲社会价值观和社交技能的个体很可能会寻求非攻击性的脚本，即使他最初感到了愤怒或者是受到了威胁。然而，高水平的生理唤起会阻碍复杂的认知过程对内在行为规范的调节，同时还会损害我们评价他人意图的能力，影响个人判断别人的真正意图以及周围的情况（Zillmann，1988）。设想一下，你处在一个充满压
力和恐惧的情境中，或者你觉得非常愤怒，说了不该说的话或做了你不想做的事，你就会发现理智地思考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在高水平的唤起下，认知似乎变得更狭窄和更受限制了，大脑几乎是一片混乱。在这种高度的唤起状态下，我们一般会用那些习惯性的反应来支配和做出自己的行为。实际上，我们会变得“易冲动”、缺乏思考，那些用于减少敌意或暴力行为的认知调节作用被极大地削弱了。如果我们以前练习或演练过采用非暴力的或者非攻击性的行为来解决问题，那么在我们处于高压力、高唤起的状况时，就会采用这种习惯性的行为。专门针对愤怒管理的心理治疗项目可以帮助个体意识到与愤怒相伴随的生理反应，还可以让人学到控制愤怒的策略（见专栏5.2）。
聚集矫治项目
专栏5.2 应对愤怒
—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对哪些个体有效？愤怒是大部分人都会体验到的一种情绪，有时频率
·
阅读任务、小团体讨论、技能练习
·
很高、定期出现。我们一般将愤怒视为一种人格特征和
愤怒的生理指标的识别训练（如心跳加速）情绪状态。当愤怒干扰了与
的关系、影响到日常生
·引发愤怒的引燃源识别训练（如孩子的哭闹、滥用活、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或导致通过暴力行为伤害到他
酒精） 人的时候，愤怒就会成为问题。在愤怒的状态下，父母
·控制愤怒的方法训练（如超时设定、呼吸练习、放可能会对孩子大打出手，伴侣之间会大动干戈，机动车
松技巧） 司机可能会伤害行人或其他的司机。愤怒还会导致抑郁，
研究表明，愤怒管理项目是有效的，其有效性的大甚至自杀。
小存在差异，也会因受众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有的项目持续的愤怒会导致个体有自我伤害或做出犯罪行为
可以有效地改变认知，但是在减少与愤怒有关的行为时的风险，有的人甚至已经这样做了。心理学专家或心理
逊色一筹，研究者关注导致有的人反馈良好而有的人变健康工作者面对这样的个体时，通常会采用愤怒管理治
化不大的个体差异，例如，愤怒管理团体治疗对那些有的个体治疗或团体治疗（称为愤怒管理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个体的治疗效果不明显（Maishall团体治疗项目）的形式。这一项目尤其在家庭或亲密伴
et al.,2010)。 侣施暴者中广泛采用，对于暴力违法的未成年人和伴有
问题讨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也适用。愤怒管理也被用于解决
约会暴力，或作为学校辅导项目，我们通常将后一种方
1．如果个体的社会环境可以调整人类的愤怒情绪，那式视为预防项目而不是治疗项目（Shorey et al．，2014：
么环境中的哪一部分在起作用？McWhirter&Mcwhirter,2010.)。
2．当把愤怒管理治疗用于不同的群体时—（1）家庭一个典型的愤怒管理团体治疗项目通常涉及认知行
暴力实施者：（2）伴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3）为治疗，治疗师不一定需要具备心理学博士学位。治疗
未成年人—将会面临哪些挑战？项目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3．针对学生以学校辅导项目开展的愤怒管理有哪些优
·每周一次的90分钟的会谈，大概持续12周
势和劣势？ 一般攻击模型
为了整合前面提到的关于攻击理论的一般特征，纳森·德沃尔和克雷格·安德森（Nathan DeWall＆Craig Anderson，2011：DeWall，Anderson，＆Bushman，2011）提出了一 般攻击模型（GAM），这个模型是关于攻击和暴力的理论框架，其中包括生物学因素、个性发展、社会性发展、基本认知过程、短期和长期的加工和决策过程等（p．255）。尽管这个模型试图囊括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影响攻击和暴力的因素，但它重点强调过去40年来由社会心理学家、人格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提出的社会认知和社会
第五章·攻击和暴力
学习理论。根据这个模型，攻击和暴力行为取决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和解释、对不同
行为结果的期望、对行为方式的了解和信念，以及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有效性的自信程度。尽管在开始阶段，认知过程是复杂的，但是通过文化的学习和经验的累积，认知过程中的判断和选择逐渐呈自动化的趋势，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或意识控制。例如，在经验和文化的影响下，个体可根据他人的外貌、信仰和国籍迅速地不加思考地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敌意的或是有威胁的。
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暴力源于逐渐升级的循环，它始于一个触发事件，该事件可能是严重的，也可能是平常的小事，触发的事件往往涉及双方，如两个人、两个小组、两个宗教或两个国家（DeWall＆Anderson，2001，p．23）。在这种情境中，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认为，给对方一个回应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而对方则认为，这种回应是不合理的，甚至非常严重，必须给予反击。于是，这种攻击就开始不断地循环。德沃尔和安德森认为，这种不断报复的循环基于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在第四章曾介绍过，人们通常把别人负面的行为视为他个人的素质问题（他卑鄙），而认为自己的负面行为是外部情境所导致的。两位研究者提到，“人们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总是将其他人的行为归因为恶意的和伤害性的，而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对情境的反应”（p．24）。
除了升级周期，德沃尔和安德森认为，攻击和暴力行为还源于很多因素，“如果你想把人塑造成倾向于运用攻击和暴力的类型，就剥夺了能够满足他们的生理、情感、心理和社会需要的资源，然后向他们呈现了大量的关于攻击和暴力的榜样，尤其是通过攻击和暴力可以达到目的的榜样，再告诉他们一些关于运用非人性化手段达到目标的价值观和信念，尤其是要告诉那些本来就不喜欢自己团队的人，不断地向他们展示多种多样的暴力和破坏的手段，直到他们对这些不敏感为止。最后提供合适的行为一认知脚本，这时他们就达到了你预想的暴力水平了（DeWall＆Anderson，2011）。
“我”的立方理论
“我”的立方理论是对一般攻击模型的扩展。与一般攻击模型类似，“我”的立方理论提供了一个结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1）某个因素触发了攻击行为过程；（2）多重复杂的风险因素相互关联促使或削弱了攻击行为（Slotter＆Finkel，2011）。“我”的立方理论将与攻击行为相关的风险因素划分为三类：（1）诱发事件，指能够激起攻击倾向的具体事件；（2）推动力量，在诱发事件发生后，能够提高攻击行为发生概率的因素；（3）抑制力量，指能够降低和抑制攻击行为发生概率的因素。“我”的立方理论与一般攻击模型不同的是它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强调自我调整的核心作用，提出了一些新的导致攻击和暴力产生的风险因素（Shaver＆ Mikulincer，2011）。马尔多纳多等人（Maldonado＆DiLillo＆Hoffman，2015）发现，“我” 的立方理论能为解决亲密伴侣间的攻击和暴力行为提供有效的策略，该理论的情绪调节部分尤为明显。
一般攻击模型和“我”的立方理论是新兴的攻击方面的元理论的代表，这两个理论整合了本章前面提到的早期出现的诸多小理论，为将来人类攻击和暴力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