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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最亲近的人,谁都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最冷静而审慎的人有一个与自己的基本性格相矛盾的弱点。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听到、看见孩子或者女人流泪就不能无动于衷。见到眼泪会把他带入一种张皇失措的状态,让他完全丧失思考的能力。他的办公室主管和秘书知道这一点,预先告知那些女请愿者,如果不想把自己的事弄糟,就绝对不能哭。“他一生气,就不会听您说什么了。”他们说。的确,在这种情况下,眼泪弄得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心里烦乱,表现得急躁气愤。“我办不了,什么都办不了,请出去!”遇到这种情况他通常这样喊道。

当时,从赛马会上回来,安娜跟他解释了自己跟弗隆斯基的关系,随后马上用两手捂着脸,哭了起来。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尽管他心里惹起了对她的愤恨,同一时刻又感到潮水般涌来的内心烦乱,眼泪总能对他产生这种作用。知道这一点,知道在这种时候表现出他的感情很不适当,他便极力把任何显出他还是个活人的表现抑制在自己心里,因此他一动不动,也不去看她。正因为这样,他脸上有了那种奇怪的死人一般的表情,是那样让安娜感到惊讶。

当他们到家时,他扶着她下了马车,以习惯性的礼貌与她告别,说出那几句不让他担负任何责任的话;他说,明天,他会把自己的决定通告给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怀疑,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心里引起剧烈的痛苦。这痛苦又因为对她肉体上的怜悯这一奇怪的情感而加剧,那是她的眼泪在他身上所引发的。不过,当一个人留在马车里,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惊讶和高兴的是,他感到自己完全从这种怜悯,从最近折磨他的怀疑和嫉妒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体会到一个人拔掉疼了很久的牙齿的心情,经受了可怕的疼痛和某种巨大的、大过脑袋本身的东西拔出颌骨的感觉之后,病人突然之间,都不相信自己的幸福,感到那样久久地毒害了他生活、禁锢了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不复存在,感到他又能生活、思考,不仅仅只关心一颗牙齿的事情了。这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体会到的感觉。那疼痛奇怪而又可怕,但现在它已经过去了;他觉得他又能生活下去,不必只想着妻子了。

“没有荣誉,没有人心,没有信仰,一个堕落的女人!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一直看得出,但可怜她,所以竭力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也确实觉得,他一直都看到了这一点;他回顾他们过往的生活细节,以前并没有让他觉得有什么不好的——现在这些细节清晰地证实她一直是个堕落的女人。“我错了,不该把自己的生活与她的结合在一起,但我的错误里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因此我不会不幸福的。犯错的不是我,”他对自己说,“而是她。但我没什么跟她相干的,对我来说她并不存在……”

降临到她和儿子身上的一切——对儿子,也像对她一样,他的感情已经变了——已不再占据着他的心。现在占据他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以对自己最好、最体面、最方便,从而也是最公正的方式,抖落她因堕落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自己积极、正直而有益的生活道路走下去。

“我不会因为可鄙的女人犯了罪而不幸福;我只需找到最好的办法摆脱她令我置身的艰难处境,我也会找到的。”他对自己说,眉头越皱越紧了,“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且,暂且不论从人们记忆犹新的、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的海伦开始的那些历史上的先例,一长串现代上流社会对丈夫不忠的妻子的种种情形已出现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脑海里。“达里雅罗夫、波尔塔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金伯爵、德拉姆……对,还有德拉姆……那样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回忆着,“就算某种不合情理的ridicul。落到这些人身上,我也从未看出这里除了不幸还有什么别的,而且也总是对此抱以同情。”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尽管这并非事实,他也从来没有同情过这类不幸,而且妻子背叛自己丈夫的事例越频繁,他就越高度重视自己。“这是那种会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这不幸也降临到我头上了。问题仅仅在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改变这一处境。”他开始逐一审视那些跟他处于相同境地的人行动方式的细节。

“达里雅罗夫投身决斗……”

决斗特别吸引青年时代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心思,恰恰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胆小的人,他也很清楚这一点。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想到对准自己的手枪就感到恐怖,一生中从未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从年轻时起就促使他经常想到决斗,在那种自己的生命必须经受危险的处境中衡量自己。生活上取得成功和稳固的地位后,他早已忘记了这种感觉;但感觉的习惯占了上风,对自己怯懦的恐惧此时是如此强烈,以致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久久地、从各方面反复考虑并在思绪中抚弄着有关决斗的问题,尽管他预先就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去决斗。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还是那么野蛮(不像在英国),许多人——这许多人中有些人的见解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特别重视——从好的方面看待决斗;可这样会达到什么结果呢?比方说,我挑起决斗,”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继续自语道,活生生地想象着他挑战后要度过的那一夜,以及指向他的手枪,便浑身一哆嗦,明白他永远不会这么做,“比方说,我向他挑起决斗。比方说,他们教会我,”他继续想着,“让我站好,我就扣动扳机,”他对自己说着,闭起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晃了晃头,好驱赶掉这些愚蠢的念头,“杀一个人,对确定自己与犯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又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会那样作出决定,该拿她怎么办。但是,更有可能而且确定无疑的是——我会被打死或是受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一个牺牲品——却被打死或是受伤了。这就更没有意义了。但是还不止这些;挑起决斗从我这方面说是不正直的行为。难道我不是预先就知道,我的朋友们绝不会容许我去决斗——不容许一个俄罗斯需要的、治国之人的生命遭受危险?到头来会怎样?不过是,我,预先知道事情绝不会落到危险的境地,只是想用这一挑战赋予自己某种虚假的光芒。这不诚实,这是作假,这是欺骗他人和自己。决斗是不可想象的,也没有人盼着我会决斗。我的目标是,要确保自己的声誉,那是毫无阻碍地继续自己的事业所需要的。”公务活动,先前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眼里就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探究并否定了决斗之后,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转向了离婚——他记起的那些丈夫当中,有些人选择的另一条出路。他逐一检视记忆中所有已知的离婚事例(在他十分熟悉的、最上层的社会里,这种事情非常多),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找不到任何一个离婚事例与他抱持相同的目的。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丈夫让步或者出卖掉不忠的妻子,而另外一方由于有罪,无权再结婚,便与新的配偶开始一种臆造的、假装合法的关系。以自己的情况,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看到,取得合法的,即仅仅弃绝有罪妻子的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到,他所处身的生活的复杂环境,不会容许那些法律所要求的、揭露妻子罪行的粗俗证据成为可能;他还看到,这种生活的某种精微高雅不会容许使用这些证据,如果有证据的话,使用这些证据会在公众舆论上让他比她更受损害。

离婚的企图只会导致丑闻性的诉讼,对那些敌人,对诽谤和侮辱他在上流社会高高在上的地位是个难得的机会。主要的目的——以最小的紊乱来确定处境——通过离婚也是达不到的。此外,一旦离婚,甚至企图离婚,很显然,妻子就要断绝与丈夫的关系并与自己的情人结合在一起。可是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心里,尽管眼下在他看来他对妻子全然抱着鄙视的冷漠,对她还留有一种情绪——不希望她毫无阻碍地与弗隆斯基结合,让她的罪过对她有利。单是这个念头就那样激怒了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以至于一想到这里,他就内心痛苦地呻吟起来,欠起身子,在马车里换了个位置,此后久久地眉头紧蹙,用毛茸茸的毯子裹着自己怕冷而瘦骨嶙峋的双腿。

“除了正式离婚,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金和善良的德拉姆那样做,也就是与妻子分居。”他继续想道,平静下来;不过这个办法也一样是种难堪的耻辱,跟离婚一样,而主要的——这么做,也恰似正式离婚一样,将他的妻子抛向了弗隆斯基的怀抱。“不,这不可能,不可能!”他又去翻弄毯子,大声说道,“我不能不幸福,但她和他不应该幸福。”

那种嫉妒之感,真相不明时一直折磨着他,在被妻子的话疼痛地拔掉那颗牙齿的一刻就过去了。但这种感觉变了,变成了愿望,愿她不但不会洋洋得意,反而因自己的罪行得到惩罚。他不承认这种感觉,但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她为破坏了他的平静和荣誉而遭受痛苦。随后,再次检视决斗、离婚、分居的办法并再次把它们否掉,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确信,出路只有一个——把她控制在自己身边,将发生的事情对外界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可掌控的措施中断这一关系,最主要的——对此他自己也不承认——要惩罚她。“我应该宣布自己的决定,说我考虑了她将家庭所置于的艰难处境,其他所有出路都比表面上的status quo对双方更坏,说我同意维持这种状况,但要以她那一方严格履行我的意志为条件,即终止与情人的关系。”为确认这一决定,在它已最终被采纳的时候,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又有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只有这样的决定,我才算做得与宗教相符。”他对自己说,“只有这样的决定,我才没有弃绝自己犯罪的妻子,给她机会改正,甚至——不管我会感到多么艰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改正和拯救她。”虽然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也知道,他不会对妻子有道德上的影响,知道这种改正的尝试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谎言;尽管,经受着这些痛苦的时刻,他一次也没想到去宗教中寻求引导——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与宗教的要求相符时,对这个决定的宗教性赞许给了他充分的满足和某种程度上的安慰。他很高兴地想到,在如此重大的生活事件中,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的做法不符合那宗教的教规,而在普遍的冷淡和漠然之间,他一直高高举着它的旗帜。考虑着进一步的细节,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甚至看不出,为什么他与妻子的关系不能几乎跟先前一样。毫无疑问,他永远也不能恢复对她的尊重了;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因让他把自己的生活弄糟,因为她是个不道德不忠实的妻子而受苦。“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重造一切,原先的关系会恢复起来,”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对自己说,“就是恢复到这样一种程度,让我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不再感到烦乱。她应该不幸福,但我没有过错,因此不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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