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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的计划执行起来遇到许多困难，但他尽全力奋争，尽管未能达到所期望的目标，但让他能够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件事值得去工作。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农事已在进行中，无法让一切停下来再从头开始，而是应该在运转过程中修正机器。

在他回到家的那个傍晚，他把自己的计划传达给管家，管家显然愉快地同意了他的那部分说法，也就是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和不上算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可老爷就是不肯听。至于列文所做的建议——在所有农事活动中与雇工们采取类似入股的方式——管家对此只表现得大为沮丧，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意见，而是马上说起第二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吩咐再耕一遍地，让列文觉得现在还谈不上这件事。

跟农民们说起那件事，对他们做出新的土地条件的建议时，他也同样碰到那个主要的困难，也就是他们那样忙于当天的日常活计，以至于没时间去考虑这一措施的好处和坏处。

那个天真的农民，养牛人伊万，看来完全明白了列文的建议——全家参与牲口饲养的收益之中——也完全赞同这个措施。但是，当列文向他灌输将来的收益时，伊万的脸上露出不安和遗憾，他都无法把话全部听完，接着就匆忙给自己找了个不容拖延的活计：或是拿起叉子把干草投到牲口棚外，或是倒水，或是清除畜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那种无法克服的不信任，不相信地主会有什么别的，无外乎想尽可能地搜刮他们。他们坚信，他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什么）他是永远都不会告诉他们的。而他们自己，表达着各种见解，也说了很多，但从来都不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除此之外（列文觉得那位胆汁质的地主是对的），农民们觉得无论什么协议，一个首要且不可改变的条件就是他们不能被迫采用任何新的经营方式，使用新农具。他们一致认为新式犁耕得更好，快速挂结犁干活更有效，但找出上千种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使用，尽管他确信有必要降低经营水平，但他觉得放弃这些改良方法很是可惜，这些方法的好处是那样显而易见。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了秋天农事已经顺利进行，或者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开始列文想把全部农事经营按新的合作条件原样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他很快就确认这是不可能的，决定把农事分割开来。牲畜棚、果园、菜园、割草场、农田，已分成若干部分，应该定下单独的条款。天真的养牛人伊万让列文觉得比其他人都更理解这件事，他组建了一个合作社，主要是家里人，继而成了牲畜棚的参与者。远处的一块田地已经撂荒八年，在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下被六个农户按照新的合作依据租了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全部菜园。剩下的仍按老办法行事，但这三项是新制度的开端，完全占去了列文的精力。

的确，牲畜棚的情况到现在为止并不比先前更好，伊万强烈反对把奶牛放在暖和的地方，反对取奶油，声称母牛在冷的地方饲料要得少，用酸奶油做奶油更划算，还要求像先前那样领薪水，至于他领的钱不是薪水，而是从赚取的利润中预先付出的，他倒是丝毫不感兴趣。

的确，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那组人没有按约定在播种前再翻耕一次，辩解说时间太短。的确，这个组的农民尽管履行约定按照新的规矩办事，却不把这块地当作共有的，而是当作对分制的租地，这个合作组的农民以及费奥多尔本人就不止一次对列文说：“您租地收钱多好，您省心，我们也没约束。”此外，这些农民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着，不按约定在这块地上建牲畜棚和干燥棚，一直拖到冬天。

的确，舒拉耶夫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们。显然，他完全弄拧了，而且，好像故意弄拧了租给他这块地的条件。

的确，经常与农民们交谈，并向他们解释这些措施的所有好处，让列文觉得，农民们只是听着他嗓子出声，同时坚定地认为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他的当。他跟农民中最聪明的列祖诺夫说话时，尤其感受到这一点，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察觉到那样一种闪光，明了显示出对列文的嘲笑和坚定的信念：就算有谁上当受骗，但无论如何也不是他——列祖诺夫。

但是，尽管如此，列文想，既然已经开始做了，只要严格记账，坚持自己的做法，将来他就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安排的好处，那时候一切就自然而然进行下去了。

这些问题与其他留在手上的农事一道，与书房里那本书的写作一道，占据了列文整个夏天，让他几乎没能去打猎。他在八月底得知，奥勃隆斯基一家已经去了莫斯科，是从送回马鞍的他们的仆人那里得知的。他觉得，没有答复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的信，自己实在不礼貌，一想起来他就不能不惭愧脸红，他算是烧了自己的船，以后再也不会去他们那里了。他对斯维亚日斯基也是如此，没告别就走了。但他也不会再去他们家。现在这对他来说都无所谓。自己农务新措施的事情占据着他，这辈子他还从来没有为了什么事情这样过。他反复读过斯维亚日斯基给他的几本书，把他没有的东西抄写下来，也重读了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正如所料，他没能找到任何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书籍中，例如穆勒的书，他最先以极大的热情加以研究，时刻希望找到占据内心的那些问题的解答，他找到的是从欧洲农业状况推导出的规律；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些并不适合俄罗斯的规律，怎么会是普遍性的。他在社会主义的书籍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况：要么它们是完美的幻想，但不适用，都是他还是学生的时候痴迷过的；要么就是对欧洲所处状况的种种调整和修正，俄罗斯的耕作农业与之毫无共同之处。政治经济学是说，欧洲财富据以发展并正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而无可置疑的规律。社会主义理论则说，按照这些规律发展会导致灭亡。无论哪一个都不仅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没有些微的暗示，让他——列文——和所有俄罗斯农民以及土地所有者去做什么，使得他们千百万只手和千百万俄亩的土地为共同的富裕发挥出最大成效。

既然开始做了这件事，他就把与他的问题有关的所有文献认认真真重读一遍，打算在秋天去国外一趟，以便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就这一问题不再发生谈起各种问题时常常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常常是，他刚开始弄明白对方的意思，阐述自己的见解，人家就对他说：“可考夫曼呢，琼斯呢，久布阿呢，米切里呢？您没读过他们的书，读读吧，他们研究过这个问题。”

他现在看清楚了，考夫曼和米切里没什么要告诉他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看见，俄罗斯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种情况下，就如半路上的那个农民家那样，土地和劳动者产出很多，可在多数情况下，按照欧洲的方式运用资本，产出很少，发生这一情况不过是因为劳动者只有使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才愿意干活，而且干得好，这种对抗并非偶然，而是一贯不变的，其基础在民众的精神中。他想，俄罗斯民众。负有使命在广袤自由的土地上居住并劳作，直到所有土地不再空闲，坚持所必需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全然不像通常人们想的那样糟糕。他想在书中从理论上、在自己农事的实践中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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