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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觉得扔掉这份经营可惜……费了很多操劳……我就干脆甩手不干了，统统卖掉，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听海伦去了。”地主说，快活的微笑闪耀在他那张聪明而苍老的脸上。

“可您也没扔掉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看来，好处还是有的。”

“好处只有一个，就是住自己家里，不买什么，也不租什么。总是希望农民明白事理。否则，您信不信吧——只有酗酒，放荡！一直在分来分去，一匹小马、一头小牛也剩不下。都快要饿死了，可您要是雇他干活的话——他就会使劲儿坏事，还要去找治安裁判官。”

“那您也去跟治安裁判官申诉啊。”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申诉？无论如何也不会的！那种议论一传开，就后悔不该去诉苦了！就说工厂里头吧——他们拿了定金就走掉了。治安裁判官怎么办的？宣告无罪。只有乡裁判所和乡长镇得住。照老法子狠抽他一顿。可要是没有这个——统统全都扔掉！跑到天边去吧！”

显然，地主在嘲笑斯维亚日斯基，但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看上去还以此为乐。

“不过我们经管自己的农事并没采用这些措施，”他微笑着说，“我，列文，还有他。”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那里不错，可您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吗？难道那是合乎理性的农事？”地主说，显然在卖弄“合乎理性”这个词。

“我的农事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的整个农事，就是到了秋天税收的时候准备好现钱。农民们会跑来说：老爹呀，主人哪，帮一帮吧！唉，农民们都是邻居，可怜啊。就这样，给他们交了三分之一税款，只是得跟他们说：记住了，伙计们，我帮了你们，等到需要的时候你们也要帮忙，播种燕麦，收拾干草，割麦子……要讲好一份税顶多少工。他们里头也有没良心的，这是实话。”

列文早就知道这些族长式的办法，他跟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打断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转向留着灰胡子的地主。

“您是怎么认为的？”他问道，“现在应该如何经营农事？”

“就像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那样经营：或者按对分制，或者去雇农民；这样可以，不过正是这样国家的总体财富就搞光了。我的土地按照农奴制劳作和良好的经营，会带来九倍的收成，对分制的办法只能带来三倍收成。俄罗斯被解放农奴给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眼含微笑看着列文，甚至对他做了个不明显的嘲笑的姿势；但列文不觉得地主的话有什么可笑——他理解这些话，胜过他理解斯维亚日斯基。地主接下来说的许多话，都证明了为什么俄罗斯被解放农奴给毁了，让他觉得甚至非常可信，既新鲜又不容置辩。这位地主，很显然，说的是自己个人的想法，这就很少见了，而且这一想法并非是他希图用什么东西占据空闲的头脑才推演出来的，这一想法是在他生活的境况中生长出来的，是他在自己那农村的隔绝环境中苦苦思索而来，从各方面都考虑过了。

“问题是，您请注意，所有的进步都要靠权力来实现。”他说，显然想要证明他对教育并不陌生。“您就拿彼得、叶卡捷琳娜和亚历山大的改革来说吧。就拿欧洲历史来说吧。尤其是耕作习惯上的进步。哪怕土豆——也是靠强力推广的。要知道犁也不是一直都用的。也是推行起来的，可能是在皇室封邑时代，大概是靠强力推行的。现在，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些地主，在农奴制度下就用改良手段经营自己的农务；又是烘干机，又是簸谷机，又是粪肥拖车，而所有的用具——都是我们靠自己的权力推广的，农民一开始反对，后来效仿我们。现在，废除了农奴制，我们的权力也给夺走了，我们的农业，已经提升到了高水平的，必然会降落到最野蛮的原始状态。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为什么呢？如果合乎理性，您可以雇人推广嘛。”斯维亚日斯基说。

“权力没有啊。我现在怎么推广？请问。”

“就是这个问题——劳动力是农业的要素。”列文想。

“靠雇工。”

“雇工不想好好干活，不想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知道一样——喝酒，醉得像猪一样，把你给他的东西全都弄坏。他把马饮伤了，把好好的马具扯断，装了轮胎的轮子给换下来，换酒喝了，让枢轴掉进脱粒机里，让机器坏掉。凡是不合他意的东西，他看了就讨厌。就因为这个，整个的农业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被遗弃，长满蒿草或者分给了农民，原来产出百万俄石，现在只产出几十万；财富总额下降了。做同样的事，若是考虑了……”

于是他开始论述自己的解放计划，那样便消除了这些不利情况。

列文对此不感兴趣。等他讲完之后，列文又回到最初的话题，转而对斯维亚日斯基说话，极力要引他说出自己严肃认真的见解。

“认为农业水平在下降，以及在我们与雇工的关系下不可能进行有收益而合乎理性的农业，是完全正确的。”列文说。

“我倒没看出来，”斯维亚日斯基严肃地反驳道，“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会从事农业。而且，正相反，我们在农奴制下从事的那种农业，不仅不是水平过高，而是过低。我们既没有机器，又没有好的役畜，没有真正的管理，我们也不会算账。您去问地主吧——他都不知道什么对他有利，什么没利。”

“意大利式的会计法，”地主讥讽地说，“无论怎么算，要是一切都给您毁掉，那就什么也赚不到了。”

“为什么会毁坏呢？糟糕的脱粒机、你们那种俄罗斯式的马拉滚压机会坏，可我这种蒸汽式的不会坏。俄罗斯驽马，是什么来着？靠揪的种，要揪着尾巴才走的，他们会给您糟蹋了，可要是引进柏雪龙马或者哪怕比秋格马，他们就不会糟蹋。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提高农业水平。”

“有办法也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您觉得好，可我还要供儿子上大学，小的几个还得念中学，所以我也没法买柏雪龙。”

“这就要靠银行了。”

“把最后那点儿东西都一锤子拍卖掉？不，谢谢了！”

“我不同意，说什么还需要而且可能提高农业水平，”列文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我也有资金，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好处。至少我在农事上无论把钱花在哪儿，都是亏损：牲口上——亏损，机器上——也是亏损。”

“这是真话。”留着灰胡子的地主肯定地说，甚至愉快地笑了起来。

“不止我一个人，”列文继续说，“我可以引证所有合理经营农事的主人；所有人，除了极少的例外，农事经营都是亏损。那么，您且说说，您的农事如何——有盈利吗？”列文说道，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中，列文马上察觉了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惧表情，那是当他想更深潜入斯维亚日斯基心灵的客厅时就会察觉到的。

此外，从列文这方面来说，这一问题并非十分诚恳认真。女主人在喝茶的时候刚刚对他说，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邀请了一位德国人，是位会计行家。以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经营状况，发现经营上有三千多卢布的亏损。她不记得到底是多少，但似乎德国人算到了四分之一戈比。

地主在提到斯维亚日斯基的农事收益时笑了笑，很显然，他知道这位邻居和首席贵族会有多少获利。

“也许并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证明，要么我是个坏主人，要么我是把资金花在提高地租上了。”

“唉，地租！”列文惊恐地喊了起来，“也许，欧洲有地租，那里的土地因为施加了劳作变得更好；但我们的土地因为施加劳作变差了，就是说，把地耕作枯竭了，这样一来，也就没地租了。”

“怎么没有地租？这是法规。”

“那我们就是不合法规了：地租对我们来说什么也解释不了，而且，反倒会弄乱了套。不，您说说，地租的那套说法怎么能……”

“想喝酸牛奶吗？玛莎，给我们端酸牛奶或者马林果来，”他对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熟得特别晚。”

处在最为愉快的心境中，斯维亚日斯基站起来走开了，显然觉得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而列文觉得话题恰好刚刚开始。

失去对话者，列文继续跟地主交谈，竭力向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因为我们不想了解我们雇工的本性和习惯；但这位地主，像所有自成一格并单独思考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想法，又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认为俄罗斯农民就是猪，喜欢猪一样恶浊的生活，要让他摆脱猪的生活，需要权力；要是没有权力，就需要用棍棒，而且我们变得太自由了，把千年来的棍棒猛然间换成了律师和监禁，监禁时还给那些不中用的、恶臭的农民喝上好的汤，还给他们划拨出若干立方俄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会认为，”列文说，极力回到问题上，“无法找到与劳动力的一种关系，让劳作产生成效？”

“跟俄罗斯农民不用棍棒，这事儿就永远都办不到！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能找到什么样的新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他吃过酸牛奶，点了根纸烟，再次走到两个争论着的人面前。“与劳动力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确定并研究过了，”他说，“野蛮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将自我瓦解，农奴制已被消灭，所剩的是自由劳动，它的形式已经确定而且是现成的，必须按照这些形式。长工、日工、佃户——您出不了这个范围。”

“但是欧洲并不满足于这些形式。”

“不满就去寻找新的。也很可能会找到。”

“我所说的正是这个，”列文回答，“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这方面去寻找呢？”

“因为这就跟重新去发明建设铁路的方法一样。方法是现成的，已经想出来了。”

“但是，如果这些方法对我们不适合，如果这些方法很愚蠢呢？”列文说。

他再次察觉到斯维亚日斯基眼神中的惊恐。

“那么，就是说，我们就得抛帽子庆贺了，我们找到了欧洲要找的东西！这些我一概清楚。但是，对不起，您知不知道，欧洲在劳工制度的问题上都做了什么？”

“不，不太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正由欧洲最为智慧的一些人研究。舒尔茨-德里希那些人……然后还有最自由的拉萨尔那一派有关劳动问题的大量文献……米尔豪森制度——这已是事实，您大概是知道的。”

“我有点儿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而已。您，大概对这一切了解得并不比我差。我呢，当然了，不是社会学教授，但我对此感兴趣，而且，真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着手研究吧。”

“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站起来，斯维亚日斯基也再一次阻止了列文窥探他心智客厅后面隐藏着什么的讨厌习惯，去送自己的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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