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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卡列尼娜 - 于大卫译 >
- 第三部
15
尽管安娜断然而愤怒地反驳了弗隆斯基，当时他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劝她对丈夫公开一切，而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的处境虚伪、不诚实，满心希望加以改变。同丈夫一道从赛马会回来，激动之时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尽管这样做让她经受痛苦，她还是为此而高兴。丈夫留下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下来，至少不再有谎言和欺骗了。她觉得无疑的是，现在她的处境已经永远明确下来。它或许很糟糕，这种新的处境，但它却是明确的，其中不会再有模糊不清和谎言。她给自己和丈夫带来的痛苦，在说出这些话以后，现在得到了报偿，那就是一切都明确了，她这样想。就在这天晚上她与弗隆斯基见面，但没有告诉他她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情，尽管为了明确处境，本来应该告诉他。
当她第二天早上醒来，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对丈夫说的话，而这些话在她看来是那么可怕，让她现在无法理解，她怎么会拿定主意说出这种奇怪而愚蠢的话来，也无法想象这会引发什么后果。但是话已说出口，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我见到弗隆斯基也没告诉他。他离开的那一刻，我想叫他回来，告诉他，但又改了主意，因为这就显得奇怪，为什么我没在一开始就告诉他。为什么我想告诉可又没有告诉他呢？”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她脸上溢满的一片滚烫的羞愧红晕。她明白了，是什么阻止她那样做；她明白，她当时是因为害羞。她的处境，昨晚看上去已然明确，现在突然让她觉得不但没有明确，而且毫无出路。她开始为她先前未曾想到过的耻辱感到害怕。一旦想到她丈夫要做什么，她心中便生出种种最为可怕的想法。她心想，总管马上就坐车来这儿把她从房子里赶出去，她的耻辱将会公布给整个世界。她问自己，当她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她会去哪儿，但没能找到答案。
当想到弗隆斯基时，她仿佛觉得他并不爱她，他已经开始厌倦了她，觉得她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他，并为此对他怀有敌意。她觉得，那些话，她说给丈夫的话，以及她不断在自己脑海里重复的话，她说给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听到了。她没有勇气直视与她一起生活的那些人的眼睛。她没有勇气叫女仆，更不用说下楼去见儿子和家庭女教师了。
女仆已经在她门外听了很久，这时自己走进房间。安娜疑惑地望着她的眼睛，惊慌得脸红了起来。女仆为进屋而道歉，说好像听见打铃了。还拿来衣服和一份便函。便函是贝特茜写来的。贝特茜提醒她，今天早上丽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里茨男爵夫人带着她们的仰慕者，卡卢日斯基和老头斯特列莫夫到她那儿去，一道玩槌球。“您来吧，哪怕只是看看，就算研习风尚吧。我等您。”她最后写道。
安娜读完便函，重重地叹了口气。
“没事，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梳妆台前归置小瓶子和刷子的安奴什卡说，“去吧，我穿了衣服就出去。没事，什么都不需要。”
安奴什卡走了出去，但安娜并没开始穿衣服，仍像原来那样坐着，垂下头和手臂，时而全身哆嗦一下，似乎想做出某种姿势，说些什么，却又停住不动了。她不断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无论是“我的”还是“上帝”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她从未怀疑过宗教，也是在宗教中受的教育，去宗教信仰中为自己的处境寻求援助的念头，就如同向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本人寻求援助一样，与她格格不入。她预先知道，宗教的援助只有在放弃构成她生活全部意义的东西时，才是可能的。她不仅心情沉重，而且开始在新的、从未经历过的内心状态面前经受着恐怖。她觉得，自己心中的一切开始成了双重的，就像有时眼睛疲劳看物件出现重影。她有时不知道她害怕什么、希望什么。她害怕或是希望已经发生过的，还是即将发生的事，以及她到底希望什么，她不知道。
“唉，我在做什么啊！”她对自己说，感到头的两侧一阵疼痛。等她缓过神来，看见自己两手抓着太阳穴周围的头发，紧紧攥着。她跳起来，开始走来走去。
“咖啡已经好了，小姐和谢廖沙都等着呢。”安奴什卡说，她又回来了，见安娜仍处于先前那种状态。
“谢廖沙？谢廖沙怎么样？”安娜一下子有了生气，问道。整个早上她第一次想起儿子的存在。
“他好像犯了错。”安奴什卡微笑着回答。
“怎么犯错了？”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好像他悄悄吃了一个。”
提到儿子，一下子将安娜带出了她所身处的绝境。她回想起最近几年自己所承担的，虽说多有夸大，但某种程度上真诚的、为儿子而生活的母亲的角色，并高兴地感觉到，在她所身处的境况中，她据有一方领地，无关乎她与丈夫，和与弗隆斯基处于何种状态。这个领地——就是她的儿子。无论处于何种境地，她都不会离开儿子。由着丈夫羞辱她，把她赶出去；由着弗隆斯基冷淡她，继续过他自己独立的生活吧（她又带着苦涩和责难想到了他），只是她不能丢下儿子。她心中自有生活的目标。她应该行动，行动起来，为了确保与儿子的这种关系，不让别人将他从身边夺走。甚至要赶快，要尽可能快地行动，趁着还没有将他从她身边夺走。应该带上儿子离开。这就是她现在应该做的。她需要静下心来，走出这令人痛苦的处境。想到与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情，想到马上就要带着他去什么地方，让她得到平静。
她连忙穿上衣服，下楼，迈着果断的步子走进客厅，在那儿，按照常规，她的咖啡，还有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在等着她。谢廖沙，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弓着背低着头，带着十分专注的表情——那种表情是她熟悉的，很像他的父亲——正在摆弄他拿来的几朵花。
家庭女教师一副特别严厉的样子。谢廖沙像他常有的那样，尖叫了一声：“啊，妈妈！”他停下来，犹豫不决：是去向母亲那问好，把花朵丢下，还是做完花环再带着花走过去。
家庭女教师问了好，便开始冗长而又明确地讲述谢廖沙所犯的过错，但安娜没去听她；她在想，是不是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拿定主意，“我一个人带儿子走。”
“是啊，这太不好了。”安娜说，抓着儿子的肩膀，用并不严厉的，而是胆怯的、让男孩既困窘又高兴的目光看他，吻了他一下，“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讶的家庭教师说，同时抓住儿子的手不放，坐在备好咖啡的桌子旁边。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弄清，因为那个桃子会把他怎么样。
“谢廖沙，”家庭女教师刚一离开房间，她便说，“这很不好，不过你以后不会再这么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到泪水溢满眼眶。“我怎么能不爱他呢？”她对自己说，探究着他那惊恐同时又兴奋的眼神。“难道他会跟父亲一样谴责我？难道他会不怜惜我？”眼泪已经沿着她的脸颊流淌，为了掩饰这些，她猛地站起身来，几乎是跑着去了露台。
最近几天的雷雨过后，天气变得寒冷而晴朗。晴日当空，透过洗净的树叶照射下来，空气中带着寒意。
她打了个哆嗦，因为寒冷，也因为内心的恐怖，那恐怖在清爽的空气中以新的力量攫住了她。
“去吧，去Mariette那儿吧。”她对跟着出来的谢廖沙说，自己开始在露台那块草编的毯子上踱步。“难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不会明白这一切不可能不这样吗？”她对自己说。
她停下脚步，望着随风摆动的山杨树梢，被洗过的树叶在冷冽的阳光下明亮耀眼，她明白了，他们是不会原谅的，明白了一切人和物现在都将对她毫无怜惜，一如这片天空，这片绿色。她又一次感到她的内心开始成了双重的。“不，不要想了，”她对自己说，“要去做准备。去哪里？什么时候？一起带上谁？对，去莫斯科，坐晚上的火车。带安奴什卡和谢廖沙，只带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不过首先要给他们二人写封信。”她快步走回房子里，进入自己的起居室，坐在桌前给丈夫写信。
“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不能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走了，带上了儿子。我不懂得法律，不知道儿子应该留给双亲中的哪一个；不过我带上了他，因为没有他我就无法活下去。请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
直到这时她都写得又快又自然，不过求他宽宏大量，这种她从未在他身上见识过的东西，以及想到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为这封信结尾，她停了下来。
“我无法谈及自己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来，没能连上自己的思路。“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用写，”她把信撕掉，重新写，没有提及宽宏大量，然后封了起来。
另一封信要写给弗隆斯基。“我跟丈夫公开谈了。”她写道，然后久久坐着，无法再写下去。这真是太粗劣，太不像女人了。“再说，我能给他写什么呢？”她对自己说。羞愧的红晕再次浮上她的脸，回想到他那种平静，对他的恼恨之情让她把只写了一句话的信撕成碎片。“什么都不要写。”她对自己说，合上信笺夹，上楼，告诉家庭教师和仆人们，她今天要去莫斯科，然后便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