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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隆斯基尽管表面上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但他这个人痛恨缺乏条理。年纪尚轻，在武备学校时，他经受过被拒绝的羞辱，当时他因一时窘迫，去向别人借钱。从此他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处境。

为了让自己的事情始终保持有条不紊，他会根据情况，或多或少，一年五次闭门不出，把自己的全部事务整理清楚。他把这叫作“清账”，或者faire la lessive。

赛马会的第二天醒得较迟，弗隆斯基既没刮脸也没有洗浴，穿了制服上衣，把钱、账单、信件摊放在桌子上，便投入了工作。彼得里茨基知道，在这种状态下他常常会发脾气，醒来后看见同事坐在书桌前，便悄悄穿上衣服出去了，没有打扰他。

所有的人，了解他周遭各种状况的全部复杂性的最微小细节后，都会不由得认为，这些状况的复杂性和弄清它们的难度只是他个人的、偶然的特殊，怎么也不会想到，别人也跟他一样，自己周围的种种个人的状况也是同样复杂。弗隆斯基也有这种感觉。他不无内心骄傲，也不无根据地认为，别的任何人要是身处这种艰难状况，早就陷入混乱，被迫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来了。但弗隆斯基觉得，正是现在他必须核算一下，弄清自己的处境，避免陷入混乱。

首先，弗隆斯基从最容易的着手，那便是有关钱的事情。他用自己细小的笔体在信笺上列出他欠下的所有款项，结算之后发现，他欠了一万七千多，几百卢布的零头为清楚起见被他舍掉。清点了现金和银行存折，他发现自己还余下一千八百卢布，而新年之前不会指望有什么进项了。又读了读债务清单，弗隆斯基重抄了一遍，把它分成三类。第一类列入那些应该立刻偿付的债务，或者不管怎样应该备出现钱还债，一旦索要不会有片刻拖延。这类债务在四千左右：一千五百花在马匹上，两千五百给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作了担保，他当着弗隆斯基的面把这些钱输给一个赌牌骗子。弗隆斯基当时就想付了这笔钱（他身上带着），但维涅夫斯基和亚施文坚决主张该由他们，而不是弗隆斯基付，他又没有玩牌。这一切都很好，但弗隆斯基知道，这种肮脏的事情里，尽管他的参与不过是口头上为维涅夫斯基做担保，但他手头必须有这两千五百，好把这些钱扔给那个骗子，跟他再没任何废话好说。这样一来，在这最重要的第一类里应该备有四千。第二类里，八千，是不那么重要的债务。这些主要是欠马场马房、燕麦和干草供货商、英国人和马具匠之类的。这些债也得拨出两千左右，才能完全消停下来。最后一类债务——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是没什么可考虑的。所以说至少需要六千的日常开销，可现在只有一千八百。对于弗隆斯基，按所有人对他财产的判断，一个有着十万收入的人来说，这些债务看来不是什么难事；但问题在于，他远远没有这十万卢布。父亲的巨大财产，仅此一项便带来二十万的年收入，却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割。在哥哥与瓦丽娅·契尔科娃公爵小姐，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结婚时，欠下一大堆债务，阿列克谢把父亲地产的所有收入都让给了哥哥，商定自己每年只拿两万五千。当时阿列克谢对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有这些钱就够他用了，而且，大概他也永远不会结婚。那他的哥哥，统辖着最昂贵的一个团，又是新近结婚，无法不接受这份礼物。母亲有自己单独的地产，除了约定的两万五千，每年再给阿列克谢两万左右，阿列克谢就把这些全部花掉。最近，母亲因他的恋爱关系以及离开了莫斯科而跟他闹翻，不再寄钱给他。结果，习惯了靠四万五千过日子的弗隆斯基，在这一年只收到两万五千，眼下陷入了困境。为了脱离这一困境，他不能向母亲要钱。他昨天收到她的一封信让他特别气愤，信中暗示说，她准备着帮他在社交上和公务上获得成功，但不会帮他过那种令整个良好的上流社会羞耻的生活。母亲希望收买他，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受了侮辱，对她更加心寒。但他无法背弃说出口的那些慷慨大方的话，尽管现在，模模糊糊预见到他与卡列尼娜的关系中会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感觉这些慷慨大方的话说得太轻率，而他，这个没结婚的人，也可能需要这全部的十万收入。但背弃前言是行不通的。只要一想到哥哥的妻子，想到这个亲切、可爱的瓦丽娅，一有机会就向他提起她记得他的慷慨大方并很看重这一点，他就明白给出去的是不可能收回来了。这就如同不可能去打女人、去偷窃或者说谎一样。可能且应该做的只有一样，对此弗隆斯基没有片刻犹豫就决定下来：去向放高利贷的人借钱，借一万，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从总体上裁减自己的开销，卖掉几匹赛马。作出这个决定，他便立刻给罗兰达基写了一份便函，此人曾不止一次派人来商量买他的马。随后他差人去找英国人和放高利贷的，并按账单分摊了手头的现钱。做完这些事，他给母亲写了封冷淡而刻薄的回信。他掏出钱夹里安娜的三份便函，重读了一遍，烧掉了，回想起昨天跟她的谈话，沉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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