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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见已经回来的多丽,安娜仔细看着她的眼睛,好像在问她与弗隆斯基谈了什么事情,但她没有问出口。

“看来,该去吃饭了,”她说,“我们还没好好待一会儿呢。我就等着晚上了。现在该去换衣裳。我想,你也是吧。我们在工地都把身上弄脏了。”

多丽走进自己的房间,她觉得好笑。她没什么可换的了,因为她已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但,为了表示对就餐有所准备,她请佣人为她把衣服刷干净,换了袖头和蝴蝶结,头上扎了条饰带。

“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她微笑着对安娜说,安娜穿着第三套仍是极其朴素的衣服,来找她了。

“是啊,我们这儿都太一本正经了。”她说,像是为自己的漂亮打扮表示歉意。“阿列克谢很高兴你来,他很少为什么事情高兴。他必定是爱上你了。”她补充道,“可你不累吧?”

就餐前没时间再谈论什么了。走进客厅,她们便见到已经在那儿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穿着黑色常礼服的男人们。建筑师穿着燕尾服。弗隆斯基把医生和管理人介绍给女宾。在医院里他已经向她介绍过建筑师。

粗胖的男管家,刮过的圆脸和浆过的白色领带光彩耀眼,禀报说菜肴已经备好,于是女士们站了起来。弗隆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把手递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自己走到多丽面前。维斯洛夫斯基抢在图什凯维奇前面朝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伸出手去,因此图什凯维奇只得与管理人和医生单独走。

正餐、餐室、食具、仆人们、酒和菜肴不仅与这座房子整体的新式豪华风格一致,而且似乎更加豪华和时新。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望着对自己来说是新式的奢华,像一个持家的女主人一样——尽管她不希望把看到的任何东西采纳到自己的家里,因为这一切的奢侈程度远远高于她的生活方式——不由得揣摩着所有的细节,向自己提问到底是谁,又是怎样做成了这一切。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斯维亚日斯基以及许多她认识的人,都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不去深究便相信了任何规矩正派的主人都希望让自己的客人感觉到的事情:即他这里安排得这样好,一切并没有让他,这位主人有任何操劳,而是自然而成的。可是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知道,就连早餐给孩子们的粥都不会自然而成,这样复杂而完美的安排必然需要某个人付出极大的心力。凭着阿列克谢·基里尔洛维奇的眼神,看他如何环视着桌子,如何向男管家点头示意,如何建议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在波特文亚冷汤和菜汤之间作出选择,她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由主人亲自费心完成、操持着。显然,这一切取决于安娜的,并不比取决于维斯洛夫斯基的更多。她、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维斯洛夫斯基人同样都是客人,愉快地享受着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切。

安娜只是在引导交谈时才是位女主人。而这场谈话对女主人来说十分困难,因为桌子不大,也因为有管理人和建筑师这种全然另一个世界的人在场,他们面对并不习惯的奢华竭力不显得胆怯,又不能长时间参与共同的交谈。这场困难的交谈被安娜以她那惯有的分寸感,十分自然甚至快乐地引导着,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注意到了这一点。

谈话转到了图什凯维奇和维斯洛夫斯基单独乘船的事,图什凯维奇开始讲起彼得堡游艇俱乐部最近的一次比赛。但是安娜,等到了这个间歇,便立刻转向建筑师,把他从沉默中引出来。

“尼古拉·伊万内奇非常惊讶,”她说起斯维亚日斯基来,“自从他上次来这儿以后,新建筑这么快就建起来了。可我自己每天都去那儿,每天都很吃惊进展这么快。”

“同伯爵大人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微笑着说(他是一个有自尊意识、恭顺而沉静的人),“不像跟省当局打交道那样。那边总得写满一大沓公文才行,我只要跟伯爵汇报一下,谈一谈,两三句话就够了。”

“美国人的方式。”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先生,他们那儿建房子很合理……”

谈话转到合众国的权力滥用,但安娜马上就把它带到另一个问题上,以便让管理人参与进来,不再沉默。

“你见过收割机吗?”她转身对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说,“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刚刚去看了。我自己是第一次见到。”

“它们怎么工作呢?”多丽问。

“完全就像剪刀那样。一块板子和很多把小剪刀。就像这样。”

安娜用她那双漂亮、白皙、戴满指环的手拿起刀和叉子,开始比划着。她,很显然,看出从她的解释里什么都弄不清楚,但她知道,她说起话来十分愉快,她的手也漂亮,也就继续解释下去。

“更像是些折叠铅笔刀吧。”维斯洛夫斯基取悦般地说,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她。

安娜隐隐地笑了一下,但没有回答他。

“真的吗,卡尔·费多雷奇,就像剪刀那样?”她转向管理人。

“O ja, ”德国人回答,“Es ist ein ganz einfaches Ding。”接着便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它不能捆扎。我在维也纳的展览上见过可以用铁丝打捆的机器。”斯维亚日斯基说,“那种会更有用的。”

“Es kommt drauf an... Der Preis vom Draht muss ausgerechnet werden。”被带出沉默的德国人转向弗隆斯基:“Das lässt sich ausrechnen, Erlaucht。”德国人就要去掏口袋,那里面有个夹着铅笔的小本子,他什么都在上面计算;但,想起他正坐在餐桌前,又察觉到弗隆斯基冷冷的目光,便忍住了。“Zu complicirt, macht zu viel Klopot。”他最后说。

“Wünscht man Dochots, so hat man auch Klopots。”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有意揶揄德国人。“J’adore l’allemand。”他带着那样的微笑再次转向安娜。

“Cessez。”她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

“我们以为会在田野上碰见您,瓦西里·谢苗内奇,”她转向医生,这人一副病态,“您去那儿了吗?”

“我去过那儿,但悄悄溜走了。”医生以一种阴郁的戏谑口吻回答。

“这么说,您好好锻炼了一番。”

“美好之至!”

“嗯,老太婆的身体如何?但愿,不是伤寒吧?”

“伤寒倒不是,但并未趋向好转。”

“太遗憾了!”安娜说,于是,如此这般对家里人尽了一番礼数之后,她转向自己的朋友。

“不过,以您的讲述,制造机器应该是很难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斯维亚日斯基开玩笑地说。

“不,怎么难呢?”安娜笑着说,这微笑说明她知道,在她对机器的解释里,有某种可爱东西被斯维亚日斯基注意到了。她这种像年轻人一样卖弄风情的新特点,让多丽感到不快而且惊讶。

“不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令人惊讶。”图什凯维奇说。

“是啊,昨天我听见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过,防潮层和护墙板。”维斯洛夫斯基说,“我这么说对吧?”

“等到见过、听过那么多以后,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安娜说,“可您呢,大概,连房子用什么建的都不知道吧?”

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看出,安娜不喜欢她和维斯洛夫斯基之间那种逗趣的语气,但自己又不由得落入其中。

弗隆斯基遇到这种情况的表现完全不像列文那样。他,很显然,并不把维斯洛夫斯基的闲谈看得多么要紧,相反,他还鼓励这些笑话。

“哦,那么请讲讲吧,维斯洛夫斯基,石头用什么结合在一起?”

“当然是水泥。”

“好样的!可水泥是什么呢?”

“就是,像一种糊状物……不,像油灰。”维斯洛夫斯基说,引起哄堂大笑。

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管理人,饭桌上的人一直交谈着,有的话题略略带过,有的话题抓住不放,时不时触及某个人的痛处。有一次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被击中要害,急得脸都红了,随后她又回想着,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多余而不中听的话。斯维亚日斯基说到列文,讲起他的奇谈怪论,说他认为机器只会对俄罗斯经济有害。

“我还没能结识这位列文先生,”弗隆斯基微笑着说,“不过,想必他从未见过他指摘的那些机器。如果他见到过,试用过什么,不是外国造的,而是俄罗斯的某种货色。这样一来又能产生什么观点呢?”

“总之是土耳其人的观点。”转向安娜,维斯洛夫斯基面带微笑地说道。

“我无法为他的见解辩护,”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红着脸说,“但是我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如果他在这儿,他会知道怎样回答你们,可我做不到。”

“我非常喜爱他,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温厚地微笑着说,“Mais pardon, il est un petit peu toque:比如,他认为地方自治会和裁判法院全都没必要,他什么都不想参与。”

“这是我们俄罗斯人的漠然,”弗隆斯基说,把水从冰瓶倒入细长的高脚杯里,“感觉不到我们的权利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又因此否定这些责任。”

“我不知道哪个人在履行自己责任上比他更加严苛。” 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说,被弗隆斯基高人一等的语气激怒了。

“我呢,正相反,”弗隆斯基继续说,显然因为某种原因被这一话题触碰了要害,“我正相反,就如你们所看到的,我非常感激给予我的荣誉,多亏了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指了指斯维亚日斯基)选我做荣誉治安裁判官。我认为,对我来说,出席会议、讨论一个农民有关马匹的案件的责任,与我能做的所有事情一样重要。如果我被选为地方自治会议员,我会认为那是一种荣誉。只能以此来报偿我作为土地所有者所享有的种种好处。不幸的是,人们不理解有名望的土地所有者们应该在国家中具有的那种作用。”

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听着觉得奇怪,他竟如此平静地在自家餐桌前论定自己的正确。她回忆起想法相反的列文,也是如此决断地在餐桌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她喜爱列文,因此她站在列文一边。

“那么,我们就可以指望您,伯爵,参加下一次的会议了?”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您必须早一点儿,八点前就应该赶到那儿。您肯赏光到我家吗?”

“我倒有点儿同意你beau-frère的看法,”安娜说,“只是不像他那样,”她微笑着补充,“我恐怕,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有了过多的这种公共职责。就像从前官员那么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官员,如今什么事情都有社会活动家。阿列克谢在这儿待了六个月,可他已经成了大概五个或六个不同社会机构的成员——慈善救济委员,裁判员,地方自治会成员,陪审员,有关马的什么成员。Du train que cela va全部时间都要花在这上面了。我担心,这种事情如此之多,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您是多少个机构的成员,尼古拉·伊万内奇?”她转向斯维亚日斯基,“好像,二十多个吧?”

安娜玩笑一般说着话,但能够感觉到她语气中的愤怒。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正留心观察着安娜和弗隆斯基,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还注意到,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弗隆斯基的脸上立刻有了严肃而固执的表情。注意到这些,以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立刻就连忙说起彼得堡的熟人,又回想起弗隆斯基在花园里不合时宜地说到自己的事业,多丽明白了,这个有关社会活动的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弗隆斯基之间某种不便公开的争吵。

正餐、酒、餐桌上的摆设——一切都非常好,但这一切都与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在那些她已经不习惯的大型招待宴会和舞会上的所见到的一样,同样有着不近人情和气氛紧张的特点。因此,在这个平常的日子里,在这小小的交际圈子中,这一切给她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餐后人们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打lawn tennis。球员们分为两组,分开站在精心平整、压实的槌球场上,在镀金柱子上拉起的一张网的两侧就位。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试着玩了玩,但就是很久都搞不清玩法,等她弄明白,也已经累了,只得跟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坐在一起看别人玩。她的搭档图什凯维奇也退下来,但其他人继续玩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隆斯基都打得又好又认真。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向他们飞来的球,灵巧地朝它跑过去,不急不缓,等着跳起来,稳当而准确地拿球拍一击,将它抛过球网。维斯洛夫斯基打得不如别人。他过于心急,但他的欢快劲头让打球的人十分活跃。他的笑声和喊叫声一直不停。他像其他男人那样,在女士们的许可下脱掉了上衣,他那白衬衣中魁梧漂亮的身形、绯红色汗津津的面孔和急遽的动作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当晚上床睡觉时,一闭上眼睛,就看见槌球场上跑来跑去的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

打球的时候,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并不高兴。她不喜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和安娜之间一直持续的那种戏谑态度,以及大人们在一起,没有孩子,玩着孩子的游戏时那种共有的不自然。但是,为了不让别人扫兴,而且怎么也是打发时间,她歇息片刻,就又加入了比赛,装得很快活的样子。这一整天她都觉得,她是在剧院里跟比她好的演员们一起演戏,而她糟糕的演技毁掉了一切。

她来的时候本打算待上两天,如果顺利的话。但到了晚上,在打球的时候,她便决定明天就走。那种折磨人的做母亲的牵挂,她在来的路上是那样讨厌,现在,过了一天没这些操心事的日子,她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让她急切地想回到孩子们身边。

吃过傍晚茶点,又乘船夜游之后,达丽娅·阿列克桑德洛夫娜一个人走进自己的房间,脱下衣服,坐下梳理稀疏的头发准备睡觉,她感到大为轻松。

她甚至不愿去想安娜马上就要到她这儿来。她想一个人待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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