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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吸烟和吃茶点的狭窄小厅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愈发高涨，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明显的不安。特别着急的是那些首领，他们知道全部详情和投票的数目。这些人就是当前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其余的人，就像面临战役的列兵，尽管也准备好参战，但暂时还在寻找着各种消遣。一些人在吃着茶点，站着或者坐在桌边；另一些人吸着卷烟，在长长的房间里前后走动，与久未谋面的朋友们交谈着。

列文不想吃什么，他也不吸烟；跟自己人，也就是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等人聚在一起，他又不愿意，因为弗隆斯基身穿侍从武官制服站在那儿，跟他们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着。昨天列文就看见他参加投票，不想跟他见面，就尽量避开了。列文走到窗前坐下，环视着人群，倾听周围的人在谈论什么。他感到烦闷，尤其是因为，如他所见，所有人都生机勃勃，忧心而又忙碌，只有他一个人跟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很老很老、没了牙齿、穿着海军制服、含糊不清动着嘴唇的小老头，既无兴致，也无事可做。

“这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过他，不能这样。瞧见了吧！他三年都没能收到。”有些驼背、个头不高的地主气力十足地说。他制服的绣花领子上披散着涂了油的头发，使劲儿跺着那双显然是为选举而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这位地主朝列文投来不满的目光，猛地转过身去。

“真是肮脏的勾当，可以肯定。”小个子地主用尖细的声音说道。

随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围着一位肥胖的将军，急匆匆朝列文这边靠近。这些地主显然想要找个说话的地方，不让别人听到。

“他怎么敢说是我叫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换酒喝掉了。我才不在乎他和他那公爵爵位呢。看他还敢再说，这真卑鄙！”

“可是您听我说！他们有法律条文做依据，”另一组人里头有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夫人。”

“我在乎什么鬼条文！我是对着心说话。这样才是高尚的贵族。有点儿信心吧。”

“阁下，我们走吧，这里有fine champagne。”

另一群人跟随一位大声喊着什么的贵族走去：这就是三位醉酒者中的一个。

“我一直劝说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土地租出去，因为她得不到好处。”留着灰白胡子、身穿旧参谋部上校制服的地主以令人愉快的声音说道。这便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遇见的那位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了他。地主也仔细看了看列文，他们互相问了好。

“真高兴。可不是嘛！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家里。”

“那么，您的农事经营如何？”列文问道。

“还是那样，亏钱，”脸上带着顺从的微笑，也带着平静而深信不疑的表情，意思是一切只能如此，这位地主回答着，随即在他身边站下。“可是您怎么来我们省了？”他问，“来参加我们的coup d’état？”他说，很坚定，但很糟糕地说出这两个法语单词。“整个俄罗斯都会合了：还有高级宫廷侍从，就差部长们了。”他指了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仪表堂堂的身影，他穿着白色长裤和宫廷侍从制服，走在一位将军身边。

“我得向您坦白，我很不理解贵族选举有什么意义。”列文说。

地主看了看他。

“这有什么可理解的？任何意义都没有。没落的制度，只靠惯性力维持自己的运动。您看看，这些制服——就连这也在告诉您：这是治安裁判官、常任委员等人的会议，不是贵族会议。”

“那您为什么来呢？”列文问。

“出于习惯，这是一。此外要维持联系，还有某种道德上的义务。再者，说实话，有我自己的利益。女婿想竞选常任委员。他们家不太富裕，要给他引引路。可这些先生为什么而来呢？”他说，指着在省首席贵族桌前说话的那位言辞尖刻的绅士。

“这是新一代贵族。”

“新倒是新，但不是贵族。这是土地所有者，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是在用自己的手扼死自己。”

“可是您还说，这是过了时的制度。”

“过时的确是过时了，但大家对它还是该尊重些。哪怕斯涅特科夫……我们好也罢，不好也罢，已经有上千年了。您知道，若是您想在房子前面造个小园子，正要计划，可您这地方有一棵百年老树……哪怕又长节瘤，又老，而您还是不会为了个花园把老树砍了，而是去重新设计一下花园，好利用上这棵树。它可不是一年就能长成的。”他小心地说，随即改变了话题，“那么，您的农事如何？”

“不太好。收入百分之五。”

“是的，但您算自己。您也值点儿什么吧？我就说说我自己的情况。在操持农事之前得到三千薪俸。现在我干得比当差的时候更多，而且，像您一样，有百分之五的收入，这还是有上帝保佑。自己的劳动就不算了。”

“那您为什么做这个呢？既然纯粹亏损？”

“只能做啊！您说还能干什么呢？习惯了，知道吧，必须这样。我再跟您说说，”地主谈得兴起，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继续说道，“我儿子对农事没有任何兴趣。很显然，要当学问人，所以说是后继无人了。可还是做下去。今年我还种了一个园子。”

“是啊，是啊，”列文说，“这话完全正确。我总是觉得，我在农事经营上没有真正的收益，可还是要做……让人感觉对土地有某种责任。”

“我跟您讲，”地主继续说，“有个商人邻居来我这儿。我们在农庄，在园子里走了走。‘不对，’他说，‘斯捷潘·瓦西里伊奇，您这里一切有条有理，可就是园子给废弃了。’可我的园子有条有理。‘照我的想法，我就把椴树砍掉。不过要等到满汁的时候。您这儿有上千棵椴树，每棵树可以出两块上好的椴木板。现在木板正是好价钱，还能砍出不少椴木梁架。’”

“而用这笔钱他就可以买牲口，或者几个小钱就买下一小块地，租给农民。”列文微笑着把他的话说完，显然不止一次遇见过类似的算计。“他也就给自己积累了财产。而您和我——只求上帝保佑把自己的维持住，留给孩子。”

“我听说，您结婚了？”地主问。

“是的，”列文带着骄傲的满足回答，“是的，说来有点儿奇怪，”他继续说，“我们就这么毫无盘算地过日子，就像古时候的维斯塔贞女看护什么火种一样。”

地主那撮白胡子下面发出一阵冷笑。

“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就拿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内奇来说吧，或者如今定居的弗隆斯基伯爵，这些人要施行农业产业化。可直到如今，除了花钱，什么结果都没有。”

“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商人那么做呢？为什么不把园子砍了卖木板？”列文又回到那个令他惊讶的想法上来，说道。

“这个嘛，就像您说的，为了守护火种吧。而且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该干的事情也不在这儿，不在选举上，而是在那边，在自己的角落里。自己阶层的本能也是存在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农民也是如此，我有时候看看他们：一个好农民，总是尽可能多租点儿地。不管地有多差，还是要耕要耙。也是没个算计，纯粹就是亏本。”

“就跟我们一样，”列文说，“非常、非常高兴能遇见您。”看见朝他走来的斯维亚日斯基，他补充了一句。

“在您家那次之后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地主说，“这就聊个没完了。”

“怎么，责骂了新制度了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那免不了。”

“算是倾吐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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