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后记
神明啊，我的神明！
黄昏的大地是多么令人黯然神伤！
沼泽地的迷雾又是多么神秘莫测。
只有在迷雾中徘徊彷徨过的人，
只有在死神来临前饱受过煎熬的人，
只有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压迫在大地上展翅飞翔过的人，
才会心有所悟。
——摘自《大师与玛格丽特》
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被誉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不朽名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正是作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从1928年起，布尔加科夫便开始了小说的构思，历经整整12年，期间八易其稿，还曾于1930年焚毁过最初的原稿。这部小说总篇幅约11万俄语单词，也就是说，作家平均每年才写1万单词左右，如果按日计算，每天也就只写30个左右的俄语单词。如此精工细作，对于小说家来说，恐怕早已超越了商业回报的需求。虽然小说于1940年就正式完稿，但作为无删节完整版的书籍与俄罗斯读者见面，却要等到1973年。小说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文坛，引起了前苏联读者的广泛兴趣，由于抢购者甚众，一时间“莫斯科纸贵”。
那么，究竟这是一本怎样的书，让当局如此惧怕，竟要下令禁止出版长达30年之久？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连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也为之发出“精妙绝伦”的赞叹？作者通过这部作品究竟宣扬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以至于后继的众多文学家都把“不能烧毁的手稿”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究竟又隐藏了多少密码，以至于这部作品的解读迄今仍是布尔加科夫学的热门研究方向？
布尔加科夫的一生可谓多舛，他在俄罗斯文坛的地位也极为特殊。很少有作家或文学家像他那样，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头衔；也很少有公众人物像他那样，活得卑微，却一生都高昂不屈的头颅。
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于1891年5月15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布尔加科夫曾就职于基辅神学院，但他刚刚当上西方宗教历史教研组正式编制教授后没几个星期，便即亡故。布尔加科夫家族原是省内知名的贵族书香世家，父亲的收入原本足以使全家人（米哈依尔为家中长子，还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维持小康的生活。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突然去世使这个家庭陷入窘境。所幸的是，父亲的早逝和家庭的困境并未影响小布尔加科夫接受良好的教育。布尔加科夫毕业于亚历山大第一中学，这所学校以传授基辅俄罗斯文化为主，其教学水平在当时堪称一流。为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学校经常邀请大学教授亲临授课。年幼的布尔加科夫就是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在家中，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1870—1922）则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她是奥尔洛夫斯科省卡拉恰耶瓦东正教喀山教堂大祭司的女儿，原籍波克洛夫斯克。她是一位处世精明、为人得体、心地善良的妇女，她以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撑起了整个家庭。正是从母亲那里，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遗传到对音乐和书籍的挚爱。
1909年，18岁的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考入了基辅大学医学系。1913年，初出茅庐的医生迎娶了萨拉托夫公立医院院长的女儿塔季亚娜·尼古拉耶芙娜·拉帕。虽然拉帕家族也是世袭的贵族，与布尔加科夫家族应该说是门当户对的，但那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名门望族的家族氛围，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息，丰厚殷实的收入，包括整个家族的生活方式都使布尔加科夫颇感陌生。
两人交往五年后，双方家人才开始对两人的关系有所警觉，但最终还是顺从了他们的意愿，同意了这门婚事。布尔加科夫和塔季亚娜·尼古拉耶芙娜婚后在半山腰的安德烈耶夫斯克小镇租了一套房子，并在那里过着拮据而又平淡的生活。20世纪初的基辅是乌克兰最大的戏剧文化中心，对音乐有着独到见解的布尔加科夫曾在那里听过几次夏里亚宾（1873—1938，前苏联人民艺术家夏里亚宾当时四十出头，正值壮年）的巡回演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虽然基辅市要很久以后才真正领略到战争狰狞的面孔，但布尔加科夫和无数同龄人对和平未来的憧憬已然早早地破碎了。大学刚毕业，布尔加科夫就奔赴前线，投入了野战医院的工作。他一开始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后来又迁到了切尔诺夫策。1916年的5月至6月期间，布鲁希洛夫将军的军队正大举突破奥地利战线，俄罗斯军队伤亡惨重，时年25岁的布尔加科夫亲眼目睹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中凋零。
1916年的9月，布尔加科夫被从前线征调至位于斯摩棱斯克省瑟乔夫斯克县的尼克尔斯克乡村地方医院主持工作，并于1917年秋天就任维亚济马市立地方医院传染病与性病科主任。这段时期的经历后来成了《年轻医生的笔记》的蓝本。在地方政府当时授予布尔加科夫的奖状与证书中可以了解到，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他恪尽职守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尼克尔斯克医院为期一年的行医过程中，他一共接待了超过15000例门诊患者，并出色完成了多例外科手术。
二月革命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秩序，也就此改变了年轻医生的人生轨迹。十月革命爆发后没几个月，布尔加科夫正式退役（此前他以二级后备军志愿兵的身份服役于地方医院）并回到了基辅，但不久后德军便占领了基辅。就这样，这位未来的作家一直生活在国内战火的漩涡中。
1919年年末至1920年年初，布尔加科夫完全脱离了弗拉季高加索的邓尼金军队，开始为地方报社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此彻底离开了医生的职业。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于1919年秋天完成。1919—1920年，布尔加科夫已经完成了数篇短篇小说和时政小品文。其中，《心醉的贡品》于2月刊登在北高加索一家地方报纸上，这部作品的部分稿件现仍存于布尔加科夫档案馆。白军从弗拉季高加索撤离前不久，布尔加科夫感染了回归热（一种虫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直到1920年的初春，布尔加科夫才刚刚病愈，而彼时红军已经部分占领了部分市区。从那时起，布尔加科夫又开始为革命委员会艺术分部工作。他既为第一家弗拉季高加索剧院写作，也为奥塞梯和印古什的地方戏班编写剧本。在弗拉季高加索时期，作家的写作完全出于对面包的迫切需求，作品也基本为政治宣传所用，属一时的应景之作。而作为真正的剧作家，布尔加科夫匠心独具的写作技巧在这些作品中还没能得以展现。
1921年，剧本《毛拉的儿子们》的大获成功，为作家挣得了第一桶金，布尔加科夫也终于能够从弗拉季高加索搬到了梯弗里斯（格鲁吉亚城市第比利斯的旧称），从而拥有了更加良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安心从事文学戏剧的创作了。在弗拉季高加索的经历和作家对该地区民俗风情的印象，后来都成为了中篇小说《套袖笔记》的创作素材。布尔加科夫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历以及遭遇，后来也都反映在他的长篇小说《白军》、短篇小说《医生不同寻常的遭遇》以及《3日前夜》中。
也正是在梯弗里斯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布尔加科夫获得了一次移民国外的大好机会。但那时他已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俄罗斯的作家应当在俄罗斯写作。他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启程回到了基辅，在那里做了短暂停留后，于1921年9月来到了莫斯科。那一年，作家而立。
莫斯科的确是一个不相信眼泪的城市。一开始的两个月里，血气方刚的布尔加科夫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也称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任文学处秘书。但随后几个月里，他便饱尝了失业之苦。作家当时想在地方报社里谋职，但在当时新经济政策的环境下，新生的报馆就像气球一样，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以至于未来的作家为了糊口不得不在街头戏班跑起了龙套。
虽然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阶段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不比战时共产主义更为轻松，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逐步推进和落实，人民的生活也逐渐开始有所好转。这段日子布尔加科夫的生活总算
相对有保障了。1922年，他开始定期地在莫斯科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同时也为柏林的《前夜》报刊写作专栏。
在这个时期，布尔加科夫撰写了大量时政讽刺小品和随笔。在他的笔下，不仅“新经济渣滓”——暴发户——新经济资本主义分子成为了他讥讽的对象，一部分文化素质低下的平民也遭到他无情的挞伐。这些素材均来自于作家平时对莫斯科筒子楼的居民、露天市场和肤浅的公务人员等各阶层人士的细致观察。
同时，布尔加科夫也乐于客观地接受新生事物，他注意到人民的生活正在走向正常化。创作于1924年的中篇小说《不祥的蛋》里，布尔加科夫描绘了对1928年未来生活的憧憬，他预言人民的生活将会进一步得到显著的改善，这充分说明了作家对新经济政策是充满信心的。小说主人公佩尔西科夫教授有了一个伟大的发明，本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祉，但却落入了一伙自以为是的半文盲手中，这些人代表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一批新官僚，他们在新经济时期牢牢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最终使这项伟大的发明变成了一场悲剧。
20年代，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天才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均以悲剧收场，这其实并非偶然。《不祥的蛋》中，作家描述了广大民众尚无法接受以尊重辛勤劳动、尊重文化和知识为原则的新型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在《狗心》里，作家同样通过描写种种可笑的个人行为，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劳动者的人文道德意识还远远达不到新政府的社会发展要求。1924年，柳波芙·叶夫根尼耶芙娜成了布尔加科夫的第二任妻子。
其实从创作生涯伊始，布尔加科夫便一直受到来自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狂热激进分子”的排挤和迫害，原因很显然，因为他们醉心于捍卫文学与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在颇为知名的剧作《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与《逃亡》（1925—1928）中，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对革命颇为反感，甚至直截了当地反对革命，但最终还是决意参与到革命的浪潮中去。布尔加科夫不但十分关注这种思想转变的早期过程，而且还预言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诞生。
1928年，37岁的布尔加科夫开始构思一部名为《黑暗魔法师》的长篇小说，也就是《大师与玛格丽特》最初的版本。然而就在第二年，苏联全国范围内对布尔加科夫的批判达到了顶点。他所有的剧作都被从舞台上撤下——包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讽刺类剧本《红岛》和家庭轻喜剧《卓雅的公寓》。此后，中央剧目审查委员会于1930年又禁演了布尔加科夫的另一部新剧作《莫里哀传》。得知这一消息的布尔加科夫在愤怒与绝望中，焚毁了《黑暗魔法师》的手稿。
由于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作品，失去所有生活来源的布尔加科夫便于1930年3月28日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大胆的举动。他提笔给政府写了一封长信，虽然信中的抬头是苏维埃政府，但实际的阅信人正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作家在这封信中陈述道：
……
身为作家，既然对于祖国已毫无用处，我请求苏维埃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慷慨地给予我自由。
如以上所有陈述都还不具说服力，而我也因此注定要在苏联境内缄默终生，那就请苏维埃政府为我安排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派我去剧院当一个在编的导演。
我必须坚定地请求政府断然下达委派任命状，因为身为一名完全合格的专业人士，也只有在该领域，我还能为苏联效力，而此前我个人的所有求职努力却均以失败告终。
……
我请求任命我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第一艺术剧院助理导演。
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导演，那就请让我当一名在编龙套演员。如果龙套演员也不能当，那就请让我当一名剧务工人。
如果连这个要求都无法满足，那就请求苏维埃政府对我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只要处置就行。我曾写了5个剧本，而眼下，我这个蜚声国内外的知名剧作家，正面临着赤贫、流浪和毁灭。
布尔加科夫在信中虽是满纸请求，但却没有丝毫乞讨的卑微，即便在饥饿面前，他依旧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这封信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斯大林亲自给他打了电话。经过一番谈话，作家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他被任命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助理（此后于1936年，由于剧作《莫里哀传》被又一次封杀，他因此和剧院领导发生了冲突，布尔加科夫一怒之下离开了艺术剧院，转而至大剧院从事歌剧剧本写作）。1932年，41岁的布尔加科夫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掌声——他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得以在艺术剧院重见天日，同时还上演了由他改编的果戈里名著《死魂灵》。自此，布尔加科夫至死都不用为面包发愁了。但是，从1927年起，布尔加科夫便没有在自己的祖国见到他的任何文字被发表。
其实，这并非是布尔加科夫写给政府的第一封信。早在1925年的时候，他就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著名诗人，1889—1966）联名给斯大林写信，请求赦免她被捕的丈夫和儿子。1938年，他又给斯大林去信，请求改善被发配的朋友尼古拉·埃尔德曼（苏联剧作家，1902—1970）的生活待遇。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半贬黜”人士，他的这些行为可谓极具风险，但也足以彰显这位平民作家的勇气与豪情。
虽然与斯大林的对话使作家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创作经费，但他最终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全人类的共有财富。1933年，在长篇小说《莫里哀先生传》遭到《伟人的生活》杂志拒稿后，布尔加科夫一直到去世，便再也没有尝试发表自己的任何作品。这段时期里，已经因家族遗传而罹患肾硬化的布尔加科夫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创作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里，已经病入膏肓的作家意识到，他是不可能看到这部作品的付梓了。但是布尔加科夫深信，他的作品总有一天会对国人有益……
从1940年2月起，亲朋好友便轮流在布尔加科夫病床边值守。1940年3月10日，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与世长辞。3月11日，在苏维埃作家协会大楼里举行了公祭仪式。
在公祭仪式开始前，莫斯科著名雕塑家SD.梅尔库罗夫（1881—1952，以擅长亚述巴比伦式墓碑雕塑出名，如列宁抬棺像和许多斯大林的雕像都是他的作品。但他的作品留存下来的不多，斯大林雕像在解冻时期就被毁掉了不少，苏联解体后列宁雕像也剩下不多，现存最出名的是位于巴库的《26名巴库政委枪杀案》）从布尔加科夫的脸上取下了石膏面膜。这位极具争议的作家最终被安葬于新圣女公墓。按遗孀ES.布尔加科娃的请求，在作家的墓地上安放了一块名为《各各他》的石头（各各他，也作殉难地、蒙难处，源自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附近一座小山的名称），而这块石头以前曾被安放在果戈里的墓前。
布尔加科夫去世了，这也意味着一桩文坛公案的了断，似乎可以对这位作家做一个盖棺定论了。可有意思的是，70多年过去了，俄罗斯（包括苏联）有关布尔加科夫的词条内容却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修改。由一开始的无情批判到承认其伟大的艺术成就，最终为其恢复了名誉。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也终于迎来了作者生前预言“对国人有益”的年代。
就小说的写作风格而言，童年时期在布尔加科夫心中留下的有关宗教和音乐的烙印，在小说中得以完美的体现。作家不但在小说中大量引用了《圣经》的语句和典故，而且巧妙地把经典交响乐和歌剧的片段嵌入了相关情节中，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身临魔幻的声效意境，极具画面感。
就小说的故事情节而言，《大师与玛格丽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条明线与一条暗线。三条明线为：魔鬼大闹莫斯科的故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和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被迫杀死约书亚（即耶稣）后又为之报仇的故事。
魔鬼沃兰德在莫斯科现身后，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有人莫名其妙葬送了性命，也有人神秘地消失，更有无数人因贪慕虚荣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尽了洋相。最后，沃兰德与随从们在莫斯科燃起四把大火，留下一堆残垣断壁，便带着大师与玛格丽特飞向了“永恒的归宿”。
大师与玛格丽特因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彼此相爱，玛格丽特因爱慕大师的才华而抛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大师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师因创作有关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而遭到打击，最后被人告密而关进了监狱。出狱后的大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住进了精神病院。而玛格丽特却没有对爱情失去信心，她勇敢地与魔鬼做了交易，最终在魔鬼的帮助下与大师重逢。
小说中，主人公大师撰写了一部有关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其内容通过魔鬼沃兰德的叙述巧妙地穿插在前两个故事之间，从而构成了第三条明线。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苦心孤诣地在《圣经·福音书》的基础上编纂的本丢·彼拉多被迫杀死约书亚（即耶稣）的故事。这位见惯沙场血雨腥风的将军，却因身处总督的高位而怯懦地向大祭司做了妥协，签字同意杀害没有任何错失的约书亚。尽管彼拉多后来为了弥补良心上的亏欠，当夜就命令手下人暗杀了告密者加略人犹大，但作者仍不愿意宽恕他，而是让他在石崖上承受了两千年的惩罚。正如约书亚所说：怯懦是人最大的罪恶……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结局也给读者带来审视内心的震撼。
应该说，作为一部优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故事到此本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布尔加科夫却不甘心就此止步。除了上述三条或嬉笑怒骂、或委婉凄美、或庄严惊悚的故事明线外，布尔加科夫竟别出心裁地用大量极为隐晦的手法在故事的主线中埋下了另一条讽喻当时政治生态的暗线。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迫，作家无法直截了当地点名“斯大林”、“克格勃”以及其他众多文坛知名人士，所以只能用刻意编撰的人名、“相关部门”、“有关单位”、“知道去哪里”等等隐晦的手法点到为止。
这条暗线的铺设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腹背夹击。为维护政权的稳定，苏联国内最强权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便应运而生。为了有效而彻底地消灭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和敌对势力，克格勃鼓励人们相互检举揭发，并对检举有功者许以丰厚的物质奖励。虽然这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在短期内对政权的巩固和稳定确实产生了积极的正面作用，可越来越多的人很快从这些政策中看到了不劳而获的致富捷径，于是“告密”的风气在民间迅速蔓延。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渐渐意识到这个社会竟是毫无隐私权可言，自己也随时有可能“被告密”。长此以往，告密成为了时尚，人民群众被迫接受了“不敢言”的恶劣社会政治环境，人与人之间也再无信任可言，追名逐利成了主流的社会理想，其结果也必将导致社会传统道德体系的崩塌。这自然会引起包括布尔加科夫在内的一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的担忧。所以，在小说中，魔鬼沃兰德以“考察人心”为目的造访莫斯科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象征意义。在剧院演出时，布尔加科夫便借沃兰德之口委婉地道出了心中的隐忧：“他们——毕竟都是人啊。人之爱财，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但凡是钱，皮革做的、纸做的、青铜做的，还有金子做的，不拘材质，人必爱之。是啊，人皆不能免俗……不过，看来，有时也会念动恻隐，心怀慈悲……毕竟是凡夫俗子啊……诚然，与前人也相差无几……只是房子的问题让他们堕落了……”
告密的线索几乎充斥了小说的每个角落。比如小说一开始，柏辽兹就想去打电话向“有关单位”检举魔鬼沃兰德，结果自己却奔上了不归的黄泉路；约书亚因犹大的告密而被捕；犹大因妓女妮莎的告密而被暗杀；私藏外汇的房管所主任博索伊被克洛维耶夫告密；剧院的行政经理因赶去告密而被魔鬼绑架；一心想要刺探情报的麦格尔男爵最终命丧凶宅；大师因被告密而入狱；而魔鬼在剧院的演出更像是一场揭发观众隐私的群众性“批斗大会”……
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影子在小说中也是随处可见。比如彼拉多审讯约书亚的架势，就俨然是克格勃在审讯犯人；彼拉多和下属商量刺杀犹大的场景，简直和克格勃办案风格如出一辙；凶宅里因为闹鬼而不断有人失踪，其实是暗示房客们一个个都被克格勃逮捕了；房管所主任梦见的剧院，其实就是克格勃监狱内幕的大揭秘；玛格丽特在公园遇到魔鬼的随从时，第一反应也是克格勃来抓捕她了……
另外，作家还用了大量隐喻的手法影射了当时许多知名的社会人物与事件。比如在魔鬼沃兰德身上，明显能看到斯大林的影子，而魔鬼的随从和书中其他人物的身上也能找到当时许多知名政治家的身影。
用人名折射人物的性格与品行，是作者常用的手法，所以小说中几乎每一个出场人物都能通过其姓名结合相应的设定场合展现其有血有肉的现实形象。另外，作者往往通过简单的一两句对话，便巧妙地埋伏下一起政治或社会文化事件，其信息量之大，远远超出了字面的篇幅。比如，在与黑猫的一局对弈中，沃兰德走出了决胜的一步棋“D2”，便让人联想起第二届国际象棋大赛中的一局“世纪大战”；又如，本丢·彼拉多招待属下的红酒名为“彩库巴”，让人想起由列宁授意、著名文学家高尔基负责筹建的“改善科学家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再如，写到克洛维耶夫当众揭发仙普列亚洛夫有婚外情时，实际上是在影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密切关系……诸如此类的精彩暗喻和影射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正是由于小说中暗藏了太多“密码”和“文字游戏”，才引发后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无数的猜测、推理和解读。也许，正是由于作家在小说中讽喻和影射了太多的政治人物和社会事件，《大师与玛格丽特》才被当局禁止出版长达30年之久。即便后来小说得以出版，其中许多桥段和名句也被当局禁止公开评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由这部作品衍生出来的评论性文章和书籍数以千计。很多研究者都认定这部“旷世奇书”其实是一篇政治性檄文。但仅仅从这个角度就遽然把《大师与玛格丽特》定性为时政讽刺小说，怕是有失偏颇的。
由于《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情节设计明显受到歌德《浮士德》的影响，所以曾有许多文学评论家把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与歌德的《浮士德》做了对比，发现两者所描述的情节刚好相反。浮士德为了满足求知欲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从而背叛了玛格丽特（歌德小说《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也叫玛格丽特）的爱情；而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玛格丽特却为找回与大师的爱情，而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更多的文学研究家们则认为，对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主题的思考，应着眼于更高层次的“善与恶的永恒争斗”。布尔加科夫认为，人间的善与恶始终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他在小说中借用魔鬼对利未·马太说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请你大发善心好好想想：如果没有邪恶，你的善举能有什么作为，没有暗影的大地会是什么样子？” 布尔加科夫深知，善与恶是始终紧紧相扣，且在人性的深处相互依存。所以，小说中以沃兰德为代表的邪恶势力显得阴险却不乏仁慈，恐怖而又充满正义。沃兰德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恶人进行了以恶制恶的惩罚。
那么，布尔加科夫通过善恶博弈的隐喻想要警示世人什么呢？从人物描写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探讨这个主题思想。
沃兰德与约书亚的矛盾冲突显然代表了最高层次。魔鬼与约书亚之间，争夺人类不朽灵魂的斗争自始至终没有中断过，人类的命运也因此在魔鬼与约书亚的博弈中风雨飘摇。不过，在布尔加科夫看来，把所有人都看作好人的约书亚固然代表了至善，魔鬼所代表的至恶，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破坏势力”。小说中的魔鬼其实更像一个冷眼的旁观者和仲裁者，各种令人不安的荒唐的行径，其实都是魔鬼随从们的杰作。而每每在惩恶扬善的关键时刻，魔鬼便在幕后分毫不差地把握着善与恶的标准，履行着以恶惩恶的职责。正如小说开卷语所说：“吾乃彼神力之部分，恒欲为恶，永司善举。”既然魔鬼是神力的一部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魔鬼的仲裁也应代表了上帝的意志。
布尔加科夫认为，善与恶的平衡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本丢·彼拉多因犯下“怯懦”这一人最大的罪行而需要承受两千年的惩罚，那么大师因屈服于现实而怯懦地躲进精神病院，也必须接受进不了天国的惩罚。为了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这项仲裁的标准，魔鬼还特意告诉大师，这是他与约书亚商量后的决定。虽然大师进不了天国，但因为他的思想成就，魔鬼与约书亚决定赐予大师安宁的“永恒归宿”。而这项决定恰好也满足了大师在残酷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小说中沃兰德称大师为“浪漫主义大师”，而现实中的布尔加科夫也不愿意和同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们为伍，他更愿意加入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行列。布尔加科夫终其一生都坚守德国作家霍夫曼的观点：真正的艺术家注定是孤独的；现实对于艺术创作是致命的，在现实面前，创作精神往往不堪一击；艺术创作需要简洁和宁静；有才华的人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屈服于现实，苟安于世，要么过早离世或者发疯。所以，大师的“永恒的归宿”正是布尔加科夫梦寐以求的。
其次，大师与玛格丽特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人群，包括后来心灵有了脱胎换骨变化的波内列夫（即诗人流浪汉）。这个人群在精神思想上更趋成熟，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人生和命运远比耳熟能详的所见所闻要复杂得多，而滚滚红尘也远非人的力量可以掌控。魔鬼在与柏辽兹和伊万辩论时，就有力地驳斥了“人的命运自己掌管”的观点。他认为，苦难与死亡是人本身无法支配、管理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既然人无法掌管自身的终极命运，那么人人都避不开的苦难与死亡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生命的意义又该从什么角度去思索？
一个多次强调自己是“没有名字”、“什么人都不是”的精神病人，竟然自诩为大师，这不仅表明大师内心有着脱离残酷现实的渴望，也意味着所谓“大师”的身份和价值只有在现实以外的世界才能得以体现。
关于“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质疑和批判了人性的“怯懦”，充分展现了大师的精神世界。但在现实中，这部小说和大师一样，无法避免备受打击的厄运。
所幸，大师有一位红颜知己，那就是勇敢美丽的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玛格丽特是个完美的女性，她的性格中没有“怯懦”。因为深爱大师，玛格丽特愿意与大师一起同甘共苦，一起捍卫大师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对情侣在饱受人间磨难后，终于得到了约书亚和魔鬼为他们安排的归宿，他们终于能够白天徜徉在含苞吐萼的樱桃树下，晚上聆听舒伯特的乐曲……更重要的是，大师终于有了发挥自己才华的生活环境。也许，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做好自己了。而对以流浪汉伊万为代表的更多留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玛格丽特则深情地祝福他们：“该有的都会有”……
布尔加科夫时期莫斯科的普罗大众则是最底层的代表。他们没有信仰，生活的奔波与辛劳只是为了满足物质利益的需求。布尔加科夫显然不反对追求物质利益，他笔下的大师也正是因为中了十万卢布的彩票大奖，才能买得体的西装，才能去阿尔巴特街一家“不错的餐厅”用餐，才能租下有盥洗盆的地下室，才能梦想周游世界……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缺乏信仰的情况下，追求物质利益成了大多数人苟存于世的唯一信条，人们可以为了得到物质利益而不择手段。布尔加科夫对这种思想与生活态度的鞭挞无疑是辛辣的，但是他一生怀揣开启民智的浪漫期望，始终没有放弃“嬉笑怒骂，警醒世人”的努力，因为他深信，他的“手稿不会被烧毁”，他的作品也终会“对国人有益”。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尔加科夫为俄罗斯文学追求道德与真理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大师与玛格丽特》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不要无视自己的内心，也不要盲从已有的秩序，更不能失去独立思考的意识。
《大师与玛格丽特》不愧是一本旷世奇书。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内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借鉴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家的部分研究成果，在译者注中对小说中部分已被广泛认可的“密码”进行了破译和解读。相信每一位读者在掩卷沉思之际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自己的理解和解读，并从中真正享受到与阅读同步思索的乐趣。
译者
二零一六年三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Барков Альфред. Киев, Текма, 1994г.巴尔科夫·阿尔弗雷德：《 大师与玛格丽特：多重解读》基辅，“杰克玛”出版社，1994。
［2］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истификацияБарков Альфред. Киев, Станица, 1996г. 巴尔科夫·阿尔弗雷德：《大师与玛格丽特：文学的骗局》，基辅，“斯塔尼匝”出版社，1996。
［3］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диакон и диявол. Цыбульник Сергей.泽布尔尼科·谢尔盖：《大师与玛格丽特：辅祭与恶魔》，2008。（网络链接：http://litvinovsnet/download/sergey_tsybulnyk_master_and_margarita_deacon_and_devil.pdf）
大结局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