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者和领袖：谁参加和谁组织
总体来说，恐怖分子几乎是一个非常异类的群体，其构成十分复杂，就像落在宽泛频谱范围内的电磁波一样多种多样（Silke，2008）。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心智水平，也可能是不同性别或是属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尽管大多数恐怖分子是年轻男性，但也有部分女性成员和少数高于平均年龄的男性成员。近年来，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和年轻妇女离开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企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目前尚未有准确的数字和界定此类现象范围的系统性研究。巴克尔（Bakker，2006）在对欧洲242名“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的研究中只发现了5名女性新成员，这看似是个易被忽视的小数目。巴克尔还发现，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是十几岁的青春期少年和二十五六岁以下的青年，也有一些是50多岁的成员。超过70％的“基地”组织成员已婚，其中有很多人是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犯罪行为人（Sageman，2004；Silke，2008）。很多已婚的“基地”组织成员还育有后代。
赛奇曼（Sageman，2004）通过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调查发现，其成员有超过60％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中的3／4来自于上层或中产阶级家庭。参与“9·11”恐怖袭击的飞行员及袭击策划者之一穆罕默德·埃塔（Mohammad Atta）就是一名来自于大都市的中产阶级中年人，而另一名参与者季亚德·加拉赫（Ziad Jarrah）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喜好迪斯科和啤酒的富豪（V／ictoroff，2005）。尽管来自上层良好家庭背景的恐怖组织成员的数目值得注意，但更多恐怖组织成员来自于贫穷的底层社会（Miller，2006）。很多恐怖分子的背景是“······从事着不体面的工作，仅能提供较低水平的生活质量、缺乏或缺失政治自由、娱乐生活贫乏、社会人才流动性差且提升生活水平的希望渺茫”（Miller，2006，p．126）。
莫纳汉（Monahan，2011）关于恐怖主义风险因素的文献的综述支持了上述观点。他指出，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在20～29岁，其中大多数为未婚男性；对其生活背景的调查发现，
没有证据支持其患有精神类疾病。对于社会阶层来说，“已有证据彻底颠覆了恐怖分子来
自社会底层的大众观念”，就职业和受教育水平而言，恐怖分子也未与当地普通民众表现出分离效应（p．10）。
最后，莫纳汉（Monahan，2011）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恐怖分子具有人格障碍或药物滥用问题。“任何尝试通过人格特征来识别恐怖分子且具有一点信度的研究长期以来所得到的研究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p．12）。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引述，莫纳汉强调，相关研究基本上已被废止。从本质上说，研究结果表明，特定的恐怖分子人格是不存在的（Kruglanskiet al.,2013)。
他们为何加入恐怖组织？
当人缺乏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基本技能和策略时，通常会产生无助感。这或许可以解释一部分人参与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因，但并不能全面解释。这种无助感通常会激发两种反应模式中的一种：前进（战）或后退（逃）。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Seligman，1975）提出的逃避行为反应模式通常被称为习得性无助或反应性抑郁。当事人通常会对其所处境遇感到束手无策，也就逆来顺受。生活在赤贫环境中的懦弱个体通常就是这种反应类型，他们意识到自己改变生活的机会微乎其微—其生活以保持现状为主。另一种反应行为模式就是攻击，尤其是当一个人感到这种反应模式可以有效改善其自身、家庭或社区所处的境遇的时候，他往往会以死相搏。当一个人对未来所报的希望几乎荡然无存时，“其拥有的唯一不可被剥夺的便是宗教、政治或哲学信仰”（Miller，2006，p．126）。尤其当信仰告知他们要勇于克服困难，神会为他们降下最终的公正且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情况都会好转的时候，这种信念就显得更加不容剥夺。
还有一种假设是：低自尊和自我意识较差的年轻人是加入恐怖组织的生力军。许多爱尔兰和欧洲的恐怖分子声称，他们参与政治暴力是为了探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Victoroff，2005）。通过网络招募的年轻人或许也会表达类似的情感。这与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1980）的理论相契合。埃里克森的理论认为，青春期是人形成自我同一性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的思想对人的心理发展来说颇具意义且会持续发挥潜在影响。埃里克森一直以人的自我意识为主题开展研究。阿里纳和阿里戈（Arena＆Arrigo，2005）指出，一些学者表示，很多恐怖分子没有成功渡过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并且发展出了虚假且消极的自我同一性内容。这种消极的自我同一性驱使这些人选择加入极端组织以探寻其生命的意义。
社会学习理论也为研究影响个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心理过程提供了不同的角度。维克托洛夫（Victoroff，2005）曾写道：“生活在政治斗争催生恐怖主义温床中的年轻人可能直接见证了各种恐怖行径，他们会试着模仿并从赞颂恐怖主义的文化中习得恐怖主义行为，这种文化包括张贴在黎巴嫩什叶派地区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光荣榜（殉道者公告），或歌颂爱尔兰共和军的赞歌”（p．18）。虽然该理论对年轻人为何加入恐怖组织具有较高的解释度，但仍不能解释为何众多生活在同样社会环境中的年轻人并未加入恐怖组织。
追寻意义理论
尽管以上观点对在解释加入恐怖组织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原因具有一定的效度，但阿里·克鲁格兰斯基（Arie Kruglanski）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模型（Kruglanski＆Orehek， 2011；Kruglanski，Chen，Dechesne，Fishman，＆Orehek，2009；Kruglanski et al．，2013），该
第十一章·现代恐怖主义心理学
模型为解释恐怖主义行为提供了整体性综合框架，被称为追寻意义理论模型。该模型假设，
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是出于对公认的有意义人生的追寻。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是指“追寻所属文化中对人生意义的认可，是该文化对能力的一种认可，如果做到了则会引发有关人物的钦佩”（Kruglanski et al．，2013，p．561）。此外，这种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还需特定的人或事的激活，才能产生对行为的影响。这种追寻可能被三种刺激激活：（1）重大挫折：（2）面临重大挫折的威胁；（3）获得重大利益的机会。
在对某些重要目标求之不得时，人往往会出现人生意义的迷失，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情况都可能引发这种迷失（Kruglanski et al．，2013）。当某些个体遭到他人或团体的贬损（例如，被有意渲染成无能的失败者）或排斥时，也常会伴随这种迷失的体验。而这些个体重拾人生意义的方法或许就是投身于个人暴恐活动中或投靠恐怖主义团体。穆斯林团体一直遭受着强烈的偏见和无礼对待，这一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利用于恐怖组织成员的招募。有时，恰恰是这种对失败（失去）的恐惧促使某些个体决定投身于恐怖主义活动。颇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三K党（Ku—Klux—Klan）就曾借此广招成员，他们宣称非裔人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以此激起潜在成员对失势的恐惧。此外，博朗格尔（Bélanger，2014）及其同事发现了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具有失去感体验的个体往往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自我牺牲意愿，例如，此类个体往往会投身于自杀式恐怖袭击。
此种意义追寻发生的契机可能是恐怖分子许以拟招募对象值得考虑的地位和自尊时。如果某人刚刚经历了一系列挫折、认为其生命毫无意义，这时某组织出现并给他成为要人或贡献于某伟大事业的机会，无疑将对此人产生巨大影响。克鲁格兰斯基等人（Kruglanskiet al．2013）将此种对青年人的洗脑性灌输描述成恐怖组织那充满殉道和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这种方式为加入恐怖组织的“战士”提供了日后重获生命意义的机会。
一旦这种意义追寻效应被激活，这些个体就会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念体系），使之明白该如何去做，进而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克鲁格兰斯基等人（Kruglanski etal．2013）写道：“我们由此假设这种意识形态与激进行为有关，因为它将激进或恐怖主义行为当作追寻人生意义和公平的手段，并将对群体产生影响”（p．564）。此种意识形态会异常严苛地压制其他理念，在必要时，当事人甚至会不惜牺牲其家人。此外，这种信念还会确保那些自愿冒险和牺牲的人忠实地代表某个组织。
恐惧管理理论
恐惧管理理论是个体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另一个心理模型（Jonas＆Fritsche，2013；Pyszczynski，Abdollahi，Greenberg，＆Solomon，2006）。该理论深受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1973，1975）的启发。与追寻意义理论相似，恐惧管理理论也为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提供了解读的框架，它可以解释个体卷入群体冲突、加入恐怖组织以及甘愿为某项“事业”牺牲自己的原因。该理论认为，针对某项事业的牺牲或为某团体的奉献可以是负性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活动），也可以是正性的（为造福全人类而奉献）。
恐惧管理理论中的“恐惧”特指对所有人均需面对的最终死亡结果的高度焦虑。该理论认为，人总是持续不断地经常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且这种意识与其人生意义的意识始终相伴。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对每个人往往意味着“人最终会像宇宙里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一样消逝的梦魇”（Kruglanski et al．，2009，p．335）。恐惧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在面对
必然来临的死亡时会体验到恐惧和焦虑，因而人类发展并维护了一种文化世界观，来对抗
和避免这种恐惧和焦虑（Pyszczynski，Rothschild，＆Abdollahi，2008）。“这种文化世界观 可以使人们感觉象征性地超越了死亡，而文化价值观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感觉，即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Pyszczynski et al．，2008，p．318）。“这种文化世界观不仅为生命的意义提供了基础和保护伞，并且为人的生活及行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标准和规范”（Landau＆Sullivan，2015，p．210）。这种世界观不仅包含了人生观，也是不朽的准则（Becker，1973；Landau＆Sullivan，2015）。个体对死亡的意识推着他拥抱团体的意识和理念（Kruglanski et al．，2009）。人们必须相信，“即使他们的生物体生命终结，他们自身的某些方面还会以某种形式传承下去，或以直接具体的形式，或具有象征性意义”（Burke，Martens，＆Faucher，2010）。直接具体的形式指人死后可能以另一种身后形式存在，而象征意义则是指人死后所留下的遗赠—在恐怖主义行为中，尤指恐怖分子留下的“丰功伟绩、英雄事迹及虔诚殉道”。
可感知的来自其他群体的羞辱、操纵及不公被视为激起恐怖主义仇恨、愤怒和暴力的根源。基于大量研究，乔纳斯和弗莱彻（Jonas＆Fritsche，2013）推断，“意识到死亡威胁的人往往会对其他团体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偏执性和攻击性，而且在面对族群冲突时，会更加强烈地支持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p．543）。此观点适用于解释恐怖分子将外来势力视为其信仰、生活方式及世界观的切实威胁时对其采取恐怖手段的原因。从这个观点出发不难看出，若某组织为个体提供人生意义和超越生死的慰藉，则该组织对个体的影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许相信以下观点具有一定的安慰性：人要面对死亡，只有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过上像样的生活，于是能为最终的目标而献身。
综上所述，追寻意义理论和恐惧管理理论颇为相似，其主要的区别在于动机要素。追寻意义理论主张人的行为由在特定社会或团体中寻求生命的意义而驱使。恐惧管理理论则主张人会通过争取来生的不朽而面对必然的死亡。两种理论模型都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自杀式恐怖主义
一些恐怖分子会自愿投身于自杀式恐怖袭击，尽管他们是少数。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自杀行为一般与绝望、沮丧或心理失常相联系（Miller，2006），然而，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行为人却并不一定都感到绝望。相反，他们将加入恐怖组织视为值得其终身奋斗的目标；如果能够承担自杀式袭击任务，他们则自视为烈士并认为该“壮举”会给家人及社团带来荣耀（LoCicero＆Sinclair，2008）。自杀式恐怖袭击者坚信自己赴死是正义的，他们认为这种死亡方式是通往另一种永生的必经之路。正如克鲁格兰斯基等人（Kruglanski et al.，2009）所描述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动机或许就源于袭击者对永生的渴望”（p．336）。例如，在极端“圣战”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殉道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恰恰是一种早登极乐的形式。对于一些小角色而言，自杀式袭击除了给他们提供了通向天堂的路径外，还为他们从默默无闻之辈变成“巨星”提供了可能性（Kurglanski et al．，2009，p．349）。
在阿富汗的训练营里，“基地”组织将殉道描述成令人向往的终极目标，很多新招募的恐怖组织成员都自愿发动自杀式袭击（Busch＆Weissman，2005）。在回顾了若干关于自杀式袭击恐怖分子的研究后，莫纳汉（Monahan，2011）指出，如果不是出于完成任务的目的，这些人均不会做出自杀行为，因为《古兰经》明令禁止信徒自杀（Post，McGinnis，＆Moody，2014）。“但是激进派将恐怖主义自杀行为曲解为进攻性防御或殉道，认为这种行
第十一章·现代恐怖主义心理学
为不同于《古兰经》所禁止的自杀，反而会让人获得在天堂中的更高的奖赏”（Post et al.，
2014,pp.309-310)。
大多数恐怖分子并没有像暴力惯犯那样具有早年的反社会行为的心理发展模式，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青年时期（20岁左右）都曾是家里或社区的好学生、好市民。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但有些西方青年或怀揣投入恐怖事业的愿望，或不远万里逃往恐怖训练营去参加恐怖组织，他们的家庭对其付出和牺牲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有其他恐怖分子是社区里的边缘分子，他们之所以自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因为不公平的待遇给他们带来的愤恨和疯狂，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外团体、政府或社会对他们的羞辱。
保险措施
劳伦斯·米勒（Laurence Miller，2006）指出，许多恐怖组织制订了保险措施以保证自杀式袭击能够成功实施。恐怖分子最终难免面对意识到自己要杀死人（尤其是包括儿童在内的很多无辜者）的难题。在加入恐怖组织初期，此类难题会转变成一种心理压力。因此，恐怖组织必须专注于对即将执行自杀式袭击的成员进行思想灌输，刻意隐瞒一些计划的细节。任务临近时，恐怖组织将会迫使被选中的自杀式袭击成员参与一系列“视死如归仪式”以确保任务能被成功执行。这种仪式包括“令其成员写下留给亲友的最后一封信、录制告别视频以及最后的祈祷，等等”（Miller，2006，p．131）。这一系列宣誓足以使那些“还活着的烈士”很难做出临阵退缩的决策。如果恐怖组织认为某个殉道者有临阵退缩的可能性，组织会安排遥控引爆以防万一（Silke，2003）。
成为恐怖者：激进化的过程
就恐怖主义而言，人的激进化过程是指某个体被教化直到完全认同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任务以及逐步接受恐怖组织为达目的而使用的暴力程度的过程（Horgan，2005）。成为恐怖组织的正式成员通常需要假以时日，要经过许多步骤、行动和宣誓。恐怖组织成员要频繁地经历自责解除，不断地改变原有心态（即指个体最终停止怀疑或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在小群体互动中逐渐接受一种内容极端对立的信念，这一过程被称作冒险转移（Silke，2008）。冒险转移就是以团体的方式形成的信念和决策往往比单个成员更加极端化。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集体讨论通常不会改变组员的内部信念，但其往往令成员的信念更加极端化。
新成员一旦加入恐怖组织，上述思想改变的过程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开始了，而这些新成员未必会意识到自身所发生的变化（Bandura，2004）。他们开始一心沉浸于恐怖组织宣扬的意识形态中，更有甚者可能迫不及待地接受一些违心的任务以检验自己是否可以“迎难而上”且毫无自责。“更有经验的一员”社会模型成为对恐怖组织对新成员进行灌输教化的主要内容。“相关训练不仅使新招募的成员获得道义正当感且斗志昂扬，而且给新成员带来了社会性奖励，并造成“卓有功绩＇的恐怖分子是精英、受人尊敬的错觉”（Bandura，2004,p.140)。
“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的另一个常见背景是社会边缘化（Silke，2008），但正如前文所述，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大多数加入“基地”组织的新成员都在加人初期被与其朋友、家人和文化根源隔离开来。加入组织的吸引力之一便是组织的集体归属感所带来的心理满
足（Ditzler，2004）。事实上，得以加入一个紧密团结且有意义的集体常常比该组织单调的
政治理想更加具有吸引力。
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无论在认知还是社会心理上，年轻人都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招募年轻人比招募成年人更容易成功（LoCicero＆Sinclair，2008）。同辈影响是最常被提及的加入恐怖组织的首要原因（Victoroff，2005）。2015年4月，6名20岁左右的明尼苏达年轻人被起诉试图加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6人的1个朋友到了叙利亚，另据说，他已成功游说了自己的6个朋友跟他一起从事恐怖活动。1名明尼苏达检察官引述如下：“使你激进化的人并不一定是陌生人，他可能就是你的儿子、兄弟或朋友，甚至有可能就是你最要好的朋友”（Grossman，Kesling，＆Audi，2015，p．1）。在很多案件中（包括上述明尼 苏达案件），年轻人加入恐怖组织是由亲友介绍或劝说的，加入恐怖组织能提升自己在家庭和亲友中的地位亦是另一重要理由。一旦某位青年人成为恐怖组织的一员，极具个人魅力的头目便会对其决策和价值体系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要理解某些人之所以会加入恐怖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要素就是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社会环境在人头脑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我们心中对于一切所知内容和对世界（尤其是对社会）的理解的总体框架。如前所述，认知结构可帮助人们提高思维的灵活性和对未来事件的预判能力，并帮助人们基于对未知事物的预判来调整行动路线。有的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知识和较复杂的认知结构，他们做出决策所考虑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与认知结构简单的人相比，认知结构复杂的人更能较客观、较全面、较复杂地评估行为和事件。从本质上来说，认知结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随着不断地经历和学习，认知结构会发生质、量和组织结构上的变化。鉴于此，恐怖组织中追随者的认知结构似乎不那么复杂，但头目的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康芒斯和古德哈特（Commons＆Goodheart，2007）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每天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个体极少以暴力的、无情感的行为来反应”（p．96）。因此，恐怖组织的头目偏好招募认知结构相对简单的狂热年轻人入伙。这并不意味着恐怖组织头目要找的人是智力低下的人，这样做是因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大多幼稚且好空想。
恐怖组织头目
恐怖组织的头目大多有某种个人魅力（Ditzler，2004；Staub，2004）。在其追随者眼里，很多头目都是意义非凡且影响深远的人。因此，许多新招募的恐怖组织成员均以其头目为榜样，希望有一天也能达到其头目的某种水平（Ditzler，2004）或干脆为其伟大的领袖而献身（Staub，2004）。恐怖组织常常组织严密、指挥系统严谨且处在绝对服从权威的氛围内（Staub，2004）。考查更多关于前“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已于2011年被逮捕击毙）的细节将对本章颇有裨益。
“基地”组织的权力分散、多重指挥和行动灵活都充分显示了其领导者的组织工作具有复杂的认知结构（LoCicero＆Sinclair，2008）。“基地”组织的行动，尤其是从“9·11”恐怖袭击以来的几年内所体现出来的组织严密性，都强烈地暗示本·拉登所具备的领导技能远比一般人所能意识到的复杂。在本·拉登的领导下，“基地”组织的不同部分能够半独立地完成任务（Staub，2004）。参与“9·11”恐怖袭击的19名恐怖分子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控制力，且有能力完成对预设目标的袭击（LoCicero＆Sinclair，2008）。这一切表明，“基地”组织成员有能力在没有特定领导人的情况下通力合作且采取合适的方式完成任务。本·拉登本是一个沙特富豪的小儿子，后来决定献身于阿富汗抵抗运动（Borum＆Gelles，
第十一章·现代恐怖主义心理学
2005）。本·拉登依靠其财力招兵买马、购买装备，并依靠其管理技能创造且维系了一个
复杂的全球性“圣战”体系，以此对抗外部势力的压迫（Borum＆Gelles，2005）。
本·拉登与其心腹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一同认识到全球化、外部压迫以及反伊斯兰政策带给穆斯林的普遍愤懑情绪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酝酿（Borum＆Gelles，2005）。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其可利用的最伟大且最持久的武器便是反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反美意识的大平台上，“基地”组织最终得以逐步组建网络、协调恐怖分子的招募、训练和运作。
早在击毙本·拉登以前，波鲁姆和盖勒斯（Borum＆Gelles，2005）就已预见“＂基地＇组织已经从一个集团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网络，直至最终演变为现在的形式—一场致命的、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p．481）。尽管有观点认为，“基地”组织已经随着本·拉登的死亡而消亡了，但这一评价极可能是过于乐观了。而且，本·拉登的死还有可能激励“基地”组织继续活动（DeAngelis，2011）。事实上，“基地”组织目前的确还在继续活动。
赫尔密希（Hellmich，2008）报告称，一些专家认为本·拉登本人是一个毫无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精神紊乱者。然而，精神紊乱者通常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也不善于复杂的专门作业，而且通常不适于沟通（Hellmich，2008）。或许对本·拉登更加客观的评价应为极具冒险精神的资本家，而非头脑简单、内心充满仇恨的狂热分子（Hoffman，2002；LoCicero＆Sinclair，2008）。本·拉登在组建和凝聚其恐怖网络方面是成功的，他进而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培植独立的忠实分支（Busch＆Weissman，2005）。
独狼式恐怖分子
尽管一提到恐怖活动，我们就会想到“9·11”恐怖袭击，但美国所遭受的最常见的恐怖袭击不是由国际恐怖组织实施的，而是由1名（有时是2名或3名）恐怖分子实施的。此类恐怖分子一般被称为“独狼”—有意思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主管詹姆斯·科米（JamesComey）在采访中将这类恐怖分子称为“独耗子”，因为狼的所作所为比此种鼠辈的暴力行径高贵得多（Graff，2014），而鼠类大都没有什么高贵之处。
美国显得更加容易遭受独狼式恐怖分子的袭击。据现有资料显示：在1968—2007年，所发生的所有独狼式恐怖袭击有42％发生在美国境内（COT，2007）。此外，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有线电视，为恐怖集团的宣传和招募工作提供了虚拟平台。此类平台不仅对恐怖主义鼪鼯之辈产生影响，还会影响那些孤立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Post et al．，2014）。借由这种新型的交流模式，恐怖组织正由过去的层层下达指令转为鼓动个体自发进行恐怖袭击。尽管这些个体是单独行动的，但“他们自视属于某个虚拟的仇恨团体”（Post et al．，2014，p．321）。下面我们要讨论3起值得关注的案例。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一对兄弟宣称对2013年4月发生的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负责，其犯罪行为符合独狼恐怖分子的标准。26岁的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Tamerlan Tsarnaev）和他19岁的弟弟扎卡哈尔·察尔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在马拉松终点处的观众附近布置了隐蔽的爆
炸装置，该爆炸装置是内装钉子、滚珠的双重高压锅炸弹。炸弹引爆后造成1名8岁男童
和2名年轻女性丧生，260人受伤，伤者中17人截肢。袭击发生不久后，这两人杀害了1名可能根据警方通报辨认出嫌疑人的大学校警。2015年春季，1名女被害人在经历了漫长的治疗后还是失去了另一条腿（详见专栏11.1中关于波士顿爆炸案的附加评论）。
当代热点话题
专栏11.1 波士顿爆炸案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举办很多年了，每年都吸引来自
被告本人过于年轻，并不成熟。塔尔梅兰被描述成一名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观众。2015年4月13日，在
虔诚的激进派追随者，且对其弟弟影响强烈，应该为该这座小城聚集的很多人都经历了终生难忘的恐惧和悲
案负主要责任。2015年5月，陪审团驳回辩护意见，一致伤。正如文中所述，察尔纳耶夫兄弟俩在马拉松比赛终
认为扎卡哈尔·察尔纳耶夫应被判处死刑。点附近布置的炸弹造成3人死亡，260余人受伤。为了逃
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包括陪审团提议判处死刑离现场，兄弟俩劫持了一辆汽车和车内司机，最后司机
的时候，察尔纳耶夫始终面无表情，毫无悔意。他仅在逃脱。犯罪人还打死了一名大学校警。
证人席上由于为自己作证而被打断表现出了一次情绪。两名犯罪嫌疑人未落网前，该案引发了波士顿及近
尽管并不一定奏效，但哪怕表现出一丝悔意都可能会是郊居民的震惊和恐慌。警方公布了摄像头捕捉到的2张
减轻处罚的契机。有意思的是，如果察尔纳耶夫犯罪时嫌疑人照片。照片显示，在案件造成广泛影响后，扎卡
再年轻2岁（不是19岁而是17岁），就有可能免受死刑。哈尔还反戴一顶白色棒球帽，装作无辜的被害人若无其
事地在便利店购买牛奶。兄弟俩在逃跑期间曾一度与警
讨论问题 方遭遇，枪战中，塔尔梅兰身亡，扎卡哈尔逃走。马拉松
1．在死刑适用问题上，陪审团会同时考虑加重和减轻比赛后第4天，受伤的扎卡哈尔被发现藏匿于市郊某户
情节，但两种情节没有定量可比性。也就是说，即使人家后院的船里。
有5条加重情节、2条减轻情节，也可能导致死刑他最后因违犯30多条联邦法律而被起诉（例如，涉
不适用的判决结果。在本案中，你能认定有哪些可嫌参与恐怖活动、故意杀人及绑架），其中有17条罪名可
加重或减轻的情节？ 判其死刑。他在对波士顿犯下累累罪行的2年后，于2015
团认定“死刑资格（death qualified）” 年4月走上了法庭。辩方律师在4次审前听证会上做了大
是宣判死刑的前提。心理学家一直想以此为题目开量努力，希望将审判地点移出波士顿，但没有成功。
展研究。讨论一下这个术语的意义和特点。在长达16天的交叉质询中，检察官将被告描述为
3．前几章所提及的斯坦伯格的研究与本案有无相关被在线的伊斯兰极端教义教唆死亡复仇的恐怖分子
性？专栏6.1中提及的成年初期的研究与本案嫌犯（Levitz，2015）。辩方律师在诉讼过程中承认被告涉案，
是否有关？ 但始终试图表明被告的哥哥才是主谋。辩方律师主张，
扎卡哈尔向当局供述，他们之所以发动波士顿马拉松袭击，是为了报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造成的穆斯林的死亡（Reitman，2013）。兄弟俩出生在苏联，其父母将其带到美国，后又返回祖国。塔梅尔兰在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之前曾是个满怀志向的拳击运动员。扎卡哈尔在爆炸案发的7个月前刚刚于2012年9月11日加入美国国籍。在对马拉松发动袭击时，扎卡哈尔的登记身份还是一名大学生。
察尔纳耶夫兄弟之所以是独狼式恐怖分子，是因为据信二人并未和任何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他们只是通过网络资源接受恐怖主义信仰宣传而自我激进化的。兄弟俩从也门“基地”组织网站上学习了炸弹制造技术（Cooper，Schmidt，＆Schmitt，2013）。该网络杂志的第一期发行与2010年，内含对炸弹制造技术的详细说明。美国的调查员表明，“这对兄弟代表了美国当局长久以来最担心的新兴威胁：不与特定恐怖组织联系的愤怒而孤僻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掌握了致命的技术”（Cooper et al．，2013，p．A1）。
第十一章·现代恐怖主义心理学
胡德堡枪击案
另一名独狼恐怖分子的例子就是军医尼达尔·哈桑少校，他是军队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他于2009年11月走进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军事基地并开枪杀人。他在自己受伤前射杀了13人、射伤30余人。哈桑曾有数次机会向平民开火，但他只攻击军人。哈桑最后被一名地方警察严重击伤，导致腰部以下失去知觉。
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报道，“一些恐怖主义研究专家认为，哈桑少校可能代表了一类新型恐怖分子，此类恐怖分子通过网络资源自我激进化，他们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可以对其目标发动恐怖袭击，而且这种恐怖分子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Scott＆
Dao，2009，p．A1）。如若不然，哈桑就可能被归为第十章论述的滥杀犯罪人。侦查员发现
了至少20封哈桑发给激进的伊玛目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信，信中表达了他想成为一名安拉的“伊斯兰斗士”的意愿。奥拉基出生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是一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他支持暴力手段的“圣战”，宣扬仇恨，鼓动针对美国的暴力袭击，其涉恐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一些专家相信，奥拉基专门煽动那些对激进思想好奇但尚未付诸行动的年轻穆斯林（McKinley，2009）。他被认为是伊斯兰军事组织“基地”组织的高级招募者和鼓动者。胡德堡枪击案发生后，奥拉基曾高度赞扬哈桑。他最后死于2011年美军针对也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
哈桑代表了一类借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完成自我激进化的趋势，他在周围人的眼中是个社交孤立的人。哈桑于2013年被判死刑，成为莱文沃思监狱中6个被军方宣判的死囚之一。时代广场爆炸未遂案
2010年5月1日，费萨尔·沙赫扎（Faisal Shahzad）将一辆多功能汽车停在拥挤的纽约时代广场，车上载有丙烷、汽油、烟花、化肥、闹钟以及电线（Post et al．，2014）。沙赫扎要炸死尽可能多的无辜群众，以报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对穆斯林的不公事件。如果本次炸弹袭击成功，他计划将在一周后在纽约市的其他地方引爆更多炸弹。“沙赫扎相信，进行暴力的“圣战＇对于被包围的穆斯林是十分必要的，这显示出他的激进利他主义”（Post etal．，2013，p．318）。炸弹由于粗制滥造而没能最终引爆，而且计时器（闹钟）的引爆时间也错误地设置成了晚上7点，而不是人员最密集的早上7点。
31岁的沙赫扎出生于巴基斯坦的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富裕家庭，其身份为康涅狄格州的预算分析师，并于2009年4月成为美国公民。他与巴基斯坦塔利班保持联络，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炸弹训练教程。他向讯问员供述，他在网上被前述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奥拉基鼓动，决定投身“基地”组织的“事业”。沙赫扎对于包括预谋恐怖袭击等10项起诉罪名认罪，并被联邦判处强制性终身监禁。判决时，沙赫扎抗辩道：“如果我有1000次生命，我也会将其全部贡献给安拉和“圣战”，我要保护我们的土地，令安拉的世界高于其他任何宗教”（Wilson，2010，p．A25）。法官宣判结束时，沙赫扎回复道：“真主伟大”。
独狼式恐怖分子或本土暴力极端主义者与传统的、隶属严密极端组织或网络的一般恐怖分子有着心理意义上的区别。独狼式恐怖分子不依赖组织或团体的认同来为自己执行的任务辩解。他们基本上独立运作、自制计划、自选目标，并且会形成自己的惯技。总之，他们“自己说了算”。他们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把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公布于众。这样一来，他们会接受某个极端组织或小众组织的思想意识或哲学倾向，而该组织本身并不一
定会采取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
表11.1概括了独狼式恐怖分子的主要特征。独狼式恐怖分子在某些方面比传统意义的恐怖组织更具威胁。对他们的追踪和预警更加困难，而且搜集关于他们的情报确实是一个挑战。爆炸物一向是此类恐怖分子的主要选择，其次就是枪支类轻武器。（COT，2007）。他们大部分以平民为袭击目标。他们的袭击是有预谋的且经过周密计划的，他们会自筹经费。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恐怖活动，也与有组织关系的恐怖分子不同，独狼式恐怖分子通常不会计划在袭击中牺牲，他们往往会长期逃亡以避免被逮捕。
表11.1
独狼式恐怖分子的主要特征1．他们独立运作。
2．他们不隶属任何恐怖团伙、网络或组织。3．他们的行动不受任何头目或组织的影响。4．他们可能声称其行动代表某个集团的利益。5．他们的行动有预谋且计划周密。
6．他们可能比其他恐怖分子有更
7．他们表现出了较低的人际和社交水平。
尽管我们援引的前述案例都是近期发生的，且均与“圣战”主义有关，但事实上，独狼恐怖分子并非全都如此。美国大多数的独狼式恐怖分子的动机都围绕着白人至高无上、反堕胎或是反政府问题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COT，2007）。一个早期的独狼式恐怖分子的例子就是“隐形炸弹手”（或“大学炸弹客”）西奥多·卡钦斯基（Theodore Kaczynski），他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发动了16次邮寄的炸弹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27人受伤。很明显，他希望引起人们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科技、环保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体系等方面的问题。他邮寄炸弹攻击的目标通常是其认定的涉及某方面技术研究的个体，例如，高校科研院所的人员。卡钦斯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是一个不太合群的孤独者，最终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独自生活在树木环绕的木屋里。尽管很多人相信卡钦斯基有精神障碍，但他还是蛮横地拒绝了精神错乱辩护。然而，他被劝说认罪以避免死刑，他接受了有罪辩护从而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俄克拉荷马城炸弹手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经常被视为独狼式恐怖分子的又一个经典案例，虽然他与同被宣告有罪的特里·尼古拉斯（Terry Nichols）合作密切。麦克维是一名海湾战争老兵，退伍后还参加了民兵运动。尽管尼古拉斯和另一人为俄克拉荷马城的炸弹袭击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但制订计划、选择目标并做出决定的都是麦克维自己。如前所述，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联邦大厦发生的爆炸造成了168人丧生，该案是“9·11”恐怖袭击以前发生在美国的最极端的恐怖主义行径。麦克维的动机是对他所认定的美国政府的专制进行报复。他曾经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得克萨斯州韦科事件以及爱达荷州宝石山事件的介入表示非常不满。麦克维于2001年被执行了注射死刑。许多评论家指出，这是扎卡哈尔·察尔纳耶夫之前最后一起由联邦执行的死刑，而察尔纳耶夫案可能卷入漫长的诉讼期。
另一起经常被引用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案例是埃里克·鲁道夫（Eric Rudolph）实施的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埃里克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堕胎康复中心和同
第十一章·现代恐怖主义心理学
性恋俱乐部的炸弹袭击。他没有已知的同谋，而且比较明显是独自计划并完成了爆炸袭击。
鲁道夫可能支持反堕胎激进主义团体和反性取向平等权利组织，然而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能容忍其所作所为。案发后，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世隔绝，最终于2003年在一处垃圾桶附近搜寻食物时被捕。
总而言之，大部分独狼式恐怖分子都呈现出了较低水平的人际和社交能力，并呈现出孤傲的姿态，他们都尽量避免与社会进行大量的直接接触。尽管传统意义上与某恐怖集团有关系的恐怖分子并未表现出情绪困扰的行为模式，但独狼式恐怖分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较高仍是值得关注的（COT，2007；Hewitt，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