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的动机和辩解心理
尽管本章前一部分详细探讨了如何依据行为动机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分为不同类型，但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恐怖主义行径的动机是多重且复杂的，从复仇、愤怒到向往极乐、地位、尊重以及追求死后留名都成为其动机的一部分（Marsella，2004）。“恐怖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且蕴涵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因素中。在所有这些因素中，社会心理因素是研究得最少且最不被理解的，但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Moghaddam&Marsella,2004a,p.xi)。
当代的研究者们正试图找出个体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风险因素，这样可以就个体的某些行为特征为侦查人员发出预警，为反恐尽一份力。恐怖主义危险评估对于心理学界来说是一项较为新兴的课题，但有些研究实际已经在面向这一目标努力了。莫纳汉（Monahan，2011）总结这些研究时发现，在预警方面，一般性指标（如年龄、性别）极少作为评估参与恐怖活动的风险因素。将“普通暴力”（个体的暴力史）等风险因素用于评估恐怖分子不十分准确。尽管如此，“思想观念、亲密关系、苦大仇深以及道德情感都可能是较有信度、效度的评估指标”（p．29）。更确切地说，现有的研究显示，恐怖分子更容易坚信其事业的公正性，并且愿意为其信念付出；他们与其他恐怖分子有联系；他们对某一组织或政府心存怨恨；他们亲历强烈的道德情绪体验，如被蔑视或被厌恶。正如莫娜汉所强调的，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前，承认这些风险因素的信效度还为时过早。
班杜拉（Bandura，2004）巧妙地从认知层面解释了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他假定，恐怖分子通过认知重构来为其恐怖行为寻找理由，这一心理过程涉及道德辩解、语言粉饰以及优劣比较。
道德辩解是指当某种行为会受到普世谴责时，当事人评判自己的行为有价值，出于良好愿望，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班杜拉写道：
正常社会化的人转变为纯粹的战士并不需要改变其人格结构、增加好斗心或道德标准。相反，只要通过认知重新界定杀戮的道德定律就可使人摆脱自责的约束，进而完成这种内心转变。通过对暴力手段的道德认可，人们将自己视为与恃
第十一章·现代恐怖主义心理学
强凌弱的无情压迫者做斗争的人，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旨在保护其珍视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从邪恶的意识形态中拯救人性以及为其祖国在国际上争得荣誉。
认知重构的第二种策略是语言粉饰，基于一项知名研究，该研究发现人的许多行为建立在以语言为基础的思维之上。重要的是，当人们的行为被贴上美化的或中立的标签时，他们会表现得更加残忍或至少更加接受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将在爆炸中丧生的平民视为“附带损害”。很显然，这种语言粉饰也被广泛用于恐怖主义活动以外的很多方面（例如，战争、无人机空袭以及在押犯管制等）。班杜拉列举了丰富的隐喻以及修饰过的言语以强调其观点，恐怖分子将炸弹袭击任务称为“为最终目标服务”，将人体炸弹称为“直立实施杀人的设备”。
认知重构的第三种策略就是优劣比较，即当恐怖分子确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基础的文化价值优于袭击对象，却被告知并日益相信敌人正致力于残忍地、不人道地对待自己所处的群体或人民时，这种维护自身的动机会更强烈。举例来说，在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看来，美国应该就其种种政策和行为所造成的问题受到指责（Staub，2004），这提供了招募恐怖分子的沃土。优劣比较严重依赖历史来为暴力辩护。例如，恐怖组织头目会为追随者灌输其要对付的组织或国家曾经以何种压迫性政策和残暴的手段欺负过他们。许多人都相信，在历史上，美国曾一贯支持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方的高压政府。恐怖分子的招募者将此信念更深一步加工，变成他们对压迫者的憎恨。
其他解脱措施
班杜拉指出，在恐怖行为动机的形成中还有其他的解脱措施，如去人性化、责任转移以及责任扩散。虐待或随意杀死人性化的人或认识的人会显著增加自责感，去人性化过程则以此为前提。虐待（杀害）一个去掉人性特征的陌生人是相对容易的。“一旦去人性化，被害人将不会被视为有感觉、有希望、应当被关心的人，取而代之的是被视为一种亚人类存在形式”（Bandura，2004，p．136）。
责任转移是指恐怖分子可将其行径仅仅视为对权威或头目命令的服从，而不是出于其本人意愿。因此，他们不必对为听从指挥而做出的行为负责，由此可以免除自责。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听从上级的指挥，甚至是听从上帝的召唤。一些系列杀手就曾使用此法辩解其所作所为。责任扩散与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去个性化的概念相近。恐怖组织经常要求其组织内的许多成员尽职尽责，成员通力协作达成终极目的。班杜拉指出，组织中的每一名成员常常会独立完成一些相对较小的、看似无害的、不引人注目的琐碎事务。集体认同感使得团体中的成员参与其个人并不会单独做出的骇人听闻或令人发指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