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劳动、鸦片（1800—1810）
1800年4月，完成了《晨报》指定的任务，柯勒律治来到格拉斯米尔，与华兹华斯一家人盘桓了3周。多萝西告诉他，她替他和他的家在距凯西克3英里之遥，叫做格雷塔厅的一栋大房子中找到一个舒适的安息所。柯勒律治在炎热的夏天去看了这个地方，发现一间房子，是一个藏书500卷的图书室，其中许多是他所喜欢的书籍，就热心地签妥了租约。1800年8月中，他带着太太萨拉和儿子大卫从下斯托威到达他们的新居。9月14日那天，萨拉在那里生了另一名男婴，他们用附近湖泊和溪流的名字，替他取名德文特（Derwent）。不久，冬天宣泄了他们的错误：寒冷和阴雨加重了柯勒律治气喘和风湿热的倾向，和亲戚们的地理阻隔加深了他太太萨拉的忧郁症，况且丈夫神驰的身心时常使她孑然一人独处呢。
他经常留下她而独自跋涉从凯西克到格拉斯米尔的33英里路，去享受与华兹华斯聊天的刺激和多萝西深情的关注。而华兹华斯和多萝西步行到北边去充实柯勒律治的生活却是十分稀少的。1800年11月中，萨拉·哈奇森从伽路山来到鸽居，与玛丽、威廉和多萝西徘徊数月，柯勒律治就在那里重续对她的追求。以不假思索的残酷愚昧语气，他向太太招认他对另一位萨拉的爱情，求她准许他同时爱她们俩人。日复一日，她渐渐地用心在对孩子的照顾上，而他则沉醉在思考和书本上。
他设法完成民谣故事《克里斯塔贝尔》，这则民谣他已在1797年（？）中就开始写作。但是他提不起写作的狂热，就把它搁置下来。司各特和拜伦对该民谣的草稿早已赞不绝口，也许还从它的主题格律和语态中撷取了一些暗示。最后（1816年），在拜伦的敦促下，默里即出版了这则民谣。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佳丽令人难忘的遗物。
在格雷塔厅住了一年后，健康和基金都已枯竭的柯勒律治感到他不能再在湖沼地区熬过另一个冬天。他很高兴接到《晨报》的邀请去当一位社论撰写者。1801年10月6日，他到格拉斯米尔去辞行。9日那天，多萝西和玛丽送他回格雷塔厅。10日，他即赴伦敦。而玛丽和多萝西则走回格拉斯米尔。多萝西在她的日志中写道：“C.因远行而过了愉快的一天……我却忧郁满怀，不能谈天，不过，最后我由低泣来疏解心怀——威廉说，闷声不响地哭泣。并不如此。噢！有多少，多少理由，我要对他如此渴念啊！”
到达伦敦，柯勒律治努力写“领袖们”这个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他日渐趋向强烈的保守观念，与半自由的民权党的主要机关报之《晨报》的政策——反对部长制、倾向财产制——相得益彰。他谴责奴隶制和“腐烂的区”组织（区循例送保王党员入国会），抨击政府拒绝拿破仑的和平建议（1800年），以一位政治家和一名凡夫的尺度无情地解析首相几乎毁掉了皮特。不过，他辩护私有财产是井然有序的社会以外之进步的必要基础，并辩称使“各人的权力与他的财产成正比”的那种政府为最好的政府。他勤奋、努力地写着。在他待在《晨报》的那段时间，报纸的发行量急遽上升。但是，那年的勤奋工作，致使他的健康崩溃。当他回到格雷塔厅时（1802年），他身心两方面都已疲惫不堪——身体有病，妻子视同路人，情人弃他而去，意志已成为鸦片的奴隶。
他早在1791年就已吸食鸦片，时年19岁。他用它来镇静紧张，缓和痛楚，导致睡眠，阻滞——或隐藏——心脏和肺部的衰退，也许是要使自己向失败认命吧。当睡虫终于到来时，却带来了一连串恐怖的梦，他在《睡眠苦》（The Pains of Sleep，1803年）一诗中曾暗示过此事：
一簇簇
恐怖的幽灵折磨着我；
……欲望和憎恶奇怪地混合着，
在原野上，可恨的物体兀然屹立，
狂怒的情绪，疯狂的嘶号！
毕竟可耻，恐怖啊！
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一个想象中的月球上民族，“事实上，除了他们用屁股来吃食物，和肛门长在嘴里外，其他一切都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完全相同……他们几乎不能接吻”。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他做可怕的梦，但是，在他的情形，都十分生动，有时他在梦中的嘶喊吵醒全家人。
也许是因为他的虚弱以及药物吧，虽然有时他的思想混淆，意志耗弱，他的面前却打开着接近于正常心智的领悟和想象的领域及其远景。无论如何，他的知识范围在同时代中无出其右者，关于这点，华兹华斯也远落在后边。他使自己在华兹华斯前很卑微，但华兹华斯除了他的诗以外绝少谈别的事情。柯勒律治的谈话，纵使在他衰化时，都具有使卡莱尔留下印象的知识范围，生动和兴趣的一面，甚至还能使斯塔尔夫人肃然起敬。华兹华斯使他敬畏的地方是这位长他两岁的人的集中的目标和稳定的意志；柯勒律治则越来越被希望取代意志，和想象取代现实了。
他惊奇于他的谦卑，但是却非常自觉，发觉自己（但在这点上，跟华兹华斯和我们一样）对各种主题都有兴趣，并且暗自以此而自负。他关心他的诚恳，他的严肃的道德律，和他对金钱或名誉的冷淡。但是，他渴望荣誉，乐不自胜地剽窃。借钱即忘，不照顾太太和孩子，让他的朋友去支持他们。也许鸦片耗弱了他的性机能，以致使他误幻想为房事之履行。
1804年4月中，为了让地中海的空气和阳光缓和他的气喘和风湿热，他从华兹华斯处接受了100镑的借款，便扬帆前往马耳他岛——当时不列颠帝国的一处举足轻重、正处在争执中的堡。他随身带了1盎司的原质鸦片和9盎司的鸦片烟酊。在航程中，5月13日那天，他在笔记中写下一则绝望的祷文：
噢，敬爱的主！予我灵魂以力量，彻底通过一次煎熬——要是我登上马耳他——纵然恐怖重重，度过自由自在的一个月……我忠良，宅心仁厚，不可能心怀不轨，但是啊！我却十分虚弱——自婴儿时以迄于今——我活到了此刻！宽恕我，宽恕我，天上的父和上帝啊！
几乎整整一年，他似乎恢复了他的自制。7月中，他被任命为马耳他总督亚历山大·保尔（Alexander Ball）的私人秘书，并于1805年1月中，晋升到责任更大的事务秘书的位置上。他工作努力，表现了惊人的判断和适当的能力。接着，于服务一年后，他因精疲力竭，重又靠鸦片来维持了。他离开马耳他，游历西西里和意大利，再返回英格兰（1806年）。到那个时候，他比以前更要依仗鸦片，并且用白兰地阻止鸦片的催眠作用。
1806年10月26日。他与华兹华斯一家在肯德尔的一家客栈中碰面。“从未有过，”多萝西在那天的日志中写道，“令我感到在初见他时那样的震惊的。”胖得竟“连他的眼睛都消失”在他臃肿的脸上了，只有瞬间的微光表现了以前“他脸上的圣洁表情”。他继续前往凯西克，要求与太太分居。她却拒绝了。他离开了她，带走了6岁的儿子德文特。他将韦奇伍德的年金移转给太太，但是，乔塞亚·韦奇伍德于1813年撤销了他这部分的应享份。自1803年起，就由住在格雷塔厅的骚塞，负起照顾嫂子的责任。柯勒律治则由他的烟友“德”以匿名方式寄去的100英镑赠赐，和他于1808年、1809年和1810年中在皇家科学院中的讲演收入渡过了这次危机。
在那一年中，伟大的友谊结束了。它的基础是对诗的共同灵感。当柯勒律治身上的诗泉自1800年起因体力耗弱，鸦片的催眠作用，婚姻离散和受到哲学的蛊惑而枯竭时就停止了。华兹华斯借柯勒律治的天赋较偏向于散文来鼓励他改变。柯勒律治因得知华兹华斯家的三个人提醒萨拉·哈奇森不要让他得寸进尺而深为不快。1809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当华兹华斯警告普尔不要使自己过分牵涉在柯勒律治的一份新杂志《朋友》（The Friend，1809—1810）上时，分歧竟变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身为柯勒律治最亲近和最有交情的朋友之一”的华兹华斯写道：
我把它当做我深思熟虑的意见寄给你，这个意见是根据几年来越来越加重的证据，而形成的，即柯勒律治既不愿也不能执行对自己、家庭或人类有重要利益之任何事件。既不是他的天才也不是他的天赋，如果他们是的话，更不是他广博的知识，会使他利用任何事情。他们统统因他的知识和道德结构之狂乱而挫败了。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类型的心智之自由意志，且也没有在任何义务或道德感的约束之下作为之能力。
这是很无情和极端的，但是，华兹华斯已在几周前的一封信中告诉柯勒律治大部分情形了。根据柯勒律治的说法，当巴西尔·蒙塔古告诉他，华兹华斯曾告诫他不要让柯勒律治和他同住，因为柯勒律治，由于酗酒和其他种种劣行，使他自己在格拉斯米尔成为“一个滋事者”时，事情就弄得更糟糕了。华兹华斯稍后（1812年）向柯勒律治保证，蒙塔古误引他的话。柯勒律治佯装接受这种解释，但是，破镜不能重圆，这件历史性的友谊就此沉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