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的独白（1815—1850）
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华兹华斯活了80岁，死时仍如1807年当他37岁写《理堡白鹿》（The White Doe of Rylstone）一诗时的那位诗人。那时，沃尔特·司各特已出版《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5年）。华兹华斯羡慕它的流畅风格，就使用这种风格来写自己的叙事诗——一首当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第12年时，关于北英格兰宗教战争的叙事民谣。几乎整个家庭——父亲和8个儿子——在一次社会运动中全部殉难的故事。埃米莉，仅存的一位妹妹，就在哀伤中渡过了她的余生。一只白雌兔每日来安慰她，并且每个安息日陪伴她到博尔顿（Bolton）教堂墓地上去凭吊小弟弟的墓园。当埃米莉死后，白雌兔继续独自到博尔顿从事每周的访问，静静地躺在墓边，直到教堂内的安息日礼拜做完，然后安安静静地行经树林和溪流，回到它的窝里。这是一则以幽雅、哀怨的语气表达出来的传说。
这是华兹华斯艺术的最后胜利。除了他在轻微的感触下吟咏的一些十四行诗外，他不再作诗了。他看上去50岁光景，全身每一寸都像一位哲人，身材修长，风度翩翩，身上裹着御寒的棉袍，额头微秃，头发蓬松，微低着头，双眼深沉做沉思状，就如一个见过雪莱和拜伦的、自婴孩进入狂喜而到达死亡过程的人，此时安静地等待着他自己的死期，深信他会留下比空幻的感情或讽刺的韵律要更为永久的一个纪念碑在人间。
他在德行上有一些瑕疵，因为他过于个人主义之故。“弥尔顿是他最伟大的偶像，”黑兹利特写道，“他有时竟拿自己和他相比。”他视赞扬为当然之事，对批评怒不可遏。他爱引述自己的诗句，诚如1833年拜访他的爱默生（Emerson）顽皮地指出的一般。但是，他于1815年的一篇前言中曾说过，他的诗要大声朗诵才够味。事实上，它们是能唱也能诵的，一首抒情诗应有七弦琴伴奏才行。
当然，当岁月增加时，他变得很保守，这是一项年岁的特权——也许是一项义务吧。如果拜伦和雪莱未能认清这点，也许是因为他们死于青年时的精神分裂之故。法国大革命从宪政到解体的衰退给了华兹华斯作某些行动的借口，而工业革命的残忍似乎证明他的某些健全美丽的事物，已经因工厂的劳动者取代了健壮的自由民的地位，而从英格兰消逝了的感受。1805年以后，由于赠赐或购买，他变成了几处低微的产业的所有人。身为一名地主，他容易同情视土地上的“孳息”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凝合土的看法。因此，他反对革命运动作为工厂主削减谷类价格的一种计划，各劳动者的工资，借取消提高进口税，干扰外国谷类进口的“谷类法”来弥补。
他曾经一度是戈德温的仰慕者，此时，以个人只能通过对传统、资产和法律的尊敬，所维持的一个社区联合体才能生存的理由，而反对戈德温的自由个人主义了。1815年后，他支持政府的一切压制手段，被烙上一位自由运动背叛者的烙印。他坚持立场，并以他对这个世纪的最后诊断来反驳：“这个世界借政治改革、政治救济、政治万灵药作为从邪恶中解救出来的口号正趋向疯狂，同时，这种伟大的邪恶——文明、束缚、悲惨——深植人心，除了道德和宗教没有东西能除去它们。”
因此，他呼吁英国百姓支持国教。他将一些英国史编织入47首《圣职者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s，1821年）中，这些诗让我们记起一些已经被遗忘了的英雄人物，有时我们也对它们的优美韵律感到讶异。依照亨利·克雷布·罗宾逊的说法：“华兹华斯说过，如果需要，他愿为护卫国教而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他并不因为有人引述他以前说过——他不知道自己曾经进过国内的教堂的话——来嘲笑他而使他感到狼狈。”
当他周围的爱情世界开始倒塌时，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他从宗教中去寻求慰藉的证据。1829年中，多萝西患了严重的结石症，使她的健康和精神就此衰弱下去。久治不愈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1835年后，她的两腿瘫痪，除了早期的一些事物，和她依然能背诵的她哥哥的诗以外，她的记忆力也衰退了。此后20年，她在家中变成一个一无用处却很安静的病人，静静地坐在靠近壁炉的椅子里，耐心地等着死神的召唤。1835年，萨拉·哈奇森去世，留下华兹华斯和太太玛丽两人照顾妹妹和孩子们。1837年，他依旧有足够的毅力与无处不在的罗宾逊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旅行6个月。在巴黎，他重逢了安内特·瓦隆和此时已结婚的女儿卡罗琳。
他死于1850年4月23日，葬在格拉斯米尔的教堂墓地他的邻居中间。多萝西又拖延了5年多，由将近失明的玛丽耐心地照顾着。玛丽死于1859年，享年89岁，她一生忠于家务。在华兹华斯身上，一定有一种比他的诗更伟大的东西，使他争取到这些女人历久不衰的爱情。她们和如她们一般的数百万家庭中的类似情形，也应该作为整个英格兰的一部分来记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