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门圣哲（1816—1834）
1816年4月，43岁，接近身心崩溃的柯勒律治，成为伦敦高门（Highgate）的詹姆斯·吉尔曼医生（Dr.James Gillman）的一位病人。柯勒律治那时一天要消耗一品特的鸦片烟酊。骚塞大约在这个时候描写他“胖得有半栋房子大”。他的身体松弛而佝偻了。他的脸色苍白，浑圆而缺乏生气，呼吸短促，双手颤抖得几乎不能举杯到嘴边。他有一批如拉姆和克雷布·罗宾逊等忠心的朋友，但是他绝少去看几乎仰赖抚恤或赠赐来维生的太太或孩子，并且失去了对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许是这位年轻的医生曾听过拜伦和沃尔特·司各特称誉这位身心憔悴的人，为英格兰文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吧，无论如何，他认为只有不断地给予职业性的监护和照顾，才能挽救柯勒律治。征得太太的同意后，吉尔曼博士就将柯勒律治带回家去，营养、款待、安慰和治疗，直到他死时为止。
柯勒律治的心智原是惊人的。医生对这位病人的渊博知识、丰富观念和出色的谈吐大为讶异，他打开了通往这位“斫伤了的大天使”很少用非常清晰或逻辑秩序，却毫不含糊地以慧黠、热诚和真诚而漫谈的，一群老少人物圈子去的门户。这些谈话的片断，保存在依然火花闪烁的如《桌边漫谈》一类作品中，“每一个人生来就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或柏拉图派的人物”；“我们要么有一颗不朽的灵魂，要么就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是禽兽，也许是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但是，无疑依旧是禽兽”。
他不满足于跻身在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之中。当他将要死去时，他从宗教中去寻找安慰，似乎要使他的交易成功似的，几乎投入作为英国稳定和道德支柱的最正统的国教中去。他满怀希望地冀图永恒化生命——生命之光常在。他的《论教会和国家的宪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1830年）一文，认它们为国家统一的两种互为辅佐的形式，彼此相辅相成。他和华兹华斯反对不列颠天主教的政治上解放，理由为天主教会的成长会因爱国心和宗教之间发展的忠顺之冲突而危及国家。
他接受了对老年人很自然的保守主义之全部利益。1818年，他曾支持罗伯特·欧文和罗伯特·皮尔爵士（Sir.Robert Peel）严格限制童工的运动，但是，1831年中，他反对要击败保王党在国会中占优势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Bill）。他不支持消除西印度的奴隶制度。比绝大多数哲学家更为研究和支持科学的他，拒斥进化的观念，偏向于“我在《圣经》中找到的历史”。最后，他那广博和深远的学识向病体和意志屈服，他竟成为一位对政治或信仰中的每一改革都十分恐惧的人了。
他缺乏在他的作品中达到的建设性统一的持久耐心。在《文学家传记》（1817年）中，他宣布要写一部文学巨构《哲学》（The Logosophia）。那就是科学、哲学和宗教的总述、顶点和调和的意图。但是，能让他贡献于那份事业上去的体力和心灵，却因勤劳、混乱和隐晦，造成了一堆混杂的碎片。通往这样一种情况的便是德昆西所曾形容的“最广博……精锐和最能理解……为人类中所仅有的”心智。
1834年7月，柯勒律治开始向生命告别。“我濒临垂死的边缘，但却没有迅速解脱的期望……胡克（Hooker）希望活到写完他的《宗教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就我自己来说，我冀望生命和体力能让我完成我的《哲学》一书。因为，诚如上帝听到的我的祷告，我心中始终在筹算的便是想扩大它的名字之荣耀。换句话说，那与促进人类的幸福是同一件事。但是，如上帝别有用意，那么，就依它的意志吧。”柯勒律治死于1834年7月25日，享年62岁。华兹华斯听到“他所知的人中最不平凡的人”之逝世而深为震惊。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姆说：“他的伟大和可爱的鬼魂时常萦绕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