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生物学因素和人格异常
大家普遍有一个观念：人格异常的倾向全由社会因素造成，比如虐待和教养不当。然而，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多种神经生物学因素。当代研究更倾向于认为，人格异常行为是神经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神经生物学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些研究表
明，人格异常可能是遗传的结果（Waldman＆Rhee，2006）。遗传因素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遗传学在人格异常的形成发展上起很大作用（Blonigen，Carlson,Krueger,& Patrick,2003;Blonigen et al.,2005;Viding,Blair,Moffitt,& Plomin, 2005；Waldman＆Rhee，2006）。例如，一些证据表明，与脑部低唤醒水平和恐惧反应相关的气质就与人格异常有关（Frick ＆ Morris，2004）。这种气质类型可能会破坏内疚、良心或畏惧惩罚等表现的形成。同时，还有研究提出，有人格异常特征的未成年人可能有脑部发育异常（Newman，Curtin，Bertsch，Baskin-Sommers，2010），且人格异常可能在家族内 遗传（Viding＆Larsson，2010）。人格异常的研究已扩展到儿童和青春期少年中，这些研究相对新颖，迄今为止，已发现很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Salekin et al．，2010）。
遗传因素对人格异常的整体影响并不十分大，却吸引了许多关注发展和遗传方面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对双生子研究感兴趣的人。布莱尔等人（Blai，2006）认为，对于在人格异常者中常见的情感功能障碍，遗传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即遗传对唤醒不足和情绪低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以我们目前对人格异常的了解，对于遗传因素对人格异常的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单独的遗传因素很难解释人格异常表现出的特征，那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神经心理学和人格异常
虽然近年来对人格异常的研究集中在特征测量方面，但目前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对人格异常行为有决定性影响的神经心理学因素的研究（Gao，Glenn，Schug，Yang，＆Raine，2009；Vien＆Beech，2006）。神经心理学的指标，又称标识已被多次发现，比如反应于皮肤电、心脑血管和其他神经系统的指标等（Fishbein，2001：Morgan ＆ Lilienfeld，2000）。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熟悉神经心理学的词汇和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其中一些词汇和神经基本结构在本书第三章出现过，这里出现的概念还将为后面的章节奠定基础（如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性犯罪；第十六章毒品与犯罪）。
神经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无论从结构还是功能上划分，人类的神经系统都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按照结构划分大概是最清晰的方式。中枢神经系统（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和周围神经系统（the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PNS）是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周围 神经系统包括所有除中枢神经系统之外的神经细胞和神经通路（见表7.3）。换句话说，那些从脊髓和脑干发出遍布身体各个特定部位的神经都属于周围神经系统，包括所有将肌肉、皮肤、心脏、躯体等与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的神经。
周围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将所有外部信息传输给中枢神经系统进行处理，一旦处理完信息，如果需要做出行为，信息经过翻译后又回传给周围神经系统。当你把手指放在一个热的物体上时，周围神经系统会将这个未经加工的信息（它还不痛）传给中枢神经系统翻译为痛的感觉，随后周围神经系统会收到一个把手指挪开的命令。所以周围神经系统不能翻译信息，它只能将信息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再把反馈信息传出。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考察这些神经系统对人格异常诊断的重要意义。
第七章·犯罪与人格异常
中枢神经系统的差别
中枢神经系统在结构上包括脑和脊髓（见表7.3）。解释、思考、记忆和想象都发生在大脑皮层（脑的最高中枢）。它是处理各种经由周围神经系统传输的体内外刺激和感受的中心。大脑皮层位于人脑顶部外表层，含有约1000亿以上的神经细胞（称为神经元）（Hockenbury ＆Hockenbury，2004）。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众多神经元有复杂的连接，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且为人类知之甚少的沟通网络。尽管大脑皮层的生理结构与我们的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大脑皮层的电生理特点和唤醒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格异常的神经心理学特征。
表7.3
人类神经系统的主要分类1．中枢神经系统（CNS）
A.脑 B.脊髓
II.周围神经系统（PNS）
A.运动神经系统（连接随意运动的肌肉）B.自主神经系统
1．副交感神经系统（紧急状况后的放松和抑制）2．交感神经系统（紧急状况下的激活）
半球不对称和缺陷
人类大脑从解剖上可以分为两个半球—左半球和右半球。两个大脑半球似乎在皮层机能和信息加工过程中存在某种交互平衡的协作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右半球负责非语言功能，左半球负责言语或语言功能。左半球通常以一种分析性的、序列性的方式处理信息，例如，语言需要序列性的认知，而左半球最适合完成这样的操作。另一方面，右半球似乎是以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方式处理信息的，例如，右半球涉及的面孔识别就是需要对一次或同时出现的刺激进行处理。因此，左半球和右半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功能但相互协作的信息处理系统。
除了信息处理的差别外，研究者们还发现，大脑两半球在人类情绪上的作用也有所不同（Jacobs＆ Snyder，1996；Tomalken，Davidson，Wheeler，＆Doss，1992）。右半球在情绪 的理解和交流中尤为重要（Kosson et al．，2002； Wheeler，Davidson，＆ Tomarken，1993）。 左半球可能与自我抑制过程关系密切，而右半球似乎与自发性和冲动性的联系更紧密（Tucker，1981）。进一步说，大脑两半球对于正常的判断、适度控制（Tucker，1981）及情绪的自我调节（Tomarken et al．，1992）具有相互平衡的作用。这些控制和判断过程普遍发生在前额叶（大脑的前部）。
黑尔（Hare，1998；Hare＆Connolly，1987；Hare＆McPherson，1984）假设过，人格异 常的犯罪者在大脑两个半球间的平衡关系上表现异常，在语言处理和情感或唤醒状态中都是如此，他称之为半球不对称性。黑尔指出，人格异常的犯罪者在描述思想、情感或目的时明显不协调。人格异常的犯罪者似乎在组织某些知觉加工和认知加工时特别怪异。他
们的左脑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语言加工缺陷，因为他们对言语顺序加工的依赖程度不像正
常人那么高。黑尔（Hare，1998）还假设，当言语任务难度提高时，非人格异常者将越来越依赖于左脑来加工信息，而人格异常者则更多地依赖右脑。以后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Lorenz&Newman,2002)。
还有些研究表明，与非人格异常者相比，人格异常者对面部表达的情绪缺乏准确的理解。特别是在有利于提高左脑加工准确性的条件下，人格异常者的面部情绪识别也没有非人格异常者那样准确（Kosson et al．，2002）。支持“左脑活跃假说”的数据显示（Kosson，1998），人格异常者在那些需要左脑参与的任务中表现出了缺陷。
由于语言在行为的自我调节中，尤其是在对冲动的行为调整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格异常者出现某种短暂异常行为或许就是由于内部言语的缺失。这种特点也曾被弗洛尔-亨利等人（Flor-Henry，1973：Flor-Henry＆Yeudall，1973）提出过，他们确 认，人格异常与左脑语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些研究还表明，人格异常者的右脑同样存在缺陷（Herpertz＆Sass，2000）。例如，戴和王（Day＆Wong，1996）以及西尔伯曼和魏因 加特纳（Silberman＆Weingartner，1996）的研究显示，很多人格异常者存在右脑损伤，这导致他们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到同样强度的情感。其他研究者发现，人格异常者有一种情绪悖论的现象，“也就是说，人格异常者对情绪线索和情境的抽象判断（如口头讨论时）表现正常，但是他们在生活中运用情绪线索指导判断和行为时存在缺陷”（Lorenz＆Newman，2002，p．91）。换言之，人格异常者有能力谈论情绪线索，但缺乏在现实中使用情绪线索的能力，这种缺陷似乎是左脑的加工障碍造成的（Bernstein，Newman，Wallace，＆Luh，2000；Lorenz＆Newman，2002）。纳赤肖等人（Nachshon，1983；Nachshon＆Denno， 1987）指出，很多研究发现，暴力累犯或多或少地存在左脑机能障碍。德国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Pillmann et al．，1999）。
额叶的神经心理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人格异常者可能患有额叶病变或机能障碍（Kiehl，2006；Morgan＆Lilienfeld，2000；Sellbom＆Verona，2007）。这一结论在很多结构性脑成像研究中得到了 验证，这些研究发现，人格异常者的额叶存在损伤（Gao et al．，2009）。额叶就是在大脑皮层靠近前额的地方（参见图3.1）。额叶（也分左侧额叶和右侧额叶）被认为具有最高水平的认知功能，涉及抽象、决策、认知灵活性、预测、冲动的调整以及行为适度的控制等（Ishikawaet al．，2001）。换言之，额叶担负着人类大脑的执行功能。研究者们倾向于措辞精准地应用术语，他们专注于对前额皮层（即额叶或大脑皮层的前端）进行研究。正如在第三章学到的，执行功能是指涉及对行为目标进行导向的高级思维活动。执行功能包括组织行为、记忆、抑制过程和规划策略等。一直以来的研究已表明，前额叶损伤将导致决策欠佳、自律功能降低以及出现疑似人格异常特征等情况（Yang et al．，2005）。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格异常者的确在额叶的信息处理中存在缺陷（Blair，2007；Harenski et al．，2010）。摩根和利林菲尔德（Morgan＆Lilienfeld，2000）发表的一篇文献综 述提到，人格异常人群的确有执行功能障碍，这将导致他们不能有效地控制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无法在特定条件下准确规划。
在一项有趣的调查中，凯西·威登（Cathy Widom，1978）通过报纸的广告征集了一些人格异常者，研究发现他们的额叶功能缺陷没有在押犯中人格异常者严重。威登推测，“成功的人格异常者”（即那些逃避了法律制裁和看到广告而前来应征的社区中的人格异常者）
第七章·犯罪与人格异常
的额叶行为控制功能优于“不成功的人格异常者”（即那些被监禁的人格异常者）。石川
（Ishikawa，2001）等人的发现与威登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成功的人格异常者”没有表现出类似于“不成功的人格异常者”的心理生理或神经生理缺陷。总体来说，成功的人格异常者比不成功的人格异常者或研究中的对照组表现出了更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虽然对成年人格异常者的实证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出现人格异常特征的未成年人的脑成像研究极少（Gao et al．，2009），不过也有例外（例如，Viding＆Larsson，2010）。过去开 展过的少数研究曾提供了“一些证据来支持“人格异常者的病情可能部分源自神经发育异常＇这一推论”（Gao et al．，2009，p．815）。此外，神经发育异常往往出现在人的早年。比如一项研究就发现，在16个月以前，倘若婴儿的前额皮层受到损伤，他们将来会与人格异
常者非常相似（Anderson，Bechara，Damasio，Tranel，＆ Damasio，1999）。研究者们指出，
这些患者“以普遍无视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一贯不负责任、缺乏悔意为特征”（Andersonet al.,1999,p.1035)。
还有证据表明，额叶或前额皮层可用来很好地诠释人格异常者和非人格异常者之间的行为差异。而且，额叶机能障碍并不局限于人格异常者，它可能也是很多其他类型罪犯的特征（Raine，1993,2013）。
杏仁核机能障碍
人格异常者会明显表现出一些情绪处理方面的障碍。正如我们所知，额叶常被用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一些研究者逐渐开始发现，还有另一个神经系统构成也可能对情绪处理造成影响，这就是杏仁核（Crowe＆Blair，2008；Kiehl，2006）。杏仁核是脑中的一个杏仁状神经元集合体，主要负责情绪功能，如恐惧、愤怒、厌恶等（见图3.1）。杏仁核也参与学习与短期记忆，特别是涉及强烈情绪卷入的学习过程。一些研究者甚至专门研究杏仁核与人格异常或冷酷无情之间的关系（DeLisi，Umphress，＆Vaughn，2009）。
基尔（Kiehl，2001）等人研究发现，在一项情绪处理任务中，相对于由非人格异常罪犯和普通人群构成的对照组，人格异常罪犯的杏仁核的活跃度更低，其他研究者也报告过相似的结论（Gao et al．，2009；Harenski，Harenski，Kiehl，＆Shane，2010：Jones，Laurens et al．，2009；Marsh et al．，2008；Muller et al．，2013）。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对人格异常者情绪 化行为的理解上，杏仁核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对周围神经系统的研究
周围神经系统又可以分为运动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运动神经系统由支配躯体运动的骨骼肌运动的神经构成：自主神经系统支配心率、腺体分泌、平滑肌活动等。平滑肌是位于血管和胃肠道系统的肌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它们比骨骼肌光滑，而骨骼肌看上去往往有一些条纹或纹理。
周围神经系统中的自主神经系统与我们所讨论的人格异常极其相关，有关研究一致发现，人格异常者和普通人对刺激的反应性有显著差异。自主神经系统能激发对压力和应激的情绪化行为的反应，由此显得尤其重要。自主神经系统又可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见图7.1）。
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是在面临恐惧或紧急情况时激发或唤起个体投入战斗或逃跑。正如前文提及的，人格异常者的表现就像詹姆斯·邦德一样冷静，即使在面临高压力的情境
交感神经系统
副交感神经系统 丘脑
瞳孔收缩 下丘脑
刺激唾液 瞳孔扩张
抑制唾液
支气管收缩 支气管扩张
心率减慢 心率增快
抑制消化
促进消化 分泌肾上腺素和
膀胱收缩 膀胱舒张-
神经节琏 图7.1 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这一现象：其一，人格异常者的交感神经不能有效地对压力刺激做出反应；其二，其副交感神经做出反应的速度比非人格异常者快。这两种解释都获得了目前的研究支持。
在详细探讨人格异常者的自主神经系统之前，需要介绍一下测量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性的有关原理和技术。情绪的唤醒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自主神经支配，可以通过心率、血压或血容量、呼吸率等监测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性。但是最常用的生理指标是皮肤导电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CR），也称为皮肤电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目前， 大多数学者提倡使用皮肤导电反应这一术语（Lykken＆Venables，1971），因此本章也沿用这个术语。
皮肤导电反应是电流经过皮肤时所测量到的皮肤电阻大小。尽管有很多因素影响皮肤的电阻，但出汗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出汗与情绪变化密切相关，因而被认为是反映自主
第七章·犯罪与人格异常
神经系统细微变化的高敏感指标。皮层唤醒水平提高，出汗率也会相应地成比例地增加。
出汗的细小变化能通过多导仪或生理仪记录或放大。出汗增多能降低皮肤电阻。换言之，当情绪唤起（焦虑、恐惧等）增大时，皮肤的导电性也随之增大。
前文已指出，人格异常者缺乏在应激或恐惧情境中做出情绪反应的能力。他们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毫不紧张、漠不关心和冷酷无情，总是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与常人相比，人格异常者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性和唤醒度相对较低。研究文献中对此有什么发现呢？研究一致报告：人格异常者的皮肤导电性确实比较低（Fishbein，2001）。“在测量中发现，皮肤导电性低与自主神经的唤醒水平低有密切联系，而自主神经唤醒水平低又与情绪性水平低、缺乏共情与自责以及爱撒谎等行为有关”（Fishbein，2001，p．51）。下面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与皮肤导电性关系最密切的自主神经系统。
对自主神经系统的研究
有关人格异常者的自主神经系统的探索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Gao et al．，2009）。在一项前沿性研究中，莱肯（Lykken，1957）假设，由于焦虑水平低导致个体容易忽略对避免痛苦或避免压力情境的学习，而人格异常者缺乏焦虑体验，因此让他们学习回避令人不快的反应会非常困难。回想一下人格异常者的两个特征：其一，他们不能从令人不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其二，他们屡屡犯案。莱肯根据克莱克利的标准严格地挑选了研究样本。该研究中的人格异常被试（男女皆有）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几个惩戒机构，分为原发型人格异常组和神经质型人格异常组。第三组是大学生被试组，属于正常对照组。
莱肯设计了一个带电的迷宫，他要求被试在20次练习中尽快学会走出迷宫。在迷宫中有20个选择点，每个点有4个备选项，其中只有1个正确选项。虽然另外3个是错误的，但只有1个选项会使被试受到十分痛苦的电击。莱肯的兴趣主要是观察被试能以多快的速度学会避免电击。这个学习避免电击的过程称为回避学习。他分析认为，正常人在面对正确的选项时，对惩罚的焦虑能增强回避学习，回避学习由此可以很好地形成；而人格异常者者由于缺乏焦虑感，因此他们的回避学习应该明显比正常人差。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
在迷宫实验前，莱肯测量了每个被试在30～40分钟内安静坐在房间里时皮肤导电性的变化。在此期间，被试会周期性地听到蜂鸣声，蜂鸣声之后有时还会受到持续数秒的轻微而短暂的电击。最后，被试将蜂鸣声与电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条件反射。在正常对照组中，蜂鸣声本身就产生了预期到电击的焦虑反应（经典条件反射），并从皮肤导电性的明显增加上表现出来。然而，人格异常者对这种紧张压力的反应相当弱。确切地说，人格异常者没有能力学会避免令人疼痛的电击，而正常被试学习得很好。
莱肯的数据显示，人格异常者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性低，导致他们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学会避免令人厌恶的情境。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继续支持了这些发现（Gao et al．，2009；Gottman，2001；Ogloff＆Wong，1990）。自主神经系统反应性低也在具有人格异常特征的未成年人中被发现（Fung，Raine，Loeber，Lynam，Steinhauer，Venables，＆ Stouthamer- Loeber，2005；Gao et al．，2009）。这是否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人格异常者会持续地出现违法行为，就连受了处罚也仍旧会违法？
沙赫特和拉特纳（Schachter＆Latané，1964）使用类似的仪器和基本程序延续了莱肯的实验，同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项重要的修改。在他们的研究中，每个被试要通过迷宫两次：一次是在注射了无害的生理盐水之后，另一次是在注射了肾上腺素之后。众所周知，
肾上腺素是一种提高生理唤醒水平的激素。被试仍按两个原则从在监禁人员中筛选：其一，他们与克莱克利定义的原发型人格异常者接近；其二，对他们的改造有难度（通过犯罪记
录和刑期长短来估计）。在这两个方面的得分都高的囚犯为人格异常组；两者都低的囚犯为非人格异常组。
注射了肾上腺素的人格异常者在回避学习任务中的表现有明显进步。事实上，注射肾上腺素后，人格异常者学习回避的时间比那些同样注射了肾上腺素的非人格异常者所用的时间还少。另一方面，注射生理盐水的人格异常者与莱肯实验中的人格异常者一样表现出了回避学习的缺陷。
由于焦虑被认为是对反社会冲动的主要抑制因素，因此药物控制唤醒程度或焦虑状态可能是有效地治疗那些被判刑的人格异常者的可行策略。很明显，某些特定的药物可以将人格异常者的情绪唤醒水平提高到与正常人相当的程度。
黑尔（Hare，1965a，1965b）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原发型人格异常者在静息时的皮肤导电性明显低于非人格异常者，如前所述，皮肤导电性是测量皮肤在两个电极间对非常小的电流的传导性指标，这是最常用的对觉醒（觉醒程度越高，皮肤对电流的导电性越好）的测量方式，也是测谎仪的基本测量方法。其他研究者也报告了与黑尔同样的结果（Herpertz＆Sass，2000；Lorber，2004）。在这项重要的研究中，黑尔（Hare，1968）将51名英属哥伦比亚监狱的在押犯分为三组—原发型人格异常组、继发型人格异常组和非人格异常组—在不同条件下持续监测他们的自主神经功能。该实验还对一种复杂的生理反应—定向反应（orienting response，OR）-进行了观察。
定向反应是个体对环境中陌生的、预料之外的变化做出的一种高度复杂的非特异性皮层反应和感觉反应。做出这个反应时，个体会出现转头、瞳孔扩张、心率增快等生理变化，个体试图通过这些动作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巴甫洛夫认为，定向反应是一种“探究反射”。它的发生是自动的、反射性的，同时伴随知觉上的改变。由此，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生理指标对它进行测量。在其他的活动中，定向反应可以提高感觉分析和大脑皮层的分析能力。
黑尔发现，人格异常者不仅表现出了非常低的自主神经反应（皮肤导电性和心率），而且他们的定向反应也比非人格异常者小。他的研究数据表明，人格异常者对环境的敏感性和警觉性都较低，对新异事件尤甚。
黑尔后来报告了一组关于人格异常者的心脏及血管活动的数据。上述结论都是以皮肤导电性数据为基础得出的，但在考察了心血管变量之后，研究者发现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尽管研究一致发现人格异常者的皮肤导电性比普通人低，但是心血管活动性（心率）与非人格异常人群一样（Hare＆Quinn，1971）。黑尔由此提出“人格异常者是一个不良导体（即皮肤导电性低），但是有很好的心血管系统”（Hare，1976，p．135）。也就是说，尽管从皮肤导电性测量来看，他们没有学会对刺激做出反应，但是从心率测量上看，他们学会了对刺激做出自主反应。黑尔认为，当“人格异常者的心理生理防御机制”启动之后，他们可能更容易适应压力，因此减小了压力刺激对他们的影响。
黑尔及其同事设计了一系列可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监测被试心率的研究。在其中一项实验中，铃声出现10秒后呈现一次电击（Hare＆Craigen，1974）。在预期电击出现的阶段，人格异常者的心率迅速加快，接着在电击开始之前，心率又迅速减慢（正常人的反应是直到被电击时心率才逐步且稳定地加快）。然而，他们的皮肤导电性始终明显比非人格异常
第七章·犯罪与人格异常
者低。因此，对心血管活动的测量表明，人格异常者在心血管方面具有优越的条件反射能
力，这意味着他们确实习得或者遗传了对有害刺激的自主适应能力。黑尔认为这种心率的加速反应是一种适应，有助于人格异常者消除或减缓有害刺激导致的情绪化影响。他推测，这可能是人格异常者的皮肤导电性反应低于非人格异常者的原因。
莱肯（Lykken，1955）还用测谎仪观测了人格异常者的表现。如果人格异常者普遍处于较低的唤醒水平，是否可以预期测谎仪不能从他们的反应中分辨说谎行为，因为测谎仪依靠的是个体对问题的生理反应来分辨真假。而人格异常者对操控和欺骗他人非常在行，因此在行骗说谎时也不会露出什么破绽。莱肯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无论人格异常者是否撒谎，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同的皮肤导电性反应。如果通过皮肤导电性来测量说谎，非人格异常者就比人格异常者更容易被测出。但是，与现实生活相比，实验室的氛围是人为的，压力情境更是如此。因此，莱肯告诫说，除非有更多的研究支持，否则不可不加批判地接受他的发现。
直接检测人格异常与说谎之间关系的实验相当少。拉斯金和黑尔（Raskin＆ Hare，1978）用更加复杂的仪器和更高的标准进行测谎，重新验证了莱肯的研究。该研究的被试为24名人格异常的囚犯和24名非人格异常囚犯，研究者发现，这两组被试同样容易在一个有关偷窃20美元的情境中被测出撒谎。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相矛盾，这些矛盾的结果表明，如果我们要理解人格异常者的神经生理特征，就必须有良好的实验设计和更深入的研究。
例如，有证据表明，在充分唤醒时或有动机时，人格异常者对趣味事件的生理反应与非人格异常者相同（Hare，1968）。另一方面，当面临巨大压力或严重事故时，人格异常者能够以无人能及的技巧降低负罪感或厌恶反应（Lykken，1978）。相对而言，在拉斯金和黑尔的实验中所模拟的犯罪情境，不仅没有压力，而且可能被人格异常者当成有趣的“游戏”。对测谎假设的检验需要更严谨的设计，且只有放到高度应激的现实生活情境中才能有效。然而，现有数据还不足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克里斯多夫·帕特里克（Christopher Patrick）及其同事设计了一个实验，测查人格异常者的惊吓反射（startle reflex）与正常人有哪些不同（Patrick，Bradley，1993）。其中的一种 惊吓反射是向眼睛突然吹气引起眨眼的反应。这些研究者注意到，对于人格异常者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几乎完全被皮肤导电性测量和心率测量占据。而他们在惊吓反射的实验中发现，人格异常的犯罪者（用黑尔的PCL—R）在令人厌恶的情境中表现出的惊吓反射比正常人小。这一发现支持了先前研究的结论，表明在令人厌恶的情境中，人格异常者表现的自主神经反应比非人格异常者弱。黑尔（Hare，1993，1996）提出，人格异常者普遍具有“低情感水平（hypoemotionality）”的特点。也就是说，人格异常者很难出现情感反应—无论是正面情感还是负面情感。低情感水平可能是人格异常者与生俱来的，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终生缺乏自责和共情。
不断有研究报告说，在非人格异常者感到恐惧的环境中，人格异常者却不以为然（Fowles＆Dindo，2009：Skeem，Polaschek et al．，2011）。“总的来说，有证据表明，无畏是 人格异常的一个关键成分，但这一成分不足以对情感表现、人际关系、行为等问题做出解释（Skeem，Polaschek et al．，2011，p．113）。人格异常者表现出的无畏特征促进了双过程模型的发展，让我们来看看。
人格异常的双过程模型
根据双过程模型，单一的低恐惧不能解释人格异常的各个方面，至少有两个气质方面的因素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人格异常的形成（Fowles＆Dindo，2009）。该模型（根据最新的研究）假设，在人格异常的形成过程中，低恐惧气质（low—feartemperament）和认知执行功能受损同时发挥作用（Fowles＆Dindo，2009：Patrick ＆ Bernat， 2009）。这两种气质与本章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因素密切相关，低恐惧气质成分与情感—人际关系因素（因素一和因素二）联系得最密切，受损的认知执行功能成分与生活方式和反社会因素（因素三和因素四）相关联。
在经历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恐惧和焦虑唤起的情境时，人格异常者的低恐惧气质特点说明他们存在经历恐惧的神经功能上的缺陷，这个缺陷似乎源于杏仁核及其他相关脑结构的反应不充分，这或许可以解释人格异常者所报告的胆大和卑鄙因素（Skeem et al．，2011）。模型中的第二个气质特点与大脑的执行功能缺陷相关，其中涉及“各类冲动控制问题，包括反社会行为和物质滥用”（Skeem et al．，2011，p．114），与冲动、离经叛道的社会生活方式有关，这种气质倾向与前额叶的功能障碍相关（前额叶负责对情绪反应的调节、冲动控制和决策）。
可能还有更多的气质特点与人格异常有关，如高度易怒或易激惹，以及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联系）—但当代大量的研究明显支持低恐惧和执行功能气质缺陷是人格异常的风险因素（Schulreich，Pfabigan，Drentl，＆Sailer，2013：Skeem et al．，2011：Venables ＆ Patrick,2014: Venables,Hall,Yancey,& Patrick,2015)。
这些气质（心理）秉性在童年早期出现，明显受社会环境影响，如父母、监护人、同伴、教师和其他环境因素（例如，高犯罪率的社区和营养不良）。“满足人格异常判断标准的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意指风险因素可以归因于人际间负性的反社会轨迹不断升级的结果（风险因素越严重，父母拥有的使孩子保持积极的发展轨迹的技能越少）”（Fowles＆Dindo，2009，p．182）。另一方面，福尔斯（Fowles，2011）认为：“为了鉴别出哪些人足够另类，表现出了反社会行为的气质特点，人格异常这个词非常有价值，但这一概念涉及多维度的、一系列连续的病原学因素”（p．94）。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格异常不是心理生物学因素导致的，而是诸多风险因素发展结合的结果。此外，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人格异常的心理生物学因素影响会有所减弱。
总之，从迄今为止回顾的研究结果来看，可以对人格异常者的自主神经功能做出四点推论：第一，无论是在静息条件下还是在一些具体的压力条件下，人格异常者的自主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都处于低唤醒水平，和非人格异常者相比，他们在生理反应上似乎无动于衷；第二，人格异常者缺乏必要的情感机制，因而在回避学习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缺陷，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们的累犯率如此之高：第三，有数据表明，如果引导人格异常者的情绪唤醒，比如注射肾上腺素，就能使他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学会避免牢狱之灾、困境、社会谴责等通常令人痛苦和不快的情形；第四，用金钱等适当的诱因进行奖励，人格异常者也能像其他人一样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会避免厌恶的结果。
前面我们曾强调过，就连少量的酒精都会对人格异常者产生较大的影响。酒精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它可以降低神经系统的唤醒程度。研究表明，人格异常者的唤醒水平低，因此他们平时已经处于“半醉半醒”状态，酒精则使他们完全醉倒了。因此，
第七章·犯罪与人格异常
可以推测出人格异常者比相同体重的非人格异常者更容易喝醉，也更容易醉倒。我们还
可以推测人格异常者很少有睡眠障碍。史蒂夫·史密斯和约瑟夫·纽曼（Steven Smith＆Joseph Newman，1990）发现，人格异常的犯罪者的药物滥用比例高于非人格异常的犯罪者。此外，人格异常的犯罪者大多是非常严重的酗酒者。酒精可能在促使他们做出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最近的研究已表明，成年人格异常者在他们的童年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社会行为（Seagrave＆Grisso，2002）。因此，为了分辨哪些人将来可能成为人格异常者，已有研究者开始探究人格异常者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们将探讨人格异常者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