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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讲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续谈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我年青时，把高尔基看做高山大海， 特别羡慕他的流浪生活。我生在一个牢一样的家庭，流浪？那简直羡慕得发昏。
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极深厚的功底。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哲学、史学、文学的修养，深刻啦！
象征主义是脱出民族传统意识的一种自由个人主义。对你们几乎没有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给中国带来象征主义。作为世界性流派，象征主义成就很大，至今有影响（中国近代艺术，缺了象征主义这一环节）。
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
假借中苏友谊，我们比台湾、甚至欧洲更接近俄国文学。这倒是优势。现在补上俄国象征、唯美一代的作品，那就是人生一乐，就是俄国文学的老资格的欣赏者。
俄国真所谓文学大国。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所谓写实主义传统，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作育俄国青年作家，他们还在发扬这个传统。
这个传统不会消失的，是会永恒的。但写实主义这说法不准确，姑且用之。
三大家同时，还有一位诗人，即涅克拉索夫（Nikolay Nekrasov，1821—1878）。中国有译本，流行过，《严寒，通红的鼻子》、《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风格特异，专写俄国农民的痛苦，同情农民，反农奴制。有说他是个复仇的忧伤的诗人。
早年生活贫困，“有三年，我没有一天不挨饿。”他说。
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1823—1886）。生于莫斯科，年轻时是个戏迷，口不离戏。曾任商事法庭（Commercial Court）书记，后以之为题材写喜剧，得罪商人，控告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名著有《家庭幸福》（The Picture of Family Happiness ）、《破产》（The Bankrupt ）、《他人之车不可坐》（Stay in Your Own Sled ）。最有名是《贫非罪》（Poverty is No Vice ）、《大雷雨》（The Storm ）。
1949年后，大陆出过不少他的书，上演过他的戏，地位相当于托、陀、屠三位。
戏剧特点：故事不新奇，但情节环环扣紧，极适舞台。不写好人坏人俗套。他认为生活中好人坏人是混杂的，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也是这个传统。这是俄国文学的特质。
当时批评文学的项目，争论极盛，各走极端。争什么呢？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
俄国文学以“为人生而艺术”为主调。前有别林斯基，后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力主为人生而艺术。
中国三十年代文坛大受影响，左翼在背后善加利用，一直到1949年后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当时所谓人民性、民族性，即来自俄国。四十年代，这些“斯基”的著作已大量翻译，现在可以知道是左翼的计划、谋略，1949年后即大量上市。
现在的民主概念，和十九世纪别林斯基们的民主概念是不一样的。东欧现在敲响的钟声，不是以前的钟声。
回到“为人生，为艺术”，这个问题极可笑。中国的所谓反“为艺术而艺术”，主“为人生而艺术”，是既没有“为艺术”，也没有“为人生”——是政治挂帅，为一个人，为独裁。
“为人生”，“为艺术”，两派都关进集中营，相见了，才叹道：“我们都太忠厚了。”
从人格论，别林斯基们是高尚的人，勤于思考，勇于行动，但他们太重视实际效应，到后来的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就滑头了，不好对付了。
别林斯基、高尔基们，后来都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比他们大得多多、高得多多，他才真是为人生而艺术，反而别林斯基和高尔基们对人生知道得太不够了，没有弄清人生是什么。
三位大师之后，俄国文学并不衰落。高尔基、契诃夫、柯罗连科、安德烈耶夫。
安东尼·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祖父是农奴，后赎身自由。父亲开小食品杂货铺。契诃夫兄弟幼年站柜台。后来父亲破产，举家迁莫斯科。契诃夫进莫斯科医科大学，一生行医，写作。早期写作为点稿费，多写幽默作品，近乎滑稽。
契诃夫作为一个人，非常有意思。谦和、文静、克制、优雅，通达人情。高尔基回忆契诃夫，写得好！
半夜了，天很冷，契诃夫打电话：“请你来一下。”“什么事？”“我恋爱了。”高尔基去，哪里是恋爱，只是与他谈谈，走走，然后说：“你可以回去了。”
他常教高尔基写作。怎样写作呢？契诃夫说：“下雨了。”就这样写。
契诃夫始终方寸不乱。
高尔基与契诃夫的通信极好：
今天收到你寄给我的表，我真想上街拦住那些人，说：“你们这些鬼，知道吗？契诃夫送给我一只表！”
多可爱！
契诃夫不是一个思想家。他知道俄国是不幸的，常在忧伤中，他对未来，一片茫然。如果问他，他大概说：“总会好起来吧。”那潜台词是：“否则怎么办呢。”
他和同代人比，有教养。当时俄罗斯有两种类型，要么是狂热的，战斗的，革命的，要么是悲观颓废的，悲观到要杀人、自杀。相较之下，有那么一个契诃夫，特别宝贵。
他说，短篇，莫泊桑已是王。不过，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点自知之明，也多么宝贵。
说到短篇，二十世纪远高于十九世纪。
契诃夫的短篇，写得太通俗。一定要说他的成就，现在冷静比较，比下去了。鲁迅说契诃夫的小说是“含泪的微笑”，中学水准。我以为，文学不需要含泪，也不需要微笑。
艺术是不哭，也不笑的。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他在当时是个传奇人物，是个青年偶像，是个文学明星。
现在你们不以为然了。我年青时，把高尔基看做高山大海，特别羡慕他的流浪生活。我生在一个牢一样的家庭，流浪？那简直羡慕得发昏。文学家历来是书斋里出来的，哪有靠什么流浪，走遍俄罗斯，走成一个文学家！
直到我十二年劳改后，才不怕高尔基。所以话说回来，高尔基确实有教于我。
少年人应有强烈的羡慕，咬牙切齿的妒忌——这样才能使软性的抱负，变成硬性的。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My Childhood ）、《在人间》（In the World ）、《我的大学》（My Universities ），至今应该是青少年的教科书。
他早年困苦，成名也很快。首篇发表在柯罗连科（Vladimir Korolenko）任编辑的杂志上，后来出书，立即卖完。
他的天才、性格，适逢其时。1905年前后，俄国青年正在等候着这么一位天才。
他最好的是，以文坛新秀与托尔斯泰、契诃夫交往。他的优势是写先辈没有经历、也没有写过的东西。真要说到功力、思想、修养，他就不够了。他一写长篇就不行。
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极深厚的功底。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在哲学、史学、文学上的修养，深刻啦！
写长篇小说，不可轻举妄动。
说到头来，高尔基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他善于理解人，善于爱人。最好的作品，是对文学长辈与同代人的回忆，读了，也能理解他，爱他。
在生活中、现实中的道德行为，要做出自己的牺牲的。而文学艺术不是一种牺牲性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越强，越能感人。俄国文学，真有伟大的道德力量。
比起来，德国人的耳朵和头脑特别灵，法国人的眼睛嘴唇特别灵（善美善爱）——俄国，俄国人，有一颗心，为了这心，我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
大革命后，高尔基苦苦求情于列宁，放了许多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斯大林时代，他保住晚节，没有留下歌功颂德的文字，没有违背良心。
结论：契诃夫、高尔基，都是好人。在我心目中总归有他们的位置。
老朋友介绍过了。介绍新朋友还得从我读书时讲起。
1947年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气氛，颇似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那一段。那时我喜欢读的已不是高尔基，是安德烈耶夫。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yev，1871—1919）。少年贫困。后一跃成名。首作出，高尔基大为赞扬。当时革命失败，青年人不再欣赏高尔基的慷慨激昂，喜欢安德烈耶夫的灰调子。作品：《往星》（To the Stars ）、《黑面具》（Black Masks ）。写死，写战争残酷，写人生无意义，写命运（年青人偏偏喜欢谈论死，谈论生命无意义）。
后来他也逃亡。
索洛古布（Fyodor Sologub，1863—1927）。也是悲观者，比安德烈耶夫还要激烈，诅咒死，也诅咒生，抒情诗凄美。
阿尔齐巴舍夫（Mikhail Artsybashev，1878—1927）。强烈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
萨温科夫（Boris Savinkov，1879—1925）。一个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的作家。代表作《灰色马》（The Pale Horse ）。他还是一个暗杀者，入狱后越墙而死。
我做学生时，床头书架，竟都是这些人的书（1949年后都禁为反动作家）。
他们虽非大部头作家，但他们都用了自己的诚恳、天性，去思考，表现，怀疑，悲观，甚至暗杀。俄国，一遇到事情就认真（秋瑾、徐锡麟带有这种色彩）。无政府主义产地是英法，在俄国大行其道。
当时兴起一种呼声，综合了为人生、为艺术的两种思潮，这时响起了尼采的声音：“一切重新估价。”
在俄国，持这种完善的观点的发言人是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1865—1941）。大师型的文学家，写小说、诗、批评，思想上崇尚尼采。他的个人主义以文学艺术为指归。他的论文集名《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读过他的《诸神复活》（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 ），写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长期留在意大利，查资料，包括达·芬奇的私账。是历史小说，以芬奇为主线，书很惊人。当时在上海诸院校中颇为流传。
另一位女作家，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妻子，季娜依达·吉皮乌斯（Zinaida Gippius）。称：
我是我的奇异的诗句的奴隶。
这是象征主义了。
俄国的象征主义兴起时，声势很猛，但已接近革命，灾难将降临这些个人主义者。他们反对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反对自然主义的生物解剖性表达，反对浪漫主义直白的抒情，他们主张以象征主义表达作品的思想。
源头是叔本华哲学。都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这是当时的世界性潮流。兰波，叶慈，都是。俄国略晚一步，但是都赶上了。
这些作家的个人风格性很强。巴尔蒙特（Konstantin Balmont）注意辞藻的优雅华美；勃罗索夫（Valery Bryusov）讲究形式结构的完整，有古典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诗，含意高雅深远；伊凡诺夫（Vyacheslav Ivanovich Ivanov）追随梅列日科夫斯基，文笔也极好，人称“带有婴儿口吻的苍老的风格”。
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多么兴旺——以上这些作家，都被中国砍掉了。
好景不长。十月革命后，人们的思想剧烈震动，很快，象征主义烟消云散。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由高尔基求情，放出俄国。余人向政权投降。
象征主义是脱出民族传统意识的一种自由个人主义。对你们几乎没有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给中国带来象征主义。作为世界性流派，象征主义成就很大，至今有影响（中国近代艺术，缺了象征主义这一环节）。
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k，1880—1921）。有诗《十二个》（The Twelve ）。出身彼得堡贵族家庭，受自由、科学、文学、艺术的家教。其妻是化学家门捷列夫之女。
写神秘虚幻的另一个世界。1905年后，他面向现实，回到俄罗斯和人民，离开象征主义。十月革命后，接受高尔基指教，投效革命，三十天成诗《十二个》，写得热情洋溢，是革命狂想曲。最后写到耶稣，把十二门徒换成十二个红军战士。结果被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批评。
艺术上的技巧，有他宿命的归属性。安格尔画毛泽东？康定斯基设计列宁纪念碑？行不通。叫梵高画斯大林？马蒂斯画宋美龄？
当你已获得个人性技巧时，就要明白你的归属性。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纵观俄国从茹科夫斯基到勃洛克，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一百二十年：古典浪漫的时代（当然是普希金），现实和写实的时代，象征和唯美的时代——和世界各国是同步的。但慢了一步，这是劣势。但在古典浪漫时期，因普希金、莱蒙托夫，而有了优势；到写实时代，出陀氏第一、托氏第二、屠氏第三，占尽优势，至今想来心跳不已、崇敬不已，至今见到俄国人，给他几分面子；象征和唯美主义，他们不及欧洲，没有尺寸大的人物。
中国，和世界不同步。中国不会浪漫、唯美，给唐宋人浪漫、唯美去了。写实倒是有过了，但鲁迅、茅盾、巴金，才不如陀氏、托氏高。鲁迅的诗和哲学的底子不够，写不成长篇。
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
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
中国近代文学：琳琅满目，一篇荒凉。把俄国和中国比较，中国在世界之外。
最近消息传来，俄国文学拼命想复兴，翻老账，出老书，面包没有，书多得很（文学家，原来一定要哲学和诗的基础）。1949年后，假借中苏友谊，我们比台湾、甚至欧洲更接近俄国文学。这倒是优势。现在补上俄国象征、唯美一代的作品，那就是人生一乐，就是俄国文学的老资格的欣赏者。
下次讲俄国二十世纪文学，那就要讲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肖邦的爱国，层次高了。他怎么爱法？我代他表达：‘我爱波兰，我更爱音乐。’”图为木心书房中的肖邦照片。
